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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7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文梅
当《公益时报》记者与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翟雁在她北京西大望路的办公室里面对面时，记者很是惊异于翟雁看上去的年轻。“想永远年轻吗?做公益就是最好的抗衰老秘方。”身材瘦小、留着短发的翟雁，透过那副凸显知性的眼镜，半开玩笑地说道。
自2003年创办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至今，翟雁已组织上万名专业志愿者为上千家社会机构提供专业服务，让更多的爱心志愿者成为了专业志愿者。
在公益圈，翟雁有个“喜新厌旧”的名头。翟雁说这个名头她认，因为惠泽人的发展战略基本上5年就是一变，她和同事们每天都在琢磨同一件事：创新。还有人说翟做得有点“傻”——辛苦好几年做项目、搞创新，成型的公益模式一出炉很快就交由政府接手推广，自个又乐颠颠地去攒下一个新项目了。翟雁对此不以为然，她觉得“惠泽人”的公益价值正在于此。
“我这辈子就认定这一个理了：做公益就是要‘不到黄河不死心’，即使失败，我也认了。”
志愿精神的本质是“我要做”，而非“要我做”
《公益时报》：很多人对做公益很有想法和热情，但目前真正在册的志愿者占比很小，在你看来原因是?
翟雁：从根本上总结只有三个字：“行政化”。我们追本溯源，为什么“志愿服务”最终会导致人们“不自愿”了呢?
现实中很多真实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当一个人有某种意愿、想去做某件事的时候，你帮他不断地将这种意愿以自然、舒适、内化的状态去加强，那么这种意愿就会演变为可持续的动力，最终付诸实施;但如果相反，当内因变成外部的诱因，一旦外部的诱因撤掉，那他自身动力就会马上没有了。
同理，当加入志愿者行列成为一种行政命令的时候，我本来想去，但你用命令来让我加入的时候，我就得琢磨了——“好吧，我去。那你给我点什么好处呢?”“好，我给，发洗衣粉、发肥皂。”于是，呼啦啦来一批人，都注册了都成了志愿者了，领走了洗衣粉、肥皂，至于最后志愿服务的效果到底怎么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志愿精神的本质是“我要做”，而现在变成了“要我做”，原因在于国内目前的志愿服务限于行政化的机制，没有被自发自愿地激活。实质是因为政府太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了，但因为背后没有一套科学可行的理论体系做指导，导致推行过程过于僵化强硬，反而适得其反。
志愿服务领域应被立法赋予更大空间
《公益时报》：从你多年从事志愿服务的经验来看，目前国内志愿者管理的法律法规是否完善?还有哪些内容急需充实、哪些内容与现实操作不匹配?
翟雁：每一年我都会以惠泽人理事会的名义给国家相关部门提交立法建议书，我自己也比较有幸代表社会组织参与了《慈善法》出台前的征求意见，在志愿服务领域的五个立法起草小组，我参与了其中的两个。综合下来，我们认为在志愿服务领域当中有三个大的方面是亟待充实完善的。
第一，关于志愿服务的立法，我认为应该赋予民间更大的空间。
比如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可以支持行业机构的发展，并更多地鼓励自律，以促进社会组织发挥自我完善的功能。但这一点它并没有做出界定，仍然是政府直接管理社会组织，这让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在志愿服务领域做出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国家的充分认可，也让我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在立法完善的前提下，更多机构合法合规地发展，政府部门可以进行更好地控制管理，其实一点都不会给政府管理增加更大的风险。
第二，在志愿服务社会组织整个行业的支持、保障、指导和治理层面，没有赋予我们更多的权限，而是给了更多的责任。我觉得责权利应该是对等的，目前的问题是没有给社会组织足够的保障和授权，但是要求他们担负的责任特别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志愿者在志愿服务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风险，统统都是由志愿者组织来自行承担的，实际上这就从客观上阻碍了志愿者组织去更好的调动和使用志愿者资源。
第三，志愿者的综合管理问题。目前每年能够真正自发参与到志愿服务一线的志愿者有七八千万，其中也包括政府动员的部分。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是否能够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真正有效地发挥其爱心和力量?反过来，社会应该给予志愿者们的支持保障是不是具备?这些内容在现行的立法条例中的体现是不足的。目前志愿者的管理还是比较混乱的，志愿者的隐私权、参与权、社会治理机制等，都应该成为未来立法完善和调整的主要内容。
扛起“专业志愿精神”的大旗
《公益时报》：2016年，你牵头成立了由100名专业志愿服务支持者联合发起并共同创办的非公募基金会——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这家基金会未来打算做什么?怎么做?
翟雁：虽然“惠泽人”在国内公益行业里已经深耕十多年，但它的定位不是一个扛旗的，“惠泽人”的定位是在一线做具体实践、探索、创新的机构，它要不断地去试错、总结、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试图促进行业更好地发展、联合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成立一个基金会来担任“旗手”。
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就是“扛旗”的。基金会创办前期，我们做了至少一年的可行性调研，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首先要做“价值倡导”。价值倡导的任务是在全球化的格局之下，做价值文化的引领、创新技术的研发、建立自己的智库，形成一套完整的、可推广的价值体系。
在价值倡导这条道路上，我们认为，“志愿精神”是其价值核心，只有“志愿精神”落地生根，才可能形成真正的公益社会。同时，在当今的新时代下，在人工智能逐渐发展普及的这样一个认知时代，“专业”又必须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推手”。博能基金会未来的任务就是要让“专业志愿服务”的理念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
《公益时报》：在这期间，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100位联合创始人的价值如何体现?
翟雁：我们的100位联合创始人要符合跨界的、专业的、志愿的、在职的、具有公益理想等这几个特质。我们按照行业领域的不同将这100位联合创始人分成了10类，有IT、法律、医疗、媒体、教育、金融投融资、社会创新、环保、养老助老服务等，每一个类别的代表10人分为一小组，明确各自的责权利之后，马上就可以跨界行动，开展专业志愿服务。
博能基金会就是公益项目孵化器，作用就是无条件支持这100位联合创始人，在共享内部现有资源的同时，帮助他们匹配更多的社会资源。
《公益时报》：你打算如何盘活这盘听上去很有吸引力的“公益棋局?”
翟雁：博能基金会成立之后，我们最困难的一个点就是如何把想法转化成可执行的具体工作，甚至是可以量化和投资的产品。
我们制定了三个基本战略。第一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平台，通过移动互联让更多的人便于参与。我们的在线志愿者注册互动平台“菠萝之家”就承载了这样一个功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你是否实务参与了志愿者工作，但只要你在线参与，就会成为传播我们基本理念的一分子，从而实现我们的第一大使命——价值引领和倡导。
第二通过资助，即小额配捐，我们叫“Match Founding”。我们希望联合创始人本身具备一定的能力，可以解决自身领域内创新公益项目的先期发展资金，我们给他们匹配一些专门针对志愿者的建设和发展基金，扶持他们成长。
第三是智库。我们的研究分为中国志愿服务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而通过行动化的研究，就可以成为可供专业志愿者使用和参与的服务产品，不仅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和公益筹资，后续还可以启发引领企业参与进来，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良性链条。
现在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没有办法通过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机构或部门单独解决。公益机构要想发展，需结合商业经济思维，借助商业模式，否则路只会越走越窄。
“政府采购”不等于“政府购买”
《公益时报》：近几年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渐成趋势。你认为什么样的政府购买才符合社会组织现实需要、并且能够真正体现其惠及大众的社会公益属性?
翟雁：首先我想说说政府“采购服务”和“购买服务”的区别。第一，政府的“采购服务”是可以做类似“外包”的，这种买和卖，是建立在政府需求的一套标准体系之上的。然而社会购买服务它不是以政府的需求为中心，而是以社会需求、社区需求为中心。谁最了解这些社区的实际需求呢?是这些社会组织和公益机构。所以，这些公益机构、社会组织在接受政府购买的同时，它还要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要及时向政府反馈群众需求和建议、意见，同时还要做一些创新，帮助社区完善公共产品。因此，社会组织本质上是政府提供的特殊的社会公益性产品的一个试验田、创新者、提供者，同时也是服务的供应商。所以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必须是平等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仍然沿用采购商业产品的那套方法来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把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当成他们的“伙计”，而非“伙伴”，这就成了“甲方乙方”的关系，那就是你必须得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社会组织之所以存在，就是要对政府的工作拾遗补缺，但如果不能正常发挥它本身的优势，而恰恰去凸显它的短板，那社会组织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简言之，政府的商业采购标准并不适用于社会组织。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中国未来公益之路?
翟雁：首先，未来的中国公益格局肯定是跨界的、多元的、丛林式的公益生态，而不再是某一个单一的组织或部门单打独斗。通过志愿服务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公益主体参与的日渐多元性。
第二，未来的中国公益圈不一定是以组织化为核心了，恰恰是非组织化的行动会改变我们的公益生态。所以尽管我们现在推志愿服务的组织化、系统化，但从根本而言，我们更注重的是要发展责任领袖，是要搭建志愿者的大本营。因为我们觉得未来人是最重要的，而这群人当中具有领导力的人、具有责任感的这些领袖们，才是我们更应该去关注的。我认为，未来的中国之变革和发展，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涌现出来，而中国社会也要从当下开始，为这些人才铺就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无障碍之路。
■ 本报记者 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