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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1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菅宇正
■ 本报记者 菅宇正
2017年9月19日，首届一丹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作为其一手创办的全球最大单项教育奖，陈一丹身着正装出席在香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并向两位获奖者表达了祝贺和感谢，祝贺他们能够从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也感谢他们在教育研究和创新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
2013年正式卸任腾讯首席行政官的陈一丹这些年并没有选择远离公众视线，转而更多地出现在媒体聚光灯下，只是与以往不同，他出席的大多是公益类活动，而媒体对他的称谓也越来越多：腾讯集团主要创始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武汉学院创办人、一丹奖创办人、互联网公益第一人、中国首善等。对于这些不同的身份和标签，陈一丹并不太在意，他说：“身份、标签不重要，我在乎的是在当下的岗位做有益的事。”
在独立的会客厅内，陈一丹接受《公益时报》独家专访，讲述了这些年和他有关的公益历程。
“一丹奖”，汇聚教育理念的平台
2016年5月22日，“一丹奖”在香港正式设立，旨在于全球范围内评选并表彰对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高达3000万港元(约380万美元)的奖励也使得该奖一跃成为迄今为止全球奖金额度最高的教育类奖项。对此，陈一丹的态度很明确：为教育，投入再多钱都值得。“虽然高考成绩不理想，没能进入理想的大学，但不可否认，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所以，这些年来一直希望为推动教育的发展做些事情。”2013年的一天夜里，陈一丹曾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道：设立突破宗教、种族、国家限制的人文鼓励奖项，旨在鼓励倡导人类对宇宙人生的领悟和贡献。“在我看来，一丹奖是一个平台、一种媒介，除给予获奖者鼓励和肯定外，它能够让更多的学者、机构聚集在一起，让优秀的教育理念相互沟通、交流，这是最重要的。”
一丹奖成立之时，陈一丹个人捐赠的25亿港元(约3.25亿美元)便已全部捐赠完成，资金由新设立的慈善信托管理，并设立一丹奖基金会负责具体项目运营。而如此大额的捐赠，此前并未被太多提及。“25亿捐赠资金是一次性现金捐赠完成，为了保证一丹奖的持续运作，同时设立一丹奖基金会以及慈善信托。对于慈善信托而言，有专门的慈善信托管委会负责财产的管理及投资，保证充足的现金流支持一丹奖未来的发展以及奖金的发放;而一丹奖基金会在香港设立，专门负责运作一丹奖，包括与全球候选人、研究机构的对接、具体工作的执行以及奖金的发放与分配等。”
一丹奖选择在香港设立，并以慈善信托的方式运营，有人认为是出于对内地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尚未明确的考虑。对此，陈一丹表示，之所以选择香港，一方面是考虑到香港的政策、法律、信托、财务、运营等方面都处于国际水平，但更重要的是香港本身独特的、中西荟萃的位置优势和国际大都会的文化氛围。“一丹奖本身的定位是国际性的奖项，而香港一直以来都是中西文化、人才和思想汇聚融合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更好地与全球不同国家或地区沟通和交流。”陈一丹说道，“过去十多年的时间，内地公益慈善行业的法律环境进步非常之大。《慈善法》尤其具有代表性，为行业提供法律保障的同时，还使得包括慈善信托在内的新事物也逐渐发展。但法律的出台到具体的落地执行，中间还需要有相应的实施条例，并且需要在具体实践灵活调整，这还需要一个过程。”
首届一丹奖的两位获奖者分别来自美国和哥伦比亚——美国斯坦福大学的Carol S. Dweck教授和哥伦比亚新学校基金会(Fundación Escuela Nueva)创办人兼总监Vicky Colbert分别获得一丹教育研究奖和一丹教育发展奖，每人将获得3000万港元奖金以及一枚纯金奖牌。
而谈到是否有中国学者申报时，陈一丹说道：“一丹奖下设两个奖项，一丹教育研究奖和一丹教育发展奖。在首届的一丹教育发展奖候选者中，来自中国的申请数量位列前三。但最终的评审是由独立的评审委员会负责，‘优秀中选优秀’这样复杂又头疼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士负责，我关注的是持续维持一丹奖整体的架构和机制。”
执着教育，始终践行“解行并进”
2013年3月20日，陈一丹正式辞去腾讯首席行政官，在给内部全员的邮件中，陈一丹写道：“放开腾讯管理职务后，我依然是腾讯人，仍将继续为腾讯事业的发展贡献所能。同时在今后的实践中，除了陪伴家人外，也会秉承腾讯精神，投入更多精力在社会公益和教育事业上。”
显然，陈一丹对新的事业有着很高的热情。正式卸任后第9天，陈一丹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在深圳成立陈一丹公益慈善基金会，并推出“一片丹心”和“一树丹枫”两个公益品牌计划，前者主要支持传统教育公益项目，包括《弟子规》公益亲子课堂项目、陈一丹伉俪图书馆项目、慈英奖项目，后者则主要开展传统梵呗音乐传承项目、苗绣、以及非遗文化项目等。对于成立个人名义的基金会，陈一丹称当时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希望在公益和教育方面做些事情，“现在基金会有专门的项目在持续推进，但在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太多，觉得应该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开展公益项目，更像是一种‘随缘’的状态。很多时候，我做公益，都是以这种心态开始的。”
的确，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随缘开始的公益历程。2006年，武汉的一所独立学院找到陈一丹，希望他投资。陈一丹最初对这个项目并不感兴趣，后来认为可以采取“公益办学”这个方式做高等教育。2007年，陈一丹开始了对武汉学院的捐助。而此后，为了能够推动这所高校的制度改革，当好一个办学人，他用了近9年时间，直至2015年5月28日武汉学院正式脱离母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成为华中第一家非营利的民办本科高校。但对于以办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陈一丹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开始。2016年12月5日，陈一丹宣布，湖北一丹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完成首轮共建基金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支持武汉学院的持续建设发展，这是中国民办高校首次以共建基金形式完成捐资募集。对于为何要如此执着地为教育而付出，为心中对向往的教育模式而努力，陈一丹说：“如武汉学院的办学宗旨‘公益办学’一样，就是用公益的方式办一所非营利的民办高校，让它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我对于教育的认识和关注，是因为秉持着‘解行并进’的理念。它是一个过程，一个在不断交流学习、实践中，对教育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的过程，而在新的认识中，愈发觉得教育的重要性，从而更加坚定认为教育值得去付出和投入。我本人对此深深地认同，并一直为之践行。”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十年：越透明，越收获
曾经作为腾讯首席行政官，陈一丹全面负责腾讯行政、法律、人力资源事宜，亦负责集团的管理机制、知识产权、政府关系等。2007年6月26日，腾讯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在民政部正式注册成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腾讯基金会”)，开创“先河”，成为互联网行业中第一家成立公益基金会的企业。彼时，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腾讯作为其中的弄潮儿，正与众多企业相互角力，其互联网增值服务、移动及电信增值服务、即时通讯服务等业务均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对于为何选择那时成立基金会，陈一丹说：“企业的发展，终究还是要回馈自己的用户，我们希望做一些事情，但希望形成自己的体系和制度。”
2004年6月1日，《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出台，非公募基金会正式登上中国公益舞台，打开了民间资本进入公益行业的闸口。两周后，腾讯在香港挂牌上市，且一度成为中国第一高价网络股。“很高兴腾讯的发展与这个时代十分吻合。”陈一丹说，“腾讯一直都在参与一些公益活动，2004年腾讯上市后，怎么样才能把公益做好成为了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而在国家有关部门逐渐以开放的姿态欢迎民间资本加入时，腾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公益理念，即成立自己的基金会，企业每年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做为资金保障，而基金会形成自己专业团队，运作公益。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准备，正式提交注册申请后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和肯定，之后进展非常顺利，我们成为了互联网行业第一家成立基金会的企业。”
陈一丹对腾讯基金会未来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企业出资这样简单，而是要继承腾讯的企业文化，在公益行业中寻找自身的优势和特色。2008年因汶川地震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公益元年，而对腾讯基金会而言，这一年同样重要。“腾讯集团和其他爱心企业一样，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捐款2000万元。除此之外，我们在思考互联网能做些什么?网民能做些什么?我们原来一直做产品，具有了很多研发能力，比如财付通网络支付的能力，以及即时通讯软件连接用户的能力。搭建一个平台，一边连接具备公募资质的基金会，一边连接众多网友，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网友也有着迫切的诉求，捐赠平台应运而生。而最终的结果我们看到了互联网所带来的巨大能力，超过30万人次累计捐赠善款2300多万元，超过了腾讯自己的捐赠金额。”
但灾难过后无人捐赠的情况随之而来，陈一丹开始思考如何才能保证平台的常态化运营。“不应该只是大灾大难时才有捐赠和参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导人向善，所以中国人骨子里都有公益慈善的基因，让这些基因释放出来，融入日常生活里，形成人人可公益、人人可参与的大环境，成为了基金会新的目标。在不断的探索中我们发现，用技术的手段让不同的公益项目透明地呈现在公众面前，用技术的手段让公众可以便捷地参与和支持公益项目，是一种唤醒公众善心、关注公益的有效途径，而科技正是那把释放慈善基因的钥匙，我们随即推出腾讯月捐、腾讯乐捐等项目，并与众多公益机构深度合作。从5年筹款1个亿，到1年筹款1个亿，再到如今99公益日3天捐赠超过8个亿，我们走得并不轻松，但很高兴，这条路是正确的，越来越多的网友通过科技的手段参与公益。而腾讯基金会也在这个过程中凭借自身优势找准了定位和目标。”
成立至今十周年，在技术的推动下，无论在筹款、信息披露、用户参与等方面，腾讯基金会都无疑为整个公益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在陈一丹看来，腾讯基金会最希望改变的，是让行业更透明、更清晰。“从捐赠人捐赠开始，到公益机构项目执行，再到受助人效果反馈，这当中涉及很多环节，涵盖包括机构、个人、企业、平台等不同参与者，是一个公益生态圈，而其立命之根就是‘透明’。基于透明，公众才能更加了解和信任公益项目，才会选择支持;同样是基于透明，公益机构和项目才会不断创新和发展，吸引更多公众的支持。”
在陈一丹看来，很多公益组织透明度做不好不是因为太难，而是把透明度建设当成一种负担，认为需要披露的信息太多、太麻烦，这种观念应该转变，应该将透明度建设视为动力。“当你认真做了，会发现你可以获得更多企业和公众的支持。我们碰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很多公益机构感谢我们把他们‘逼’进步了。所以很多时候，只是没能迈开第一步而已，真的走出去，你会发现你得到的更多，你会更有动力去做。腾讯基金会要做的，就是推动公益组织走出去，更透明。”
99公益日：对的事，一直做下去
刚刚过去的99公益日，超过1268万人次为6466个上线项目捐款8.299亿元，加上腾讯基金会2.9999亿元配捐资金和1.77亿元的企业配捐，累计捐赠金额超过13亿元，各项数据再创新高。腾讯联合众多公益机构和企业打造的公益节日，依靠配捐的新玩儿法，掀起了整个中国公益行业的狂欢，也颠覆了以往传统的筹款模式。“互联网+公益”成为时下热门，而互联网筹款更是成了公益组织的必修课。
但在陈一丹看来，不应该将99公益日简单理解成筹款的比拼。“腾讯之所以会采用配捐方式，是希望撬动更多公众参与和捐赠，激发网友的关注和热情。2015年首届99公益日，我们看到配捐资金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吸引205万网友参与;到了第二届，我们在自有配捐资金的基础上号召更多企业、爱心伙伴加入，同样取得了很大进步;而今年，来自于公众的捐赠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提供的配捐资金，配捐机制的初期效果已经达到，网友的捐赠热情和关注度已经被激发。一个项目最终成功与否，并不是获得多少配捐资金，而是能够获得多少爱心网友的支持、慈善的常态化以及公益生态的持续健康发展。”
“无论是草根NGO，还是国字头基金会，通过99公益日获得公众捐款、配捐资金，都不应该是最终目的，应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如何通过我们搭建的平台和节日，让更多的爱心网友认识项目、了解项目，进而认同项目、支持项目，赢得公众的支持和认可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我们发起99公益日的初衷和目的。配比资金只是吸引公众的一种手段，而3天的活动，只是给公众传播公益理念，号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关注公益的习惯。”
从第一届99公益日过度刷屏、消耗爱心，到今年饱受争议的“套捐”、“刷单”，关于99公益日的质疑声从未间断，陈一丹认为是整个公益生态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现象和问题，应该以开放的眼光看待，同时积极地予以应对和解决。“其实出现刷屏的现象，反而不算是坏事，就像前几天朋友圈刷屏的‘一元购画’，引发了全民关注和参与。而‘套捐’，一些机构把钱分散出去再捐回来，从中套取配比资金，原本用来帮助受助群体的钱，现在反而更改用途拿来套捐，这在法律层面上已经涉嫌违法，只要举报，我们查实后立即处理，绝不姑息。而对于公益项目中存在的‘刷单’现象，是把技术往错误的方向引入，对平台而言，违背了我们制定的规则，破坏了整个活动的公正性，我们不但不鼓励，而且也会坚决抵制这种情况。”
而对于外界猜测未来腾讯可能会停办99公益日，陈一丹说：“99公益日无论在公益理念的传播，还是互联网公益模式的发展上，都是成功的，这也是腾讯一直致力于推动的事业。所以无论从内在动力还是未来发展前景上，腾讯只会将其办得越来越好，而在资金的储备上，腾讯基金会的资金池足以支撑99公益日今后的发展。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认为99公益日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只要它有推动公益慈善的价值，就有持续办下去的理由。”
中国公益行业进入了黄金时代
“当下，中国公益已经进入了黄金时代。”这是陈一丹对中国公益行业发展至今的认识，他说，“整个大环境都是非常适合行业发展的，法律政策在不断完善，而且是以一种开放、鼓励的姿态，让一批批的企业家、社会机构根据自己的理念和认识投身公益，凭借自身优势和经验推动着包括环保、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进步。虽然说商业与公益的最终目的不同，但像战略部署、项目执行、财务预算、人力资源优化等商业手法同样适用于公益行业，企业家的加入，无疑会为公益行业带来新的思维和经验;其次，科技手段的引入，让中国的互联网公益不断完善、不断进步，而技术的创新还将为整个公益生态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再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到了公益行业当中，这当中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随着行业的逐渐发展，越来越多的具备专业能力的青年选择公益作为职业，这无疑会推动行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其二，是随着科技手段的引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公益，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为实现人人公益的理想更进一步。”
“在与其他国家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同样看到，时至今日中国公益行业已经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互联网公益，且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做得最好，它符合我们国情和社会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无法复制的，这样的成果来之不易、且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应该更加珍惜。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还将有不同形式的问题出现，我们应该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看待问题、直面问题、解决问题，需要法律不断完善和优化，需要公益机构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及自律，需要平台不断完善和审核，更需要每一位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每个人都成为公益的参与者、传播者以及监督者，大家共同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维护公益生态体系健康发展。”
访谈结束前，习惯性地问及对公益的理解，陈一丹说：“中国的先哲们很聪明，解文拆字最厉害，我的理解是：公益公益，对公有益。公益不仅仅局限于慈善的范畴，也不单单是捐钱，有人失落时给一个善意的微笑，有人伤心时一个温暖的关怀和问候，做一些力所能及而又对大家有益的事情，就是公益。再比如教育，在我看来，教育就是‘教+育’，恒在教学，重在育人，‘教’是教授技能、知识以及认识世界的能力，‘育’是育人的品格、人生观、价值观，所以‘教育’的含义远超学校所培训的知识理念，而是一个人所应该具备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德行、观念。”
整个访谈过程中，陈一丹多次提及透明化建设，在他看来，公益行业的发展，最根本的问题是透明和信任，而二者又是互生互利的关系，只有机构更透明，才能让人更信任，而只有更信任，也会推动公益更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