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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1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璇
人物档案
胡广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后分配到团中央工作。1991年至2011年，历任北京联想集团总裁办公室主任、柳传志秘书、香港联想国际副总经理、联想集团华南总部副总经理、神州数码（深圳）公司总经理。2013年，出任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大爱清尘、幸福列车、关爱老兵，都是胡广华带领基金会精心打造的公益项目。
“公益是块垦荒地，入行就业需谨慎。”这是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胡广华在一次活动上的讲话。作为曾经的联想集团总裁办主任，一直坚持公益走市场化的他近期接受了《公益时报》的采访，具体谈了谈慈善法实施后公募权放开的话题。
不要妄自菲薄、盲目自大
《公益时报》：慈善法实施后公募权逐渐放开。你觉得对基金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胡广华：慈善法实施后，公募权放开，大家都在喊“狼来了”。其实徐永光原来就说过，中国的基金会或NGO三分之二要被淘汰，这个行业才可以增长好。如果这样的话基金会也会有淘汰的。我觉得淘汰很正常，不淘汰就不正常了。
真正的市场应该是公平的，优胜劣汰的，那公益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到这个份上。
公募权放开以后，一定会对基金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挑战，但是千万别小看公募基金会。比如说一个非公募基金会要在全国去找媒体资源，找领导人出席活动他是找不着的。公募基金会的起点比较高，社会资源比较丰富，能够留存一批人才。
不过公募基金会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盲目自大，我觉得可以去跟NGO合作，我们成为资助型社会组织。我们有公募权，只不过我们不完全依赖于市场募款来做的，我们可以有自有资金来支持NGO的发展。
《公益时报》：你觉得国字头的资助型基金会和企业的资助型基金会如何共存发展?
胡广华：我觉得可以合作。中国的企业基金会大部分是在给自己企业的产品做宣传推广，国字头的相对来说会更具有公信力。企业基金会也是需要人才的，如果对公益不是很了解，设计项目或者在资助下面NGO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去帮他们一起挑选。我也需要找企业，企业挂名我来实施。我帮你挑，我帮你做专业化的管理，你出钱，然后你挂名，我来给你实施项目。我讲过就是说做公益，个人和机构不要划地为牢，公益产品不要私有化，我是有这个境界的。
要有服务意识和能力
《公益时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本身做好应对公募权开放的准备了吗?你从2013年开始推动基金会的转型,现在离市场化还有多远?
胡广华：2013年我进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之前每年的筹款大概2000多万，那个时候的规模是不足够养活整个团队的。我当时做的是要用一种市场化的方式，用商业的思维来改变这个传统的机关型事业单位型的基金会。
我来了以后把书报费、交通费、住房费等约2000多元的补贴全部取消，改成按照员工的能力确定其岗位工资，有的人可能拿到七八千，有的人可能就三四千，有差别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加大募款，用企业的考核和管理模式管理员工，尤其是倡导要有服务意识与能力，因为这样的机关里是没有或很少有服务意识的。
《公益时报》：经过这几年,基金会里的服务意识和能力有提高吗?有没有具体的量化的指标?
胡广华：最好的表现在筹款方面。2013年当年就从2000多万到4000万，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在2014年做网络募款。我们对所有的网络平台都开放，都服务。在结构上也有了变化，我们专门成立了网络众筹部门，所以到2014年募款了6000多万，差不多50%的增长。2015年加上天津爆炸案和9·9公益日，共募了1.5个亿。从6000万到1.5个亿，快接近200%的增长。
《公益时报》：这两年基金会的筹款额迅速增长，今年又有什么打算?
胡广华：今年我放慢了脚步。1.2亿或1.3亿我觉得属于及格，到8月份为止是8000万，还有4个月应该问题不大。其实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我们怎么完成这个数，这个数的质量。
慈善法实施以后面临的挑战，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对于任何公募基金会来说,有两点是我们应该应对的。
一个是在战略上面怎么应对?基金会没有钱，拿NGO的项目是募款去，实际上这个就是NGO在做基金会的事情，基金会在做NGO的事情，这个是不对的。公募权放开以后要成为真正的基金会，必须让基金会拥有基金(编者注：指的是指定的项目资金之外基金会可以自己支配的资金)，就这个是我的新的战略目标。
第二个是在管理上面，定了战略以后就是团队或者是队伍这方面。我们的团队要不被淘汰，一定要培训，一定要专业。今年一年我们的主旋律叫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管理年，我们定位今年是要把脚步放慢一点做扎实。
三种方式扩大自有资金规模
《公益时报》：你所说的基金的钱从哪里来呢?怎样才能真正成为资助型的基金会?
胡广华：中国的公募基金会是没有基金的，非公募基金会有，尤其是私人基金会。比如盖茨基金会，人家是有信托基金的，300多亿美元，找一些高素质的人才来投资理财，一年有30多个亿美元的收益，然后在全世界做公益项目。
我们怎么办呢?一个就是说扩大我的慈善规模，然后增加我的管理费的收入，这块相当于进入我的资本金的。今年管理费的收入可能也都要上七八百万了。
还有比如说增加新的理事，能够出钱的，直接捐到我的资本金。在新增副理事长的时候我会考虑到让企业家进来，包括理事。让企业家进来会带着资本金进来，这个现在还没有具体的人选，但是目标人群我是有的。
我们的副理事长刘婷今年就又有1000万给到我们，其中500万做项目，500万做我们自有资金。她承诺未来六年每年给1000万，那这样我就6000万了。
然后比如说非限定的捐赠，因为非限定捐赠的话这一块多或少几百万几十万都可以。不过目前中国非限定捐赠很少，大部分是因为这个社会缺少诚信，很多捐赠人都要看到，不光是捐定项目，还要看到你这个项目把钱给到某一个个人的手上。
《公益时报》：这些钱到了基金会怎样才能长期使用，而不是越用越少呢?
胡广华：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是基金会资产的保值增值方面。基金会有权利也有义务对捐赠资产进行保值增值。
虽然我是秘书长，不是理事长也不是法人，但责任我愿意担着，哪怕收益没有，我也愿意担当起这个责任来。因为不保值增值，这个钱放在银行里，存活期是浪费社会资源，当然要是随便去二级市场去买股票，那有可能真的是血本无归，那也不行，所以说要能够稳健地保值增值，甚至高于银行的理财产品，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公益时报》：目前基金会的自有资金是什么状况?转为资助型基金会后，原来的项目怎么处理?
胡广华：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起步。今年腾讯这一次做9·9公益日，希望基金会拿钱出来做自有资金配比，我真舍不得，因为我觉得自有资金就是我想要的，我拿去做配比的话最后也拿50万出来支持这100多个项目，杯水车薪。
其实我将来也是会做这个的，只不过我要把这个积累得大一点，可以雪球滚得更大一点，未来需要有三年的时间能够差不多可以了。
我们品牌项目比如说幸福列车这个项目我们还会继续做，但是做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品牌保留，会让其他的机构来承办。原来2012年我们自己做的，基金会的全部人去照顾孩子了，今年是找一家文化公司来，未来找NGO来做。未来我有自有基金的时候，我会重点再资助NGO的人员工资费用。
■ 本报记者 张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