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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7 来源 :9958儿童紧急救助 作者 :
时间更迭，又似往复，日子在复制粘贴，周韬最希望能够复制粘贴的是自己。
清晨六点，周韬都会被生物钟叫醒。之后半个小时，焦虑感推着思想逃离，落地的窗帘终是挡不住一天的到来，身体在现实里行走。妻子开车送他，他坐在后排，点亮手机屏幕，几百条未读信息扑面而来，从家到单位的路，他不必抬头看，便知道破碎的路口、凌乱的脚步，就像手机屏幕上长短不一的语音和文字，等人解答。
迈进办公室，穿起白衣，所有喧嚣全都落了地，该做的事在脑海里按序排列，手术、查房、与患儿家属交流，一整天的时间，似乎都不足够。
周韬常用星座来讲述工作中与生活中自己的不同，外向与内向在他身上对立而统一，而心里的焦虑与笃定，也一起发生，十几年工作经历，让他成为了年轻又成熟的外科医生。
* * *
01
“颜色的战争”中
他成为国内最年轻的儿童肝移植主刀医生
2005年，周韬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学业进入了最后的实习阶段，他被分配到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以下简称上海仁济医院)，在辗转几个科室之后，最终留在了当时的移植中心，后来，他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研究生学习。
也是在2005年的时候，上海仁济医院的肝移植手术开始享誉国内，一年之后，仁济医院做了国内首例儿童肝移植手术，自此以后，周韬的从医生涯发生了改变。作为科里的年轻医生，他被派到一墙之隔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开始了四年的儿科相关知识技能的学习。
从仁济医院到儿童医学中心，再到被召回仁济医院，周韬一路上遇到了很好的老师。从这些权威专家身上，周韬不断吸取经验、学习技能，再结合自己的想法，形成自己的理念。他常感谢自己在手术室里每一步“缓慢”而扎实的成长，在儿童肝移植这种纯靠手工完成整个过程的手术中，扎实意味着自我的信心，也意味着手下的这条小生命是否能安然无恙。
说到儿童肝移植手术，这是一场“关于颜色的战争”。
由于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几个月大的孩子通体泛黄，全身浮肿，“小黄人”这样的名字，不仅仅意味着大眼萌，也意味着有这样一些孩子，在他们出生之初，肝脏就开始了衰老。
葛西手术往往是第一选择，但葛西手术30%的有效率意味着，绝大多数孩子还是会成为终末期肝病患儿，肝移植手术成为他们的最终选择。手术成功后，孩子浓黄的肤色会逐渐恢复正常，生命的威胁暂时解除。
八个小时不间断的忙碌，对于做肝移植手术的医生来说，他们挽救孩子的身体，也要抵挡白天生活的琐碎，要打败黑夜袭来的倦意。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在2015年的时候开始设立儿童肝移植病区，2017年的时候，儿童病区有了一整层42张床位的规模。在此期间，周韬成为了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儿童肝移植小组组长，他也成为了国内儿童肝移植手术最年轻的主刀医生。
目前，周韬医生和他的团队每年要做四百多例儿童肝移植手术，数量国内第一。同时，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每年做儿童肝移植手术数量最多的国家。
02
“土特产大王”的焦虑：
希望能有另一个自己
迄今为止，经周韬亲手手术治疗的患儿数量已经有六百多例。儿童肝移植最大的特点是在移植术后要有完善的随访机制，了解患儿的术后恢复对术前评估和术中操作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随访的工作大多通过微信群来完成，几年下来，微信群越来越庞大，再加上科室里不断增加的新患儿，每天的问与答成为周韬最大的压力。他说现在的生活很单调，每天都是：“胆道闭锁”、“手术”和“病患”。
坐在办公室里，周韬知道推开眼前的那扇玻璃门进到病区里，就会有成百上千的问题抛到他耳里，即使门未打开，手机微信里的几百条未读信息也不可逃避。这些问题满含着患儿家长的期待与不安，像“负能量”一样倾倒给周韬，他只觉得，自己无比焦虑。
“我背负的更多是一种情感，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好。”
上手术台前，周韬会把手机关机，但他希望能有另一个自己，让微信24小时在线，随手能够处理与患者家属之间的沟通，抚平他们心中的忐忑。
面对工作，周韬算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在手术时较真：“我宁愿在手术台上多花半个小时，这样孩子的恢复可能就会快一天。”他也在处理日常工作时不安：“我不能放松，我面对的是一条生命，他们远在老家的时候我们便认识了。”
朋友、同事和领导都劝他，做医生应该更理性一些，但他说，医生也是人，尤其是自己的儿子出生之后，他有时候看到状况不好的孩子会忍不住想哭。对自我的严谨，也表现在对患儿家属的严厉，他希望能够用自己更专业的能力去帮助患儿，也希望每个人能够有更强大的内心去支撑整个治疗以及后期恢复的过程。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医院都会组织活动，接受过手术后已经逐渐恢复生活的孩子们会跟着父母一起来。来自天南地北的患儿家属，手里拿着自家的土特产往周韬手里塞，同事都说他是“土特产大王”，他并不会拒绝这些好意，时间久了，联系多了，他和这些家庭之间的关系早超越了医生和患者，他们像朋友一样问候，这是他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
03
被酒店赶出去的“佛系”医生
尽管近几年我国儿童肝移植数量和技术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胆道闭锁还是新生儿绝症一般的存在，所以，周韬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努力去改变这样的现状，希望有更多患儿家庭能够深入了解儿童肝移植。
初期尝试都没取得多少效果，但是偶然一次机会，让他想到了义诊的形式。刚开始本想联系一些地方医院，但沟通未果，于是，周韬开始了他一个人的义诊。
有一次，他去某地义诊，之前治疗过的一个家长联系了当地许多类似患儿家庭，当天上午，浩浩荡荡几十个家长和患儿围满了酒店房间，还没来得及将所有患者看完，被惊动的酒店方找了过来，虽然解释半天，但酒店方还是怀疑他是在搞传销，要求他立马退房走人。情急之下，他找了一个公园，将剩余的患者一一看完。他的行为最终打动了当地医院，后来，他在当地医院搞了一场真正的义诊，引得周边许多患者来参加。
他说：“不要因为一句话，就让孩子失去生命，我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小黄人’，了解肝移植。”
终日忙碌，对家照顾甚少，因为儿科医生的身份，他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反而很低，妻子常评价他很“佛系”。
在身边人看来，他的“佛系”更体现在对病患家庭的关照上。几年时间，科室里总会接到一些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十几万的手术费实在出不起，母亲望着几个月大的孩子神伤，他望着这样一家人，心生悸动。
于是，他联系与医院合作的基金会，发动身边的爱心人士，希望用各种方式去帮他们。有一些家庭，左筹右借却还是差一些钱，他会签下自己的名字，为这个家庭担保向医院欠款，先保证手术的完成。几年下来，他也不记得自己签过多少张担保书。
问他为何，他只说：“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做的了，我的冲动就只是为了救命。”
在理智与情感的纠葛中，他选择让一切为生命让路。他相信人本善，虽然他的善曾蒙受过欺骗，许多身边人也常调侃他是不是很有钱，但他对这些并不在乎，他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挽救生命大于一切。
04
独坐十分钟后，他拨通妻子和好友的电话说：“成了!”
三年前，在周韬的合作名单上，多了一个新的名字——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经过最初的了解，以及一个个救助案例的实践，在周韬和9958安徽救助中心上海组负责人许娟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有超过二十位患儿家庭得到了救助，顺利完成手术。
与此同时，在周韬的心里，生出一个愿望，他希望能够与9958救助中心一起，发起一个儿童肝移植救助专项。经统计，全国每年有近4000名患儿需要进行肝移植手术，但其中有50%放弃，而放弃最大的原因是贫困。
经过一年多的构思、磋商与准备，在2019年12月20日，9958“仁济儿童救肝计划”正式成立，当天下午，专项发布会仪式在上海仁济医院隆重举办。
在9958“仁济儿童救肝计划”发布会现场，有五个孩子成为了该计划首批救助对象，获得了两万元人民币的救助金，来自福建六个月大的曾夏智是其中的一个。
曾夏智的母亲曾梅水(左二)
在发布会现场接受救助金
曾夏智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母亲曾梅水是在离婚之后才发现已经怀孕，她不顾身边亲友的劝阻，在夏至日刚过的时候，生下了曾夏智。
出生后两个月，小夏智突然发烧，辗转多个医院后，最后在厦门确诊为胆道闭锁。几日之后，她被推进手术室，接受葛西手术。手术顺利，但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孩子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改善，肤色越来越黄，肚子胀大，全身也开始浮肿。这时候，曾梅水知道，自己的孩子并不是那幸运的30%。
后来，经病友介绍，曾梅水加入了仁济医院儿童肝移植的一个群，在这里，她认识了周韬医生。她知道，如果孩子不做肝移植手术，活下去的几率很小，但是经过上一次手术，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和亲友的借款，这成为了她前往上海最大的阻力。后来在周韬医生的鼓励和9958的支持下，她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住进了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病房里。
2019年12月中旬，曾夏智接受了肝移植手术，曾梅水把自己肝脏的一部分，移植到孩子的身体里。手术后一个星期，孩子恢复良好，能够进食。病房里，曾梅水抱着正在打点滴的小夏智，满眼感动，从老家赶来轮流照顾母女的亲戚，对周韬医生赞不绝口。
9958“仁济儿童救肝计划”发布会那天，周韬特地选了最靠边的位置，虽然他是这个救助专项的发起人，但是在他看来，能促成专项成立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医院、科室的支持，以及9958救助中心对他的认可和帮助，他愿意把这份荣誉，献给帮助过他的每个人。
发布会结束，所有嘉宾离场，在送走所有人后，他独自在会场坐了十分钟，他拨通了妻子的和两个挚友的电话，只说了两个字：“成了!”
05
一路同行，“移”路同行
对于未来的期许，周韬心中既有大愿景，也有小渴望。
愿景可以大到让中国的儿童肝移植走出国门，造福亚洲周边国家;渴望也可以小到在未来能够有志愿者的加入，来为这些需要经历或已经经历过肝移植手术的家庭带去更多心理上的疏导，帮他做一些简单问题的回复。
和9958的合作，他也想到了许多可以尝试实践的部分，可以说，在他的努力下，仁济医院儿童肝移植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也让他能够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更专业的部分中去。
他说，从成人医生转为儿科医生后，改变最大的，是让他变成了一个外向的人。从前讷于言说的他，开始愿意通过沟通交流去解决遇到的所有难题，因为儿科又被称为“哑科”，与患者家属之间的、与团队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都尤为重要。
拨开日常的琐碎、内心的焦虑，周韬看到的，是儿童肝移植在他面前展现出的魅力，他相信，每一场手术，每一个孩子的重生，他都是为自己而做。
或许是内心的热爱，让他看到了工作带给他的满足，也或许是在他的坚定中，许多曾经的患儿家属开始成为儿童肝移植的宣导者。儿童肝移植的发展离不开团队每个人的付出，也离不开社会的关注以及公益的加入，“移”路同行，同行的不止医生与患者。
他想起当初的一天，在连续的两场手术之后，已是深夜，团队的每个人都精疲力竭，领导提议一起去吃火锅，大家仿佛一下子有了精神。凌晨时分，大家围着热闹的火锅聊天打趣，天边渐渐有了微光，待到天亮，还有一场手术在等待着他们，但没有人介意宝贵的休息时间被“浪费”。
* * *
在周韬医生的工位上，有三样特别的东西：与儿子的合影、装着牙具和洗面奶的白搪瓷缸、一瓶胃药，三样普通的事物，又代表着家庭、工作与周韬自己。
从医学生到医生，上海仁济医院成为了他的另一个家，除了四年“游子”生涯，他在这里学习，也在这里成长。有时工作很忙，他一周都不能回家，他的生活仿佛真的想他说的那样，变得单调。但无论清晨在哪里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妻儿还是同事，他都能感受到一份家的踏实。
周韬医生笑着说，他自己最大的愿望，是能有一个足够养活家的副业，这样他就不用为了养家而工作，完全去享受从医带给他的乐趣。
“我就是想当医生。”滔滔不绝中，这一句，最是饱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