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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8中国公益慈善十年十大热点评选

2018-06-08 来源 :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  作者 :



评选标准----在如下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整体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在方法/工具/技术/政策/知识/理念/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持续的促进作用;
 
2.呈现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大拐点或重大趋势,其中,拐点开启了全新的路径或局面,趋势至少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仍具有发展活力。
 
3.揭示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的重大积弊或挑战,且这些积弊与挑战至少在未来五至十年仍须重视、直面和加以有效解决。
 
评选规则
 
1.从以下22个提名备选热点中选出10个;最多可选10个;
 
2.如果你认为这些提名备选热点不足以完整反映2008-2018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热点和重点,欢迎在表格内补充新的提名内容;
 
3.投票截止时间:2018年6月15日23:59。
 
备选热点介绍
 
1.民间力量参与南方冰雪与汶川地震救灾,触动中国社会治理体系重构
 
2008年中国重大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年初南方的冰雪灾害和“5·12”汶川的地震最为严重。大灾激发了中国社会各界空前的慈善捐助热潮。截至12月初,各界地震捐赠款物达751.97亿元,其中,个人捐款达458亿元,首次超过企业捐赠。大灾中迸发出的巨大民间力量影响深远,使得2008年被称为“中国民间公益元年”。往后十年,中国民间公益在曲折中走上专业化、组织化、协同化的道路,触动了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构,促使社会力量被逐步纳入政府社会治理改革范畴。
 
2.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激发志愿服务热潮,加速中国志愿服务体系构建
 
受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的需求激发,2008年中国志愿者至少增加了1472万人。在相当程度上,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普及了志愿精神、拓展了社会的志愿服务认知、推动了公民的志愿行动、触动了志愿服务管理体系的构建。这一影响持续发展,终在2017年推动《志愿服务条例》出台与实施,填补了中国志愿服务国家层面的立法空白,标志着中国志愿服务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
 
3.三聚氰胺事件引爆奶粉安全危机,暴露中国行业协会生存与发展困境
 
2008年9月,三聚氰胺毒奶丑闻曝光,仅婴儿奶粉,就共检出22家企业69批次产品含三聚氰胺,其负面影响蔓延至国际,引发了全社会的声讨和反思。除政府渎职、市场失灵外,奶业协会未能正常发挥行业自律与监管作用也是问责重点。中国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职能边界不清、治理失范、公信力低下等问题暴露无遗。2015年,《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印发,启动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试点。截至2018年4月,全国性行业商会已有388家完成脱钩,占试点方案总数九成以上。
 
4.阿拉善SEE凝聚中国民营企业家,通过承担环保责任参与公共事务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于2004年,由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先行者自发组织,尝试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公共事务。该会于2008年12月发起成立阿拉善SEE基金会,资助和扶持中国民间环保NGO成长。二者合称“阿拉善SEE”。阿拉善SEE的制度设计带有明显民主治理探索特征。在处理民主和效率、集权和分权、环保组织和企业家俱乐部、企业家和专业团队、商业和公益等关系方面,其探索颇具价值。
 
5.玉树地震善款“汇缴”惹争议,凸显中国公益慈善政社关系困局
 
2010年4月,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大地震。地震再次掀起全国性慈善捐赠高潮。政府先后下发多个文件规范社会捐赠及善款的管理使用,其中《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要求所有渠道募得善款全部须汇缴到民政部,由民政部拨付青海政府统筹使用。该办法一经公布便引起社会各界激烈质疑和讨论,被认为是2006年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慈善主体性和独立性的“慈善风暴”的延续,将抑制民间公益的创新与活力。在社会各界呼吁下,政府最终调整了有关政策,但慈善事业中的政社关系、慈善捐赠资金的有效管理使用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完满解决。
 
6.陈光标式慈善引发大讨论
 
2010年1月,商人陈光标高调募集4000多万元向西部贫困地区发红包。2011年1月,陈光标去台湾发放现金,要求受助者必须面对面接收现金,同时对他本人鞠躬……陈光标的慈善行为被称为“暴力慈善”,有批评者称陈光标慈善数字造假,靠倒卖拆迁项目赚钱,涉嫌骗捐款、骗头衔、骗项目。2016年3月,陈光标涉嫌诈骗被查,同年6月,财新传媒以《陈光标:“首善”还是“首骗”?》为题发表特稿,全面调查了陈光标;同年9月,财新传媒再次以封面报道《再看陈光标》,揭露陈光标自我包装、营销以及谎言渐次剥落的荒诞历程。
 
7.壹基金辗转落户深圳,开启中国民间公募基金会时代
 
2007年,著名功夫片明星李连杰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合作设立“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以独立运作的慈善计划和专案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开展公益事业。2010年12月3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在深圳市民政局的支持下正式注册成立,拥有独立从事公募活动的法律资格。2011年1月11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举行揭牌仪式,成为国内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在2014年的“4·20”芦山地震中,壹基金累计募款3.86亿元,不少媒体认为,这是中国民间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首次超越官办机构。
 
8.免费午餐间接推动中国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2011年4月,邓飞联合500名记者发起免费午餐基金,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截至2017年,募款已超3.6亿元,开餐学校达900多所。免费午餐基金成立之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报告中提出,政府应把儿童营养干预作为基本职责,并由执政党和国家作出政治承诺。报告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而免费午餐基金作为民间力量率先行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家行动。2011年10月,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连片特困地区作为国家试点,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承担。
 
9.郭美美事件引发信任危机,倒逼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提升透明度
 
2011年6月,郭美玲在网上炫耀其奢华生活,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而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郭美美事件”爆发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锐减,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7月,全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过50%。2014年8月,“郭美美事件”调查结果出炉,据警方调查,郭美美及其资金来源与中国红十字会毫无关系。但政府部门的澄清并未消除网民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负面印象,人们对官办慈善机构“暗箱操作”的做法不信任已久,直至今日,人们一提起红十字会,仍会想起郭美美。
 
10.“爱心妈妈”收养孤儿陷困局,拷问中国政社救助体系与责任关系
 
2013年1月,河南兰考县城关镇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事故,“爱心妈妈”袁厉害收养的7名孤儿罹难。此事引发社会对民办托养机构的高度关注。“袁厉害事件”当年,民政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着力解决民办机构和个人收留弃婴问题,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婴。2018年5月,河北省武安市政府将李利娟爱心村的74名孤儿弃婴分流安置,再次引发社会对民办托养机构的关注。在公共服务缺失的时期,爱心妈妈们用一种非正常的方式解决当地弃婴问题,而政府的福利院又是否是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拷问着中国的政社救助体系。
 
11.“爱佑益+”崛起探路公益创投
 
2004年12月,爱佑慈善基金会的前身北京市华夏慈善基金会成立。2013年6月,爱佑推出了以资助非营利组织为主的公益创投项目,经两年的试探后,于2015年6月加速投放,至2016年12月,累计资助101家的公益组织。“爱佑益+”是投资人跨界公益慈善领域的一个典型,他们在资助非营利项目时注重其规模化的潜力,同时,“爱佑益+”提供的“非定向”资助为大量优质公益项目提供了灵活发展的空间。
 
12.冰桶挑战赛、腾讯99公益日、蚂蚁森林等互联网公益创新,开启平民慈善新时代
 
2014年,欧美的“冰桶挑战赛”传至中国,引发一场互联网公益嘉年华,这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公益的一个重要节点;2015年,腾讯基金会发起“9·9公益日”活动,截至2017年,已连续举办三届,每届都创下互联网募捐的捐赠金额和参与人数纪录;2016年,蚂蚁金服推出“蚂蚁森林”互联网环保公益活动,不到一年让超2亿中国人碳减排67万吨、种下超800万棵梭梭树……这些互联网公益创新展现出巨大想象空间,不单开启了平民慈善新机制,也在重塑着慈善行业生态。其间虽暴露出不少问题和挑战,但前景仍值得期待。
 
13.社企论坛推动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进入市场构建期
 
自2006年经英国文化协会(BC)引入中国起,社会企业就受到了热捧,影响力投资等创新的资本概念和模式也开始兴起。它们为资金来源单一、渴望自我造血的中国慈善界带来一种新的可能。2014年,17家中国机构联合发起成立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8年改名“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致力于推动构建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行业的生态系统。截至2018年,该论坛已连续举办3届,并颁发两届“中国社会企业奖”。但对于该奖的评选标准,业内存在一些争议,尤其是2017年的摩拜单车入围引发了一轮激烈的讨论。
 
14.西湖大学探索基金会办大学的本土治理新路径
 
2015年,西湖教育基金会成立。2018年4月,以西湖教育基金会为举办和筹资主体的西湖大学正式获批准设立。基金会办学的方式被认为有利于聚合社会资源、吸纳社会智慧以及和社会各界互动,但西湖大学的不确定性依然巨大。能否完成巨额筹资任务以满足大学的持续运营需要、能否在最快时间内集合一流队伍并建立起开放且有效的教学和科研秩序、建成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等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15.国际公益学院成立,中外富豪慈善家合力探索中国公益教育创新
 
2015年,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清华大学公益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不同,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是中国首家由中美慈善家联合倡议并支持创建的国际性公益学院。它有吸纳中外慈善家资源和智慧的优势,有望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建设培养榜样型慈善家和高级公益慈善管理人才的教育系统,打造引领全球慈善发展趋势和推动形成新型慈善知识体系的专业智库,建成有影响力的公益人才培养基地。但是,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能否实现如上目标,还需要长期观察。
 
16.尼泊尔地震救援,中国民间力量首次集体输出
 
2015年4月,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壹基金、爱德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中国民间救援力量快速奔赴灾区,为当地提供紧急救援、医疗救助、食物发放等帮助。在救援过程中,中国机构还与国际组织紧密合作,建立“4·25尼泊尔地震中国社会组织信息协同平台”共同开展活动。这是中国社会组织在人道救援领域的首次集体输出行动,不仅反应速度快,而且规模空前,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组织走向世界的一个节点。
 
17.万达等民营企业巨头高调响应扶贫攻坚的政府号召
 
2015年10月,中央政府提出“精准扶贫”的号召,这对民营企业的扶贫思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万达集团的“丹寨包县扶贫”是其中的一个典型。2016年2月,万达与当地政府签下了14亿元扶贫协议,出资3亿元捐建职业技术学院、出资6亿元捐建旅游小镇、出资5亿元成立丹寨扶贫专项基金……“万达模式”特点是企业拿出商业上的核心资源,并试图让扶贫项目与商业模式“咬合”起来。“包县”模式引发了不少传统企业的效仿。但是,这种因政府号召而催生的企业慈善行为,其参与动力是否可持续仍有待观察。
 
18.慈善立法获历史性突破,中国慈善格局进入新时代
 
2016年3月,《慈善法》公布,并于同年9月正式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国家层面基础性、综合性慈善法律,开启了中国民间与政府同为社会筑底的慈善法治时代。它与同年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共同搭起中国慈善法治体系的基本框架,是中国慈善立法进程的历史性突破。但是,其发展态势深受后续配套法律法规体系能否融惯、执法与司法实践能否切实深入等的影响,需要长期的观察与倡导。
 
19.“善心汇”警示:慈善成传销、诈骗犯罪新噱头
 
2016年5月,打着慈善的名义聚财的传销平台“善心汇”上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展了超过270万会员。其成员遍布全国各地,北方是重灾区,东北地区尤甚。受骗人群的年龄多在28岁-55岁之间,主要分布在三四线县城与广大农村。2017年7月,善心汇创办人张天明被捕,同年7月24日,“善心汇”信徒在北京聚众闹事,要求释放张天明,警方称其“严重扰乱了首都社会秩序”。打慈善旗号从事传销,善心汇不是孤例。在2016年8月央视曝光的350个传销组织里,有9个在名称上就带有“慈善”字样,以慈善之名,已经成为了传销界的一个流派。这暴露了一个问题:假慈善的传播也许比真慈善更快,更广泛。
 
20.罗尔事件再引个人求助与慈善募捐边界大讨论
 
2016年11月底,深圳媒体人罗尔撰写的《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在微信朋友圈中“刷屏”。其文展现了一个父亲在女儿患了白血病后的艰难处境,意外引来超额“打赏”。但在11月30日,舆论反转,罗尔被爆有房有车。12月1日,微信平台将在3天内,将总计2626919.78元的微信用户赠予款原路退回至用户零钱包。罗尔事件刷新了个人求助的影响力上限。《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在微信后台的点击量逼近1亿,有超过11万人进行“打赏”,数额超过260万元,在质疑发生后,多个社会议题的大讨论启动,比如个人求助与慈善募捐的边界等。
 
21.《公益向右商业向左》引发中国公益慈善界思想交锋
 
2017年8月,“希望工程”发起人、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发布新书《公益向右商业向左》。在书中,徐永光梳理了自己近30年来逐步形成的公益市场化改革观点。该书一方面收获不少意见领袖的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却引发了对于公益市场化的激烈争议。其中,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公开发表《驳“永光谬论”——评徐永光<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万字长文,前所未有地严厉批判徐永光的观点。此即为“二光之争”,是中国公益慈善界少有的思想交锋。该事件虽未最终引发更深入的思想争鸣,但掀起了对公益与商业的本质与关系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大讨论,在促进行业思想市场开拓、推动行业基本问题研究等方面有重要价值。
 
22.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宣布超60亿捐赠计划,探索中国企业家大额捐赠战略转型
 
2017年7月,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宣布了一个超60亿元捐赠计划,包括1亿股美的集团股票和20亿元人民币现金。这是中国企业家大额捐赠在曹德旺股捐35亿元之后又一次豪捐。何享健捐赠计划采用了“慈善信托+基金会”的创新模式,为中国企业家大额捐赠转型战略慈善的探索和实践提供了本土经验。在解决日益深化和复杂的本土或全球化问题中,已积累了相当财富中国企业家群体如能规模化地走向战略慈善,或将会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慈善生态中一股新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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