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新闻
2017-05-16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5月1日，初夏的映秀镇还有些许寒意。
赵文艳一如往常般早起，穿上社工专有的橙红色马甲，从汶川县城坐公交车赶往映秀。在这地广人稀的县城，她当社工8年来，几乎一半时间都在赶路。
2009年11月，在广东省对口援建工作组的帮助下，汶川成立了第一家社工组织——广东大同社工站，介入灾后重建。2009年底，辞去了民政局的工作后，赵文艳成了大同的一名社工。
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不仅改变了山川容颜，也改变了与灾区相连的个体命运。和赵文艳一样，无数社工和志愿者的人生轨迹因地震而改变。
灾后重建的力量
9时20分，公交车停靠在映秀镇卫生院附近，下车后，赵文艳脚步匆匆，快步赶往映秀莞香广场。
镇上的志愿者们已经搭好场地，欢迎游客的横幅已高高挂起，40余名穿着民族服装的志愿者悉数到场等候召集。
赵文艳叫上几个驻村社工，很快把志愿者组织起来，在广场上一字排开。志愿者们被分成3个组，为有需要的游客指路、带路，提供开水、创口贴及藿香正气水。组织完后，赵文艳和其他社工也加入志愿者队伍，为游客介绍映秀。
有同事劝赵文艳中途休息下，赵文艳摇摇头表示拒绝，“现在人不多，不累”。
这是为了庆祝“五一”而举办的一场志愿者活动。自2009年加入大同社工站以来，这样的活动赵文艳组织了无数次。
赵文艳是土生土长的汶川人，不是社工专业毕业的她，却对这份工作有种近乎痴迷的热爱。
时间回到2008年5月，汶川人赵文艳还是北京科技大学大三的学生，5月12日地震时，她正在绵阳市区，从惊吓中恢复过来，确认家人都平安后，就赶到了绵阳体育馆当志愿者。
平常就热心助人的赵文艳，面对无数的伤者，一股无力感却涌上心头，“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发发物资”。
赵文艳说，这种无力感持续到遇见大同社工站的创始人刘静林和周小燕。
2009年6月，大学毕业的赵文艳回到汶川，成为县民政局的一名合同制工作人员。而彼时，社工辅导工作正式纳入广东援建的一部分，刚刚从广东来到汶川的刘静林和周小燕，正着手成立大同社工站，因为经常到民政局办事，他们很快熟络起来。
周小燕向赵文艳描述了未来社工的重要性，尤其在汶川灾后精神家园重建过程中。受其影响，赵文艳也逐渐意识到，社工对于刚刚经历过地震的汶川人民的紧迫性。
2009年12月，大同社工站在汶川挂牌成立，在广东省对口支援汶川县恢复重建工作组的支持下，广东援建组援助资金424万元。
赵文艳在机构成立之时就辞了职，加入了大同社工站。
在汶川的社工中，与赵文艳有相同经历的不在少数。2010年，作为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一名志愿者，毕业于南方医科大学的荆志花来到汶川，两年后加入大同社工站，成为一名专职社工。
同是西部计划的志愿者向梅，服务期满后，选择留在了汶川县做一名社工。
逆境中重新出发
对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大学生来说，社工的生活有着难以想象的艰辛。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社工们分小组到各个镇驻站，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几年。赵文艳被分到水磨镇，刚到时，她找到社区，在办公室搭了张床就住下了。
社工收入也不高。2010年底，赵文艳的男友欧阳海兵也应聘进了大同社工站，成为一名社工。两人初进大同时，每月只有1500元的工资，即使现在，月收入仍然只有3000多元。
大同社工站人最多时，有30多个工作人员，在赵文艳进入机构后，陆陆续续有人离职，流动性比较大。
赵文艳说，有的社工来了汶川，很快被艰苦的环境吓跑;有的上有老下有小，无奈离开;还有一些人想帮灾区，但空有理论知识，缺乏实际经验。曾有持心理咨询师证书的志愿者去安慰受灾者时，听了几句哭诉，自己便失声痛哭起来。
按照约定，广东援建出资购买项目的期限是3年。赵文艳的家人曾担心，社工的工资低、工作稳定性不够，曾一度劝赵文艳回体制内工作。
家人的担心正逐渐变成现实。
2013年3月，3年的服务即将到期，机构的经费来源成为一大难题。当时，机构的人已经走了一大半，慢慢地，由于各种原因，其他社工也逐渐离开，最后只剩下赵文艳和欧阳海兵两个人。
这样的困境，在汶川的其他社工机构中也存在。赵文艳说，除了大同社工站，其他之前进驻汶川的志愿者工作站，因人员缺乏等问题，陆续关停了。
在赵文艳的坚持下，社工站有了转机。2014年，汶川县政府决定，给予包括大同在内的3家社工组织每年60万元的购买服务，针对学校、社区、志愿者等开展项目，这可解了赵文艳的燃眉之急。而在此之前，赵文艳已经欠下了不少外债。
“永远不走”的队伍
早在机构成立之时，赵文艳和同事们就做了大量调研，了解到灾区人们对心理援助的需求日渐明显。
在映秀做社工服务时，赵文艳了解到，当时经历过地震的人都有心理创伤，尤其是在地震中失去小孩的母亲，赵文艳说，在走访过程中看到，有些母亲精神恍惚，在家一坐就是一天，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对于这种情况，有时赵文艳竭尽全力，也无法慰藉绝望的求助者，有时求助者会因为赵文艳持续的开导，而慢慢敞开心扉。
映秀人沈阿姨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沈阿姨在地震中失去了小孩，赵文艳带着社工去她家，陪她聊天，一待就是半天。对于社工的开导，一开始沈阿姨基本都不理会，时间一长，也就慢慢打开了心扉。如今，沈阿姨也当起了志愿者，每次只要一有活动就会参加。
灾后重建完成，伤痛也随着时间被抹去。摆在赵文艳面前的，是如何转变大同社工站的服务方向。
“灾区的社工服务，要从关注精神家园的建设向关注群众生计问题转变”，在多年的工作中，赵文艳逐渐摸索出这条道路，“一来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二来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有奔头”。
地处偏僻高山的映秀镇黄家院村是当地的典型贫困村。赵文艳从2015年起带着社工团队到村做工作，情况令人始料不及，“震后村民们养过蝎子，结果亏了不少钱，就灰心丧气地等帮扶资金过日子。看见我们不是来送钱的，就赶我们走”。
团队没有放弃，多次跋涉上山，挨家逐户上门了解村民的需求，渐渐获得群众理解。“我们争取到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支持，带领20户农家组成互助小组，以扶贫基金补助一部分、农家互助一部分的形式，养起了‘跑山鸡’，并请畜牧专家上山培训村民。”最后，这20户人家每年都得到了几万元的收入。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机构成立至今，汶川大同社工站累计服务过当地10万余人次，组建了一支130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经常服务的有300人。承办过50个民政部、儿童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的项目，并且已经顺利结项。
赵文艳时常想，如果没有地震，也许她会和爱人到更远的地方看看。经历地震后，她觉得自己要为家乡的重建做一点事，汶川需要的是一支永远不走的社工队伍。
(据《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