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献金发祥地

　　“巍巍自贡市，天然一宝地。既是好盐卤，又是瓦斯气。生产复生业，军民赖供给。文化程度高，个个明大义。献金救国事，输将居第一。子文报国曾毁家，弦高犒师本不惜。凡是先贤所作为，自贡英豪堪兴比……”这是冯玉祥将军的献诗《自贡市颂》，首发于1944年《自贡新闻》的《自贡市献金分会纪念专刊》，真切表达了冯玉祥对自贡市人民爱国献金的感激。

　　 1943年与1944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两年。由于连年作战，国力维艰。打仗需要钱，抗战需要钱，而国家已几乎没有了钱。抗战爆发后，沿海地区先后沦陷，占国家财政收入大宗的关税、盐税随之锐减。1941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86.93亿元法币。国民政府不但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亦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为了坚持到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倡导成立了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会，冯玉祥将军自任总会会长，各地也相应成立了分会。还有一个原因，冯玉祥受到苏联百姓献金支持前线的启发，以全国慰劳总会会长的名义准备发动献金。

　　 1943年11月，他首先来到自贡自流井地区，仅仅自流井一地就出乎预料地献乎200多万元（注:当时的法币，下同），冯将军大受鼓舞，决心开始广泛的爱国献金发动。从此，以自流井为抗战献金发祥地，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像一股巨浪波及全川。冯玉祥在四川开展献金救国的路线依次是：自贡、五通桥、乐山、夹江、眉山、彭县、新津、双流（1943年12月21日）、成都（1944年1月16日）、重庆（同月）、江津、合江、泸州、隆昌、内江、自贡、富顺、威远，共17个县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回旋。

　　 1944年6月26日，冯玉祥将军顶着烈日，由重庆经隆昌、内江再次来到自贡，深入发动献金。29日上午，自贡市慧生公园（现彩灯公园）举行集会，当天烈日炎炎。冯玉祥将军在《为国民节约献金向各界讲话》的讲话里，以通俗的语言、洪亮的嗓音，直率地说：“自去年本人走自流井过，节约献金也就由此开始推行，出乎意料地自流井一下子就献了二百多万元，自流井成了电灯厂的发动机，因为这发动机发动电力，所以四处都亮了起来，尤其是蜀光中学特别热烈献金，数目极大。”在日军执行“重庆大轰炸”同时，又推出了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盐遮断”专项轰炸，盐都自流井迅即成为重点轰炸的城市目标。炸毁、震倒、燃烧房屋近3000间，整个一条通衢运盐大街道全炸光，遂成著名的“光大街”。

　　 6月30日上午，冯玉祥来到井盐生产的另一重镇贡井，继续发表演说。听众群情激奋，慨然解囊……

　　 全省闻名的蜀光中学在日军大轰炸中同样遭到大破坏。6月30日下午2时，冯玉祥马不停蹄再度莅临蜀光大礼堂，一场节约献金的浪潮就漫卷校园。坐满大礼堂的18个班、上千名师生，分班开展热烈而有序的献金竞赛。毕业自蜀光中学的卢从义回忆说，高中1941级毕业班的同学曾留下了这样的豪言：“青年号的献金，这是我们在校的最后一次出钱救国的机会，我们大家都准备起来想打破历来的记录。于是，我们扛着纸糊着的飞机，挥动着小旗更高唱着啦啦词给自己的人打气，坐在礼堂里，军乐奏了起来，我们的血沸腾了，我们的心情紧张，紧张！大家努力的结果，1941级理组终于击败了所有的班次，得到最后的胜利。我们年级献金的数目就有3000元左右——占全校献金的四分之一强，而我们的人数却只有全校人数的十分之一强，这不是我们精神的表现吗？！”大礼堂再度掀起新的献金狂潮，各班分班开展竞赛，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最后5分钟竞赛结果，共献出金额高达120余万元。

　　 清贫的学生都做到了倾其所有，一座城市迅速在高速的现金流动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银城”。全市献金创下了当时全国的最高纪录：1.2亿多元。按当时全市42167户来计算，每户献金约3000元；全市22万人口，每人献金约600元。此外，还有金戒指784只、金镯10双、布鞋等实物，独创突破各种记录的共有22项之多。在最后的献金大会上，当地将金银器分缝在两幅缎幔上，组成两幅独具特色的图案。一是“赤心爱国”，四角为飞机、大炮、坦克和军舰，当中是个“爱”字，字当中是一颗鲜红的爱国心；二是“同盟胜利”，图为中、英、美、苏下画一个V字，象征着胜利快要到来了。这两幅图案后来收入全国《纪念抗战建国胜利历史画册》，成为珍贵历史的记录。看到这样的爱国热情，冯玉祥将军感动不已地说：“是汗与泪、千万良心交织成的无名诗篇。”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来到自贡后感慨：“这个献金数字，是很不容易的，以前首都（重庆）‘七·七’献金来说，也只及自贡献金三分之二。”

　　 在富顺县举行献金集会时，县府设宴招待冯玉祥，并邀请许多名人作陪，但他却坚不入席，而宁愿以豇豆、苦瓜及大红灯笼海椒烧熟后拌皮蛋佐餐。

　　盐商的纾难义举

　　 在1944年的自贡市献金运动里，川康盐务局的员工捐了80万元，自流井盐工捐了700万元，贡井盐工捐献300万元。盐场首富王德谦个人献金（物）1500万元，余述怀也捐献1000万元，双双突破全国个人献金的最高纪录。余述怀还慷慨壮语：“述怀虽长期经营井灶，但是现在仍感资金周转困难，不得卡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

　　 这些数字，自贡市市长刘仁庵是有建议的，冯玉祥立即采纳。比如提出，个人献金超过1000万元的，请冯玉祥出面，由蒋介石亲自接见一次。这对大盐商余述怀来说，有吸引力。他是山货铺学徒出身，但是尊重文化，明白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道理，能得到领袖接见，是锦上添花的事。于是奖励办法公布的同时，余述怀就表示自愿捐献1000万元。刘仁庵则立即让自贡的报纸报道余述怀的献金事迹，并请四川省主席张群嘉奖。为表达感激，冯玉祥亲赴余述怀的六十大寿家宴，并将自己乘坐的别克小轿车相赠。1944年冬天，冯玉祥兑现了承诺，引荐余述怀到重庆面见了蒋介石一次。

　　 1944年7月14日，冯玉祥受邀到自贡首富——盐商王德谦的大安寨做客。王德谦为人低调，早年倾心黄老，晚年闭门精研佛学。清末至民国初，军阀把自贡盐商视为肥肉，使用恐吓、讹诈、诬陷、绑票、关押、肉刑、公开抢劫手段，对盐商进行敲诈勒索。王德谦因此不出大安寨老屋，更不到业务场所。他发帖子请冯玉祥来大安寨吃“豆花饭”，这是自贡人的客气话，实际上是极高礼遇。当时连自贡市市长刘仁庵、盐务局局长曾景南等要人，都没有见过他。

　　 在自传中，冯玉祥记录了这次会面：“有人对我说，有一次，有人请王德谦吃饭，他被绑票，花了许多钱。从那以后他再也不下山，谁请他也不去，谁找他也不见。这一次他听见说我又到了自流井，发动节约献金的事，他受了感动，他派代表来说了这个数目。我说：‘那样，我们应当见一见面才对。’他下了帖，请我们七八个人到他家里去吃饭。他是住在一个小山上，是普通旧时房子，地是三合土打的，屋内很干燥，也很清洁，堂屋挂着我写给他的对子。他有三个小孩，是跟着一位老学究读四书五经的，把孩子们读得面黄肌瘦。前头有五间房，都快倒了。我对他说，这些房应该赶紧重新修一下。”这所小青瓦大平房，至今还屹立在大安寨上，成为历史的见证。

　　 这一顿“豆花饭”席上，据王德谦的子侄回忆，就是最普通的回锅肉与豆花饭。冯玉祥与王德谦在席上结为干亲家，冯玉祥还将刚刚认的“干儿女”分别改名为王国柱、王国栋、王木兰。1951年王德谦的第11个儿子出生，他顺着冯玉祥的改名，将其命名为“王国喜”。在盐场两大首户带动下，自贡的盐商富豪越来越多地投入到献金运动中。先后有24位盐商除团体捐献外，另外个人捐献共300万元，还有77个盐商发起献金组织，约定每人每月献金1000元，直到抗战胜利。到献金大会这一天，老人队、儿童队、妇女队、工人队等各式各样的团体，都打着锣、敲着鼓、吹着号、放着鞭炮，冲上献金台来。妓女、乞丐、僧尼、囚犯、船夫等也纷纷加入到献金行列……

　　 冯玉祥意犹未尽，7月15日他在住地自贡市盐务管理局宿舍（北院，即今中共自贡市市委所在地）写下了“还我河山”四个隶书大字，同年10月在王爷庙一侧的龙凤山山麓摹勒上石，保存至今，成为了那场献金运动的最强音。

　　 据当时的统计，1944年冯玉祥发起的献金运动，为前方抗战将士募集到超过5亿元的款项。通过这次川南献金运动，冯玉祥在四川各地也看到了老百姓质朴的爱国情怀，他说：“有的人说四川对于抗战是出钱、出力、出命，我说他没有说完全，还有出田、出地、出粮、出汗。这是多么伟大的事啊，这是永远不可忘记的事。” （据《蜀地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