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位于世界上两个主要地震带之一（地中海一南亚地震带）上，地质活动较为频繁，是中国多地震的省区之一。清至民国时期，西藏震灾虽然数量较少，但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

　　清至民国西藏震灾数量

　　 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地区，是中国地震活动多发地区之一。该区南部是著名的喜马拉雅地震带，北部为唐古拉地震带，东部以南北地震带为邻，并由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挤压碰撞，现代构造运动剧烈，地震时常发生。仅从有资料记录的642年至1980年的1300多年间，共发生地震624次。

　　 进入清代和民国时期以后，西藏地震的发生次数和频率都呈惊人的几何倍数增长；在发生县数上，清与民国时期开始明显加大；在所占比例上，清代与民国占了八成以上。清代时期，西藏人民罹难最深的仍是水、雪灾害，与之相比，震灾无论在发生频率还是破坏幅度上，都要比水、雪灾害弱势。但进入民国时期后，西藏地震无论从发生次数（80次）和频率（2.11次/年）上，都远远高于水、雪灾害（33次、10次；0.87次/年、0.26次/年），从量化数字来看，都要比水、雪灾害强势。这可以证明，地震是西藏水、雪灾害外另外一种不容忽视的自然灾害。

　　 不能否认的是，正是这种给予关注相对较少的震灾，一旦突如其来，它带给一般民众的不仅仅是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还在心理上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影响，给社会造成的长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要大于水、雪灾害。

　　震灾的损失和危害

　　 根据西藏地震档案的记载，震灾造成的损失和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第一，地震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从灾情上看，虽然造成严重的破坏，但由于西藏地广人稀的事实，故一般只造成地貌的变化，人员和财产的损失相对较少。如据《隆子宗宗堆呈报连续地震成灾帖》：“今年（1806）六月二十五日黄昏……发生五至七次地震”，“在山谷内外略见房塌地裂，幸未死人。”藏历第十五饶迥阴铁牛年三月八日（1901年4月26日）尼木门卡宗、南木林宗地震，“土地裂陷”，“普措地方，全属山地，被震裂陷。”1924年的那仓地震更是导致朗错（纳木错）湖“因地震出现大裂口……纵长十九庹”。

　　 第二，地震对农田、水利设施和交通的破坏。从地震档案的材料看，地震对西藏农田、农作物和水利设施的破坏非常严重，记载也颇为详细。《尼木普巴官府差民震情禀贴》（1901年）在普巴上中下三部中，上部普措地方牧民之三岗差地及宗雪之六岗半差地……其中宗雪向桑巴耕种之五岗四克差地中，约有四升地……被山崩之土石埋掉，水渠塌陷，不仅禾苗被埋，且暂时尚无法耕种。”“宗雪扎巴所种一岗半差地中之八升地和分成地中之七升地、若色种的六升分成地……等全部塌陷，无法修复，永绝耕种之望。”“普巴山沟巴措（中部）地方八岗十六克差地灌溉水渠中，约有五百步长之水渠陷塌，被深埋与坍塌之土石下，修复工程十分艰巨。”另据1915年拉加里等地震，“山崩和泥石流压坏水渠、农田，以致不能耕种。”共计损失六十三又十八分之一顿差地。

　　 从灾情上看，地震造成的交通阻塞尽管严重，但比起直接的农作物损失和人员伤亡来说，还是比较轻的，但也给人们带来种种不便。1833年聂拉木等地震，“本区边界铁索桥以上之险路各关隘均被堵塞，商路中断，亟待修通道路”，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正常贸易往来。并且在清至民国时期，由于西藏特殊的地形，修筑的道路有限，一旦被破坏就会导致对外联系的耽搁和中断，聂拉木“当时递送驻藏大臣致廓尔喀国王文书之使者及互市信使次仁旦增等……因受地震破坏，道路、隘口、驿站、铁索桥等被震倒或被塌方流沙、滚石破坏或阻塞，因而不得不离开正常通道而翻山越谷，故回程费时颇多”。

　　 第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藏历第十三饶迥阳火虎年四月二十五日（1806年6月11日）错那宗等地震，“贫富百姓房屋几近荡然；并有百余人死亡；山绵羊、毛驴、黄牛损失甚多。”1833年8月绒辖宗“地震二十一次，宗府及民房倒塌二十二幢，百姓伤亡甚众，马匹牲畜死亡尤多……”另如藏历第十三饶迥阴木兔年十月二十七日（1915年12月3日）拉加里等地震，只拉加里一处就压死男性差巴五十五人，妇女一百人，喇嘛十五名（共计一百七十人）。损失奶黄牛一百五十头、山羊九百九十七只、毛驴七头、马两匹、奶牛两头。沃卡宗则“房舍遭到倒塌，仁岗寺及其他属政府、贵族、寺庙、百姓部分房屋完全倒塌，人畜伤亡惨重”，共计死亡24人，压死牲畜168头。而处于桑日县的布当村，居住着47户人家，藏式砌石结构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死亡170余人，幸存者仅10余人，压死许多牛羊，山上滚下大量巨石。藏嘎村有一寺庙全部震垮，压死许多喇嘛。

　　 就地震造成的危害损失程度而言，与同时期全国其他地方相比，还不能归为特别严重。如1879年7月1日甘肃武都“十二日寅时地大震，南山崩塌，冲压西南城垣数十丈，居民二百余家……各处山飞石走，地裂水出，杀九千八百八十一人，弥月不息。”但是由于西藏地区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人民已无力能够承担任何天灾，所以就此时期不算为特别严重的震灾，对西藏人民来说已是灭顶之灾，往往导致家破人亡。

　　西藏地方政府救灾措施

　　 相对于水、雪灾害，西藏史籍对地震的记录更加详尽，西藏地方政府在得到灾区呈报的详细灾情（包括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的严重程度；人员和牲畜的损失以及对于差税的减免、修复受损公共设施所需的人力和财力支持的请求）后，噶厦通常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令灾区详细核查灾情和损失，要求呈文人到灾区查勘或派遣官员到当地核实受灾情况，然后根据查灾情况，决定是否给予完全否定或减免。如火鸡年（1897年）“靖西边境等处地震，情形较重，派员查勘，量为抚恤。”“门区百姓按规定应支乌拉，但值农忙季节，确有困难，需减免兵役费等情。查政府早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减免，所请碍难应允。”另如铁羊年（1931年）洛扎宗“因当前地震，房屋倒塌，急需修复，尔等穷于应付，则可以土蛇年为例，只派十五人。另外五人，今年同意予以减免。”

　　 尽管噶厦对震灾减免差税呈文的批复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态度，往往不予批准或部分批准，以防止灾民仿效，但震灾给灾区的人民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是实际存在的，对此，噶厦地方政府又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应的赈济措施。

　　 第二，赈贷钱粮。由于地震的严重破坏性，在地震发生后，房屋倒塌、牲畜死亡、财物损失“一无所存”，往往导致“贫苦百姓无法维持生存”，为了避免此种状况造成更大的损失，地方政府一般会酌情赈济一点钱粮，首先维持灾民的最低生活需求。1915年拉加里、沃卡宗等地的地震中，由于受灾严重，“现决定自前藏粮饷管理单位拨青稞，按每顿差民给青稞四、五、六克，以作救济。”水鸡年（1934年），绒辖地方发生“前所未有之地震”，“为资助百姓暂维生计，可从后藏粮官僧官勒参巴土登阿旺帐下之协噶尔地方收入粮食中，提取七百、八百、九百克。”铁牛年（1901年）尼木普巴一带“地震以后……其损失之巨，殊属罕见。百姓生计断绝……兹决定从仁布八分之一利粮中，拨出粮食一百五十克，以三年为期，无息贷给灾民。”

　　 同时，对于西藏严重的地震灾情，中央政府和驻藏大臣也会作出及时反应。如火鸡年（1897年）地震，“为念及边境百姓之疾苦，目下驻藏大臣暂以私人名义发放赈济，以示抚慰。计开：上亚东东噶、雪顶两寺僧众各赈济藏银九两；曲米阳寺经堂、噶林岗甘珠尔大经堂、康扎神庙、年麻神庙以及住房损坏严重之贫苦差民如噶林、阿丹欧珠、洛色阿巴此类灾户，各赈济藏银六两；其次对住房受中等损坏之十四户差民，各赏给藏银三两七钱五分；房屋损坏较轻之六十一户差民，各赏藏银三两。下亚东噶举寺、仓木扎寺僧众各赈济藏银九两；阿桑当唐佛堂、下热宁玛庙、坎热宁玛庙、仁岗两座佛塔、曲毕宁玛庙僧众各赈济藏银六两；对住房受中等破坏之十三户差民，各户赏藏银三两七钱五分；对住房损坏较轻之三十三户差民，各户赏藏银三两。”铁鸡年（1921年）芒康地震，伤毙人畜，压坍塌房屋及盐池、盐地，为数甚多。“奉大总统令，著财政部迅拨帑银一万元，交由陈镇守使遴派妥员，分赴灾区，核实放赈。”

　　 第三，维修和重建所毁寺庙、渠道和道路。在地震灾后的大量批文中，多是针对损毁寺庙修复的批复，这是由于宗教在西藏人民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而且西藏地方政府也愿意对此承担修复费用，同时对于关乎生活发展的渠道和道路也能够给予一定的拨款。在土鸡年（1909年）的浪卡子宗、打隆宗地震中，多尔拉寺震损严重，“为资助其修复工程，兹从当地三分之一利粮中拨粮六十、八十、一百克”；打隆寺、塔尔林寺严重破坏，“除在本地区派工外，政府拨给包括木料款在内之所需物资，又从附近适当宗谿拨给粮食二百克。”铁猪年（1911年）桑宗地震，“孜庙护法殿倒塌，必须重修一寺庙大殿。为此拨经费纯银壹佰两。”木兔年（1915年）沃卡宗等地震，山崩和泥石流压坏水渠，“疏导灌溉水渠，我等已立即动员当地百姓，计划在十天之内修好渠头……在本宗府收十分之一粮库中约有青稞一百七十克，干耗贷粮库中约有青稞二百克；汉兵粮饷及差使骑马所用饲料中，尚余青稞和豌豆一千克。”沿途道路破坏严重，“为资助其复修加固，兹拨给公粮十克、二十克、三十克。”

　　 第四，请求禳灾。除采取必要的赈济措施外，在震灾的善后措施中请求活佛禳灾、消灾避难是当时一项必要的活动，这从大量的地震呈文和指令中可明显地反映出来。如火鸡年（1897年）四月十二日错那宗等地地震，因此，特请求帕里嘎珠活佛占卜预示云：“为禳灾除恶，自应举行佛事，诸如：广泛宣讲经典，念诵《大威德集密仪轨六十法》、《大白伞盖避灾咒》、五种遗教，为各方诸神熏香祷告，并指示各僧俗人等，根据各情作息灾祈祷活动。”又如1915年山南地区地震，噶厦对山南总管因地震请求禳灾的批文为：“上月发生地震后，尔据昌珠寺大梵天王之预言，已进行禳灾活动，办理十分认真负责，甚佳！关于在三转法轮法会上举办狮面女神施食回避法及安位开光仪轨，祈祷女神赎罪善业之事，已责成管理诵经机构立即办理。”木鼠年正月六至九日（1924年2月10～13日）朗如地区从去年（1923年）起，连续发生数次地震，“为此请活佛及神祗占卜，请示吉凶。占卜结果称：应举办诵经祭祀等佛事，以消灾难。”

　　 地震后西藏地方政府采取的相应赈济措施，是值得肯定和参考的；但对于严重的灾情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所以对于广大的灾民，只有靠自己自我补救；有时也迫于生计，不得不远走他乡以乞讨为生。

　　（据《西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