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5点半，冬日的第一缕晨光还没来得及探进城市的缝隙，何亚君的闹钟响了。他坐起来，两手前后摸索，慢慢把被褥收起，衣服穿好，走出房间。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

　　 80后何亚君失明近30年了，双眼毫无光感。简单吃过早饭，何亚君迫不及待地出门。去哪里？去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以下简称“奥森”），跑步！

　　 从2014年开始，何亚君累计跑了70多场马拉松，总跑量超过1.2万公里。他还成立了“何亚君助盲团”，带动更多盲人跑起来。

　　 90后赵晨霄是“何亚君助盲团”的一名助盲志愿者。3年间，她用一根30厘米长的陪跑绳，带盲人一起享受奔跑时风从耳边掠过的幸福。她告诉身边的盲友：“我是你的眼，我们一同前行。”

　　 日前，记者走进“何亚君助盲团”，倾听青年视障者与青年志愿者讲述肩并肩、心连心，用一根陪跑绳连接黑暗与光明，共同奔跑出青春色彩的故事。

　　“我想冲破黑暗，努力奔跑”

　　 在何亚君走出家门的时候，全北京城还有近百名盲人也正奔向奥森——有坐地铁的，有打车的。他们都是“何亚君助盲团”的成员。

　　 集合的地点是奥森里的一个小广场，明眼人可以看见广告牌、一片湖，远处是起伏的树林。盲人们则听着声往那走，“那个热闹的地方”。“助盲团像我的第二个家，6年了，每次来之前都按捺不住激动。”今年34岁的盲人宋新然，2018年加入“何亚君助盲团”，无论严寒还是酷暑，他都坚持每周三、周六来奥森跑步。“跑起来，我常常会忘记自己是一名盲人，只会感到身上充满青春能量和朝气。”宋新然说。

　　 提起何亚君和他创立的助盲团，盲友们有说不完的话。

　　 10岁那年，何亚君因病致盲，陷入了黑暗的世界。22岁，何亚君离开四川老家，到北京盲人学校学习按摩，次年开始做盲人按摩师。虽然有了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但孤独、自卑仍然包裹着何亚君。

　　 转机在2014年的一个夏天，何亚君的一名客人告诉他，有志愿者可以通过拉一根陪跑绳，带着盲人一起跑步。这让何亚君惊讶不已，他抱着尝鲜的心态去了一次，感到“多年生锈的身体瞬间被释放了。”“我当时就想，我还年轻，不能一辈子都待在按摩店里，那不是生活的全部。既然有志愿者肯帮我们盲人，我就要跑起来，我还要带动身边的盲人一起跑。”何亚君说。

　　 2015年5月，年轻、有想法的何亚君创立了“何亚君助盲团”，致力于帮助视障人士“走出去，动起来”。

　　 起初，敢参加跑步的盲人很少，质疑的声音却不少——“盲人都看不见路，怎么能跑步？”何亚君就通过给参与盲友送跑鞋和衣服的方式，吸引盲人大胆尝试。这一消息在北京盲人群体里渐渐传开。

　　 如今，“何亚君助盲团”累计组织跑步活动和比赛超过900场，参加跑步活动的盲友和志愿者累计超过5万人次，其中不乏青年盲人与青年志愿者。

　　 早上6点40分，人差不多聚齐了，大家脱去外套，陆续开始热身，他们衣服背后有的写着“视障”，有的写着“助盲”。盲友与志愿者两两一排，分别握住一根彩色麻绳的两端，一起摆臂，一起迈腿，向着奥森深处跑去。

　　 2022年加入“何亚君助盲团”的盲人郑高峰，今年31岁，本想通过跑步改善一下体质，没想到2年间已经跑了6场马拉松了。前段时间，郑高峰收到了一个特别的邀请——平日里带郑高峰跑步的志愿者首次参加马拉松，想请跑步实力更强的郑高峰作伴。郑高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0月27日，“2024滴滴海淀马拉松”在北京中关村开跑。志愿者与郑高峰两人，一人负责引路，一人负责调整跑步节奏，一同跑向终点。

　　 “这些都是我跑马拉松获得的奖牌，也是我的青春‘勋章’，青春有无限可能，无论是健全人还是盲人。”在何亚君工作的按摩店里，记者被悬挂在房梁上的奖牌吸引了。五颜六色的飘带、几十块形状各异的奖牌，让店里的氛围别具一格。何亚君走到房梁下，抬手摩挲着奖牌上的刻字。

　　 “有了跑步的经历，来按摩的客人只要说一下跑步时长和配速，我就能快速找到肌肉酸痛点。”80后盲人冯朋瀚现在是何亚君所在按摩店里的热门按摩师，很多客人为他而来。“视障是我的身体状态，人生路还很长，我想冲破黑暗，努力奔跑。”冯朋瀚说。

　　“助盲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奔赴”

　　 在无光的世界里，盲人跑步是一场无声的挑战。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助盲跑志愿者也不容易。

　　 每一名志愿者都需要经过专业培训，在反复的“蒙眼跑步”训练中，体会、理解视障人士的处境。27岁的赵晨霄对“蒙眼跑步”这一体验印象深刻。

　　 新志愿者们两人一组，其中一人蒙上眼睛，由另一人带领完成跑步。蒙上眼睛后，赵晨霄感受到一种下坠的失重感，甚至无法保持直线前进。“切身体会后更能设身处地为盲友着想。”赵晨霄说。

　　 一路上，志愿者轻轻向左拉一下绳子，就是在告诉盲友该往左转了；再轻轻顶一下盲友的胳膊，是要往右转了。遇到石子、减速带、破损路面，志愿者也会口头提醒，或者握住盲友的手引导通过。

　　 志愿者和盲友相处，是互相适应的过程。盲友们普遍不爱提意见，很多时候，领跑的效果要靠志愿者自己判断和调整。

　　 “牵引绳紧了，说明两人步调不一致，只有牵引绳在手中是松弛的状态，感觉不到阻力时才是最佳状态，可以让盲友像自己独立跑步一样，感觉不到外力的‘牵引’。”慢慢地，赵晨霄摸索出带盲友跑步的技巧。

　　 跑步之余，赵晨霄还会跟身边的盲友讲讲奥森的美景：初春时节遍地紫色的二月兰，4月开始盛开的樱花和绚灿的海棠，夏日里公园门口成片的向日葵……百花争艳的时候，在奥森跑步时空气里都甜丝丝的。

　　 回忆起与助盲团的初见，赵晨霄说，她当时只是为了改善身体状态、调整生活作息，心血来潮来公园晨跑，没想到在一天早晨偶然遇见了这一特别的跑团。现在，每当赵晨霄想到有盲友在等她一起晨跑，就算冬天天气再冷，她也有动力立刻起床。

　　 3年来，赵晨霄变得更加健康、真诚、热爱生活。起初，她甚至无法完成5公里的慢跑，而现在，她已经能够顺利完赛全程马拉松，这是她之前未曾预料到的突破与成就。她说：“如果没有遇到这些盲友，我可能只是一时兴起，跑不了多久就会放弃，但现在我的兴趣爱好里也加上了跑步这一项。”

　　 在“何亚君助盲团”，像赵晨霄一样的青年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用青春活力点亮了盲友的“心灯”。

　　 出于好奇，终于责任。在一次次的助盲跑活动中，青年志愿者感受到了一种被需要的责任感。“助盲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奔赴。生理上，我们给盲友提供帮助；心灵上，盲友的坚韧精神激励着我前行。”赵晨霄说。

　　 每次跑完步，何亚君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跑步状态，并感谢带自己跑步的志愿者。

　　 需要与被需要，互相鼓励与共同前行，在“何亚君助盲团”时刻发生着。

　　“青年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残健融合的精神”

　　 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青年人奉献爱心的重要方式，更是残障人士融入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环。

　　 据统计，我国有1700万左右的视障人士，其中约800万人完全失明。这一庞大的人群，大多数囿于家里，但是他们又渴望融入日常的社会生活，向往行动自由。

　　 最初开始尝试跑步的时候，何亚君也很害怕，双腿都不知道如何迈步。志愿者的陪伴与耐心指导成了他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以前，我总觉得有些地方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得不好，影响了我们盲人融入社会，现在看来其实最大的障碍是心中给自己的设限，还有周围人对我们的态度。”何亚君说。

　　 近年来，在很多地方，越来越多的共青团组织和青年志愿服务组织探索开展“青春志愿助盲跑”项目，帮助视障人士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生活成为青年志愿服务新风尚。

　　 在江西，井冈山大学红五星志愿助盲团探索了“大学生志愿者+视障人士+高校视障指导教师”模式，在老师带队指导下，大学生志愿者和盲友一起跑步锻炼；在广东，茂名市盲人协会联合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开展大学生与盲人结对活动，有效发挥大学生业余时间相对充裕、人员短期稳定的优势。这些助盲团，不仅是视障人士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的桥梁，更是一股股温暖的青春力量，它们汇聚成流，营造出残健共融的社会氛围。

　　 “青年志愿者和盲人是互相支持、互信共赢的，青年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残健融合的精神。”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韩润峰说，一方面，盲人在青年志愿者的陪伴和引导下，走向户外强健体魄、融入社会；另一方面，青年人可以深化同理心与对视障人士的尊重，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塑造阳光心态。更为可贵的是，助盲团可以营造残健融合、共建共享包容性社会的良好氛围。

　　 在“何亚君助盲团”周六的晨跑活动中，还会有一群“小尾巴”蹦蹦跳跳地在队伍最后面跟跑，他们大多是志愿者的孩子。有一次，赵晨霄问其中一个小朋友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小朋友回答说：“我在练习跑步，长大以后我也要助盲。”“培养助盲助残的价值观念应从童年时期起步，这需要家庭、教育体系以及社会各界的协同努力。”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赵芳说，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人将扶残助残视为应尽的社会责任，并将其作为一种自发的行为选择。

　　 赵芳还认为，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可以引入相关的通识教育课程，深化年轻人对助残文化的理解，让学生运用所学的专业技能，更好地服务残障人士。“对于青年志愿者来说，助盲助残的经历不仅能带给他们更深的人生思考，也会赋予他们新的生命力量。”赵芳说。

　　 跑完5公里，赵晨霄带领志愿者和盲友做起拉伸运动，又帮助需要坐地铁回家的盲友找到同行志愿者后，她才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有的爱像阳光倾落，右和左，是你是我。”阳光洒在公园里，赵晨霄边走边唱，“《追光者》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改编了句歌词，就像在唱我们志愿者与盲友，成为彼此的光。”赵晨霄坚定地说。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