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在上海的同乡会馆称“四明公所”，是由旅沪宁波籍人士在1797～1803年建成带有慈善性质的同乡会馆。其规模之大，势力之强，不仅是当时上海各同乡会馆中的翘楚，而且还是近代宁波帮团结一致反对列强扩张，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纪念地。

    “公所体裁已全部具备”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拥有众多优良的港湾，早在秦代，商贸活动就已相当活跃。到了唐宋元三朝，宁波港更是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每天，来自各国的商船带着异域特产从远方驶来，而那些装满瓷器、茶叶和丝绸的大船，正鼓起风帆整装待发。

    正当这座“海道辐辏”的枢纽港向大航海时代进发时，历史却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日益猖獗的“倭害”，迫使明清两朝实行严厉的海禁，“尺板不得出海”的结果，不仅导致了对外贸易的凋敝，还限制了沿海民众的正常谋生之路。当时宁波府所辖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都是人多地少的海滨地区，许多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寻求发展。其中，不少宁波人就把眼光投向了隔杭州湾相望的上海。这些旅沪的宁波籍人除了少数经商者，大部分都是以剃头、车夫、帮佣、裁缝等为业的穷苦百姓，他们在黄浦江边搭建起最早的棚户区，凭借一技之长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经过一番打拼，“宁波帮”很快就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并在经济实力上取代了保守的“山西帮”，与以果敢、敏捷、豪放著称的“广东帮”各占上海商界半壁江山。

    旅居在外的人不怕劳苦，却最担心客死他乡，而按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死者必须入土为安，有能力的更要将死者的灵柩运回家乡祖坟下葬。但当时寓居上海的宁波人，多数为生活贫寒的学徒工匠和负贩帮佣等，要独自运送灵柩返乡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好在宁波帮一向以重亲情、友情及乡情著称，乡党观念尤为强烈。为了停厝或掩埋客死上海、且因贫困无力归籍的同乡人棺柩，使流落异乡的亡魂得到安息，1797年，宁波商会钱随、费元圭、潘凤占、王忠烈等人便发起“一文愿捐”活动，动员在沪的宁波人每天节省一文钱，一年可积365文，以此为一愿集中起来，至第二年就募集到相当数目的捐款，于是购入上海县城北郊土地30余亩，建立寄柩厂和义冢。寄柩厂设立三年后又正式设立殡舍，“始行厝葬”，代理寄放有尸棺木，并承办代运棺木赴宁波的业务。1803年又建成关帝庙，并正式成立公所，因宁波有四明山故命名为“四明公所”。此后，公所进行了不断的扩充和修缮，1831年，由董事方亨宁、方亨黉、谢绍兴等人发起募捐重修，添建殡舍，扩大坟地，还增设赊材局，即贫困的同乡死后，其家属可先领棺木埋葬，等以后有钱时再缴费，其间，不追讨欠款也不取利息。

    1844年，经各方努力，公所成功地将土地编入官图，免纳税课。至此，“公所体裁已全部具备”。1853年，公所房舍因“红巾会匪刘丽川等作乱，据县城府郭庐舍荡然公所毁焉”，红巾军占据县城一年有余，直到第二年元旦才弃城而去。匪祸平息后，公所得到镇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又进行重建。两年后，恢复旧观的四明公所不仅使殡厂有了男女之分，还新建济元堂为乡人集会之处。据1861年提供的资料显示，当时四明公所义冢中埋有万余具宁波同乡棺椁，如按活人与死人5比1的比例来推算，当时旅居上海的宁波籍人应有6万之多。四明公所的成立，使身在异乡的宁波人不但有了一个寄托乡愁的平台，而且随着来沪的宁波人越来越多，四明公所很快就发展成为上海势力最强的同乡会馆。

    租界强行修路酿成血案

    早在1849年四明公所地产划入法租界后，租界当局就对这块长期享受特权、免交捐税的地皮垂涎不已。1861年12月，经上海道吴煦同意，法租界开始第一次扩界，并借机对位于界内的四明公所提出收购要求，表示要在其间修筑马路。法公董局的理由是，公所内停放的大量棺柩和大片坟冢，既有碍市容，也容易导致瘟疫流行。对法租界的无理要求，四明公所明确表示拒绝。由此，也为日后的冲突埋下导火线。

    1873年冬，法公董局以不能抛弃欧洲人讲究卫生习惯为由，再次决定筑路，路线仍拟从四明公所的坟区穿过。宁波同乡会认为此举涉及起棺改葬，殊不可行，于是在1874年4月底，呈文法国总领事葛笃，言辞恳切地表示，“我们认为，像这样筑路，势必车马通行于死者之尸骨上，致使亡人的阴灵不得安宁，此乃亵渎之事”，建议修改线路，并表示愿意分担因线路改变而多出的费用。但法公董局断然拒绝公所的请求，他们的理由依然是公所内的棺柩和坟冢容易导致瘟疫流行。而事实上，当时上海确曾爆发过霍乱、鼠疫等急性传染病，造成了一部分外侨死于非命。从表面上看，法公董局关于消除传染源的理由显得冠冕堂皇，然而对宁波人来说，于情于理都不肯出让这块埋有上万具同乡棺椁的义冢之地。双方互不退让，经数月纠缠，致使事态逐渐恶化。

    1874年5月3日下午，300多名旅沪宁波籍人在四明公所门外与法国巡捕发生冲突，随后冲向路政工程师佩斯布瓦住宅，佩斯布瓦向人群开枪，打死一人。于是事态更为扩大，宁波人包围了法公董局，焚毁法国人房屋40多间。法国水兵遂强行闯进公所，拆毁建筑，挖掘坟墓，并对前来阻止的宁波人大打出手，冲突中被打死7人，受伤20人，酿成第一次血案。事发后，全体旅沪甬人（宁波人）奔走呼号，强烈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经宁波籍人士不懈努力，1878年7月17日，中法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公所永归宁波董事经管，凡山地之内永不得筑路、开沟、造房、种植、有损棺葬”。此外，中国政府一次性偿银3.7万两，作为冲突中受损失的法国及意大利、奥地利侨民的补偿，法国人赔付7名中国亡者恤银7000两，四明公所及其所属地产依照惯例免纳捐税。这是由宁波人组织的，中国城市人民反抗外国殖民主义者的第一次胜利，为此，该协议还被刻成石碑存于公所。

    罢市罢工保护公所

    第一次血案后，法国人对租界内的四明公所积怨日深，在此后的一二十年里一直耿耿于怀，不断地制造摩擦和事端。

    1898年1月，法驻沪领事馆和公董局不顾信义再次向四明公所提出“一百八十六号、一百九十一号地公所占用久，今当索还将建公学医院及宰牲场”。公所当即复函予以拒绝。蓄意已久的法方，按捺不住心头的恼火，于7月6日悍然动武。经过精心策划，时任法国领事白澡泰亲率法军及民工百余人闯进四明公所，用枪驱赶所内人员，并指示民工对公所三面围墙实施强拆。当晚8时，愤怒的人们向法国殖民主义者抛砖投石，击碎路灯，致使法租界当晚一片黑暗。法国殖民主义者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法兵疯狂地向手无寸铁的人群扫射，随后又分道出巡，任意屠杀无辜人民。是日，即有17人惨遭杀害，伤者无数。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再次发生的血案使旅沪的30万宁波人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怒潮。

    次日，在买办虞洽卿及洗衣业领袖沈洪赉等带领下，宁波籍商人全体罢市，法租界里的甬籍洗衣工、厨师、车夫、佣工等纷纷罢工、怠工或辞职不干，连外轮上的甬籍海员也加入罢工队伍。聚居上海的其他省籍人士，也不再像第一次那样袖手旁观，而是同仇敌忾、坚决支持旅沪甬人的正义斗争。罢市罢工从法租界蔓延到公共租界，从甬籍职工扩展到非甬籍职工。致使那些平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洋大人们，吃不上饭、坐不着车、衣服也没人洗，一个个急得不知所措。为此，英、美等国领事纷纷出面调停，他们一方面劝法国人立即撤兵，另一方面要求四明公所尽快让各行业复工。此时，法国人早已被宁波人的罢市罢工闹得焦头烂额，再加上其他国家的施压，迫不得已只好从四明公所撤兵，再次承认其土地所有权，表示今后永不侵占。

    19世纪末期，随着城市自治运动的兴起，部分旅沪甬籍人的殡葬观念有了一些进步，他们开始具备一定的卫生防疫知识，逐步认识到棺柩在人口稠密的市区厝而不葬的危害。除了陆续将法租界的义冢和寄放的棺椁迁到郊区新购置的地方，公所每年春、冬两季还组织运柩回籍，数量往往多达1200至1300具之多。1911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后，公所影响力有所削弱，但仍一本其“救助同乡、团结自卫”原则，从事着救济客死异乡者及其遗属的慈善事业，直到1954年才停办。（据《档案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