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明鑫 实习生 王睿

    刚加上微信，老马便发来三张照片，两只小熊猫蹲在光秃秃的树杈上望向他，“还挺好看，挺乖的”。

    作为大熊猫国家公园某管护站巡护员的老马，经常有机会同多数人只在纪录片里看到过的野生动物相遇，“伸一手就能触摸到”。不过和他有一样机会的，还有共同生活在一个村落、“靠山吃山”的老乡们。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泥巴山廊道栖息地修复区内，载有“科研基地、严禁破坏、不能打笋”字样的标识牌会在多条路径上出现。

    “自然保护区周边的村民会来打笋（采笋），”大熊猫国家公园荥经片区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到季节很多周边的居民都会上山，年轻力壮的几天就能采到价值数千元的笋。”

    不过情况也有例外。“以前是卖竹子、采竹笋，现在基本上没得啥子竹笋了，”生活在保护区附近的村民刘宇（化名）感叹，“竹笋基本上都给那些野生动物吃了。”

    北京大学生态研究中心教授李文军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靠山吃山”的人们在解决基本温饱问题之后，需要注重生态保护，“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代价的直接承担者就是当地社区”。对于自然保护与在地社区治理存在冲突一事，李文军提出一个问题：如何达到尽量的公平？

    冲突：

    “靠山不能吃山了”

    自然保护区和在地社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生态学杂志》上刊发的文章《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典型模式》指出，保护区是一个以人类为背景的社会空间，由于保护区建立之初没有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生存和生活的利益，致使保护区和当地社区矛盾日益加剧。

    “自然保护区建成几年了，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大。”刘宇感受颇深，“竹笋让那些野生动物吃了，树木那些也不准开，也不准动了。”

    李文军也认为，无论从时空尺度，还是从人类社会的环境问题起源来说，保护和发展都是一个终极矛盾。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以及保护地周边的人口压力，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发生冲突的现象，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保护地都普遍存在。

    这种冲突表现在很多层面。

    在收益分配层面，李文军指出，保护地项目产生的收益往往流入强势的精英群体，而那些生计紧密依赖自然资源的最困难人群却得不到应有的收益。

    利益分配会直接影响保护成效。新华社曾报道，科学家在老挝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把生态旅游的收益直接分配给当地居民，并将分成额度与游客观察到的野生动物数量挂钩，可以有效遏制偷猎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

    在商业化不断入侵保护区层面，李文军观察到，由于更多资源能够进入市场变现，社区从传统的生态资源守护者有可能主动或被动地变为资源的直接且过度的掠夺者。

    《1987—2018年西双版纳橡胶林时空变化及其线状特征》一文提到，尽管橡胶种植可以显著提高农户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和改善生计，但其对生态环境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如热带雨林消失、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土壤肥力下降等现象。

    “自古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在几百年前，《醒世恒言》就已点明人类这一最朴素和天然的生存选择。

    但对和刘宇一样大半生都依靠山林资源来生存的当地居民来说，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靠山不能吃山了”。保护和发展的冲突，在当地社区生计模式被迫改变的现实中，变得愈发直观。

    为了改善这一现状，许多主体都在自然保护区这个复杂的系统中，进行相应的实践探索。

    探索：

    “搞保护老百姓要支持”

    2023年11月22日，来自四川各地的巡护员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汇集，参加巡护技能大赛。这个由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总工会、团省委共同主办的比赛还有一个名字——第五届四川最美巡护员竞赛。而在这个比赛的背后，公益机构的身影不可或缺。

    竞赛的牵头人是成都天府新区爱思益生态保护中心理事长米瑞蓉。2018年，米瑞蓉来到荥经县大相岭自然保护区（下简称“大相岭”），发现穿山越岭、与自然密切接触的巡护员并没有得到社会充分关注。随后，在米瑞蓉的推动下，阿拉善SEE天府项目中心和林草局合作推出了“最美巡护员”竞赛，希望在提升巡护员专业素养的同时，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一群体。

    在大相岭，几乎每年都会有巡护员获得“最美巡护员”的称号。对他们来说，除了巡护之外，还要承担另一项重要工作——社区宣讲。据大相岭一位巡护员介绍，“我们经常到周边社区做宣讲工作。”

    在地社区发展和自然保护息息相关，如何处理同周边社区的关系是自然保护工作中一个重要课题。大相岭管护中心主任杨洪长期驻扎在管护站，深谙其中道理：“你搞保护肯定老百姓要支持你，他要尊重你的工作，同时你也要给老百姓带来帮助。”

    这种帮助在大相岭自然保护区已经很常见，比如养蜂，在当地已有的养蜂产业的基础上，管护中心支持当地村民成立了养蜂合作社，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并帮助他们进行质量认证、拓宽销售市场，帮助社区良性发展。

    此外，在阿拉善SEE支持下的“熊猫回家”项目也关注自然保护区在地社区的发展问题。“熊猫回家”项目核心考虑如何恢复熊猫栖息地，让因为家园破坏而被迫离开的熊猫重返家园。阿拉善SEE项目人员介绍，恢复栖息地的第一步是整理林地、疏松过密的竹林，让体型较大的熊猫能够自如穿梭。这一任务交到了社区百姓的手里，上万公顷的林带疏理需要大量劳动力，也意味着参与者能够获取一定的收入。

    在这一过程中，百姓对环保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这样他就不去破坏，他会保护。”谈及项目的结果，米瑞蓉还是比较满意的：“他们从最初的破坏者，变成现在的谁到他们这儿去了都会制止。”

    未来：

    “双赢”还是“权衡”

    从可能的“破坏者”转变为主动的“保护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作为大相岭第一批巡护员，老马的另一个身份是大相岭在地社区土生土长的老乡。杨洪介绍道，大相岭最初的巡护员中有很多都是像老马一样的本地村民，即便文化水平较低，但他们更熟悉山情，可以作为野外向导来配合工作。

    “我们这里一穷二白，不像其他保护站去了之后也能过得很舒适。”杨洪回忆起当时招募老马等人的场景，他打电话给对方，坦言新建的管护站条件很差。在艰苦的条件下，老马和他的同伴们一起，推动管护站工作在当地社区迈出第一步。

    除了老马，巡护员的身份还带给其他当地人认同感。杨洪提到一个故事，当地社区曾经有一位身患残疾的村民，考虑到他的身体残疾并不影响巡护工作，管护站便将他招募进来做巡护员，“两年多，他变化挺大的，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正是这样一系列举措，营造了老马所在管护站较好的在地社区氛围，也潜移默化改变了社区群众对自然保护的认知。

    毫无疑问，多方探索是有意义的，但仍不能完全解决自然保护区和在地社区的矛盾冲突。

    目前自然保护区的实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可持续性不够。”杨洪提到，管护站以前的养蜂项目并没有持续性，负责的公益机构离开后，这个项目就断了。二是项目探索不够全面，更注重产品的上游生产，却忽略了销售环节。“养蜂的产量可以，但销量不大好。”不再靠山吃山的刘宇跟着政策开始探索自己的生存之路，养蜂、种铁皮石斛，但由于并不适应市场化的浪潮，具体落实下来仍然困难重重。

    此外，李文军还提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往往还涉及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问题：“这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事儿。”如果生计模式完全改变，依托其上的文化也可能相应发生大的转变甚至于消失。

    如何解决保护与发展这一“终极难题”，目前已经有不少思考。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双赢”很久以来都是自然保护的目标。《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与产业发展》一文中提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反思“堡垒式”保护中，自然保护领域开始重新认识社区与自然保护地的关系，将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与保护目标协同发展视为“以人为本”的自然保护的目标。

    但李文军并不赞同“双赢”的提法，她进一步提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解决，其实很难实现双赢。“同一个时间段内，肯定是有输有赢。”在她看来，解决之道在于权衡各方得失，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寻找利益的平衡点，而不是试图达到不可能的伪“双赢”。

    无论是“双赢”还是“权衡”，都代表了人们对自然保护区和当地社区尽可能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关于未来，李文军设想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情景，“我觉得将来整个自然界，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大的保护地的场景。”

    刘宇对自然保护区的诉求也很明确，“我们希望它（自然保护区）越来越好，就是生活得到一定保障就行。”

    老马对未来也有期待：“国家公园建设好了，带动周边老百姓挣到钱，这样工作就好开展，森林覆盖面积大了，基础设施也好了，这些旅游都挺巴适的。”

    问及老马准备干到什么时候，他笑着说：“干到退休。干到走不动了，新老交替的时候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