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平江河畔，可以看到沿河有一排平房，三十余间的样子，规整划一。

    这里曾经是苏州著名的丰备义仓，在晚清时事飘摇的时代，这里开仓放粮，救济灾民，让人们免除了饥饿的痛苦。

    作为晚清苏州最大的慈善机构，丰备义仓在苏州百姓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分量。

    丰备义仓设立始末

    粮食仓储制度是我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苏州城内有大小粮仓百余处。明代巡抚周忱和知府况钟，为加强对漕粮的管理，把原分散在各县农村的粮仓，分别移建到苏州城内娄门和阊门一带。

    粮仓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备荒仓储。

    常平仓、义仓和社仓应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分布最广的三种备荒仓储。从汉朝开始，中国就有了常平社仓制度，丰收的年份储藏粮食，灾年的时候卖出粮食，以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义仓和社仓制度起于隋唐，宋代以后逐渐成熟。

    清代的备荒仓储体系也主要由常平仓、义仓、社仓组成。清朝明文规定:“由省会至州郡俱建常平仓，乡村则设社仓，市镇则设立义仓。”作为官办仓储，常平仓设于城市，在灾荒时对乡村地区的社会救济虽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因距乡村较远，且开仓时必须“详报踏勘，往返察验，未免后时”，手续颇繁，往往错失良机。而社仓和义仓则大多设于市镇或乡村，可补常平仓之不足，因而得以普遍推行。

    但到了道光年间，社仓和义仓的运营已经弊窦丛生，急需改革。

    道光五年（1825年），时任安徽巡抚的陶澍向皇帝上了一个奏折，率先提出了“丰备义仓”的概念。在陶澍看来，古代社仓春借秋还实在是官民俱累。他提出了新的设想：“每乡每村各设一仓，秋后以民间量力捐输，积存仓内，遇岁歉则以本境所积之谷，即散给本境之人……”并提出了“丰备”之名，“本以丰岁之有余，备荒年之不足”。

    陶澍所说的这个义仓，作慈善是它存在的首要意义，它的价值体现在赈济饥民和灾民。其要点就是由过去的官办，改为民办，由士绅办理、捐输、赈济，一切由地方人士打理，而由官方进行监督。

    出乎意料的是，道光皇帝并没有批准陶澍“丰备义仓”这个名称，回复道：“不必另立仓名。”

    这个计划，因为皇帝的“一票否决”，就这样耽搁了下来。

    一直到了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在任上“焦头烂额”。

    虽然号称是“鱼米之乡”，但苏州当时却没有余粮了。清中期后苏州人口众多，土地相对不足，粮食供应紧张。据统计，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苏州府人口为341万多人，人口密度达到了669.15人/平方公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只有1.82亩，远远低于清代维持生存的最低人均耕地占有量4亩的水平。而为数不多的耕地中，桑、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又占去较大份额。因此，清中期以后苏州府产粮无法满足本地需要，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严重依赖外地供粮。

    偏偏又遇上灾荒。从道光初年开始，苏州连续十余年没有五谷丰登，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更加严重。就在这年冬天，苏州城里还出现了大批饥饿的难民，更让情况“雪上加霜”，不得不靠政府和士绅的救援苟延残喘。

    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当时的江苏巡抚林则徐想出了设立义仓和流动粥担的方法，他在巡抚衙门的后门口搞了个义仓，专门用来救济灾民。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已是两江总督的陶澍和江苏巡抚林则徐再次提出筹设丰备义仓的奏折《会同苏抚筹设江宁省城丰备义仓折子》。这次终于得到了道光皇帝的批准，因为仓赈济范围是县治设在苏州城中的长洲、元和、吴县三县，因此被称为长元吴丰备义仓。林则徐用上年“官捐赈余银两”买谷，存放于江苏巡抚衙门，此后不久，积谷数量便达到二万余石，这是长元吴丰备义仓的创始。

    救济为主，兼顾多面

    作为一项公益事业，丰备义仓在成立之初，就得到了苏州地方绅士的捐助。

    在义仓刚成立的时候，前刑部侍郎韩崶之子韩范就呈文称其父临终有“遇有地方公举，竭力捐助”之遗命，将其父所留田亩一千一百余亩捐入义仓，“官为收租办粮收储，以备歉岁公用”。

    韩范捐田的义举得到了清政府的表彰。陶澍和林则徐都在奏章中为之向道光皇帝请奖。道光帝认为这种行为是“实属急公好义”，给予其“交吏部例议叙”的奖励”。

    政府的奖励进一步刺激了地方绅士捐助丰备义仓的积极性。韩范之后，捐田者络绎不绝，义仓拥有的田产也随之增多。到1860年太平军攻占苏州时止，义仓已经拥有长洲、元和县境内一万四千九百多亩田地，成为苏州地区规模最大的仓储，田租成为丰备义仓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灾荒之年给予灾民最低生存需要的救助，使其不致饿死。

    咸丰十年（1860年），丰备义仓毁于战火，“积储一空”，而义仓田亩也散落民间。同治二年（公元1835年），清军收复苏州之后，即行筹措“善后”事宜，义仓作为备荒要政，也很快被提上了重建日程。

    苏州地方官府首先对原属丰备义仓的田亩进行了清查，并开始收租，所得的田租收入暂时存放于官府银库。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在苏州著名绅士冯桂芬、潘遵祁的主持下，丰备义仓正式重建，这次重建，义仓不再设于江苏巡抚衙门，而是选在了平江路庆林桥东，并屡经扩建，前后共达七次之多，如今仅存的位于石家角的丰备义仓，正是在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在第四次扩建时建起来的。

    重建之后的丰备义仓收入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田租收入，二是银钱存当、借出，以及购买房屋出租带来的利息和房租收入。除了传统的荒年救济灾民的职能外，丰备义仓成为晚清苏州地区资金最雄厚、发挥赈济作用最大的社会保障设施，也是近现代苏州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

    光绪二十三年、二十四年（1897年、1898年），苏州旱灾、水灾，“米价昂贵，民情困苦”。丰备义仓动用了储备粮平抑粮价，耗用米谷88840石。

    光绪二年（1876年），丰备义仓给予了失业的手工业者七百五十一口为期三个月的救济。

    光绪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98—1899年），丰备义仓赈恤失业机户二千六十五户，发放米谷，无偿提供了三个月零二十天的救济。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起，丰备义仓每年为蒙小学堂资助3500块银圆。

    1913年7月至1914年3月，丰备义仓向贫民习艺所（相当于现在的技工学校）提供了4700多元的资助。

    丰备义仓还参与过疏通苏州城内河道工程、投资过苏纶纱厂、苏经丝厂、江苏铁路公司……

    等待重振辉煌

    清朝灭亡后，丰备义仓先是划归苏州“城市自治公所”办理，于1914年自停办之后，又交由地方绅士管理，但备荒救灾、公益善举等方面并未停止。1920年，丰备义仓曾经举行平粜，抗战期间，丰备义仓也有拨出谷石、分储东山镇备荒的记录。

    如今丰备义仓仍保留着平房多间，曾经作为居民住宅使用。作为苏州市的控保建筑，这座粮仓是研究清末苏州地方粮食收成和储备，以及仓库建筑构、民政救助的重要实物资料，弥足珍费。2020年，丰备义仓修复保护工程启动，在不久的未来，百年粮仓即将重生亮相。

    （据《苏州广播电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