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观承是乾隆朝著名的直隶总督，他勤政爱民，治水抗灾，还注意同周边地区睦邻友好，造福百姓，深得皇帝信赖。在他逝世十一年后，乾隆帝还写诗赞曰“在直二十年，勤干实有余”。

    勤政爱民

    方观承为官勤勉，治理水患，功劳卓著，造福了一方百姓。他缉录的《赈纪》详细记录乾隆八年直隶地区抗旱救灾的全过程，使人们仿佛身临其境，无论在体例、内容和思想上都有突出的特点，在当时荒政文献中独树一帜，给后世留下宝贵资料。

    方观承早年颠沛流离，历经人间冷暖，成为父母官后，能够体恤民情，爱护百姓。主要表现在：

    其一，重视农耕。方观承为官一方，非常重视当地农业生产，不与民争地，不妨碍百姓生产生活，并且积极开垦荒地。抚山东时，建议开安山湖给百姓垦荒，方观承奏言：“湖中尚有积水，但二麦布种于水已涸之后，收获于水未发之先……安山湖亦运河水地，应视南旺湖例，夏麦秋禾，分季收租。除去升科名目，应征、应免，悉从其宜。国利而民亦不病。”

    抚浙江时，又勘丈出河滩地三十五万余亩，畀民承垦。又以海塘引河出中小，“民间失地，以附近村地二万余亩拨补。复察各地碱气未除，民不能即耕，今灶户以未种地交民承佃，使灶户得租，贫民得地”。

    总督直隶期间，积极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仅乾隆十七年一年：“霸昌、热河两道属，开垦旱荒地七十七顷四十四亩有奇，通永道属首垦荒地五倾二亩有奇。”治理永定河时，方观承上奏乾隆，请求在永定河淤滩堤内外留十丈，以备栽柳取土，剩下由守堤的贫民领耕输租，让他们的生活得到保障。又请以永定河芦苇地改种秋禾，又以麦田牧羊，发展多种经济，改善贫民生活。

    其二，奏请朝廷设置义仓，帮助困难百姓，为民谋福利。方观承曾经奏称：“义仓与社仓同为积貯，但社仓例惟借种，义仓则借与赈兼行，而尤重在赈。设仓宜在乡不宜在城，积谷宜在民不宜在官。秋镬告丰，劝导输纳，岁终将谷数奏明，不必开具管收除在。则其数不在官，法可行久。”如此一来，遇有灾年，灾民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在方观承的努力和筹措下，直隶境内创建了星罗棋布的“义仓”网，对赈济灾民起到一定作用。

    其三，留养难民。对于无依无靠，没有生活来源的贫民，方观承想方设法给予安置。乾隆二十三年，方观承题请直隶各属增设留养局，“冬月留养贫民，春融散遣，其有笃疾及年过七十眷常在局，通计一百四十州县卫，设局五百六十一处，三河设局三”。方观承还亲自颁立局规，规定留养局经费来源：“有官捐者，有士商乐输者，有裁无道之费改充者，有官物拨入者，皆交殷商营运，收其子息。地亩有价置者，有捐施者，有官地拨入者，有召畸零成熟者，或赁租收息，或寺僧自种以资米薪之用。”留养局还备医药，可以对伤病者简单救治。对于在局病故者，留养局出棺并埋入义冢。留养局的设立，挽救了许多孤苦无依、生命垂危百姓的性命。

    其四，严厉打击商人囤积居奇。商人囤积商品，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破坏正常经济活动，容易引起社会不安。针对各地钱贵，方观承献策：“富民积钱，势不能按户而察之。与其限所积不能稽所入，请令交易在三十两以下者许用钱，过是即用银，违者收以官价。富民积钱，谕令易银，违者以十之二入官。至寻常出入，应各从其便。”取得很好效果，“富户钱渐出，市值亦平减”。

    而对于廷议各省粜米，商人往往藉口昂值而不愿施行。方观承又提议：“请需米省分具款交产米省分，令有司代购。则牙僧不敢抗地方官教令，操纵自如。”阻止商人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百姓生活。

    治水抗灾

    方观承善于治水。乾隆七年，授直隶清河道。当时总督史贻直奏勘永定河工乾隆谕之曰：“方观承不穿凿而有条理，可与详酌。”肯定了方观承的才能。十四年，方观承擢直隶总督，兼理河道。直隶五大河中，永定河最为难治，经常泛滥，淹没两岸，给沿河民众带来重大损失。方观承多次勘查河道，亲自测量，根据需要提出方案，或加高、或加固、或修引河、或改河道，力图治理整顿给两岸百姓带来福音。乾隆十五年五月下旬，永定河大汛，方观承亲赴堤坝洞察地势，治理水患，仅六、七月间上疏乾隆的奏折就达九十余件。“观承治永定河凡再改下口，相时决机，从之辄利。”乾隆十七年，方观承奏：“永定河金门闸迤下引河一道分减汛涨，南趋固安之毕家庄，分东西二股，并以霸州之中亭河为归宿……请于引河西连道沟之处，横筑拦水一道……查引河经由宛平……六州县，凡淤浅应挑者，例劝民力，仰于各州县存仓米内，每人日借给米一升，秋成免息还仓。”既治理水患，又注意照顾沿河两岸居民的生活。

    治理永定河之外，方观承还上疏请求治理子牙河、滹沱河、漳河等河流，又修浚易州安国河，开渠灌田，赐名曰安河，使当地百姓从此免于水患，造福万民。黄河决口于长垣、东明，乾隆也命方观承前往勘查。

    另外，在治理蝗灾上，方观承也积极行动，尽量扑灭蝗虫的同时，注意不伤及农田。乾隆十七年四月直隶等地爆发蝗灾，方观承亲到受灾地区勘查，指挥灭蝗。“查生蝻多系厂甸不耕之土，其出麦田者，捕法以微轰驱埋壕内，俱严饬不许伤稼。”在他有效的指挥下，直属先后详报蝗灾的四十三州县，很快扑净二十一州县。其他地区也仿效方观承的作法，鼓励村民捕杀蝗虫。顺天府尹胡宝说：“乡民无知，虽悬赏不肯即报，推求其故，恐派夫蹂躏徒事烦扰……竄入高梁豆根者，照方观承晓示，践伤田谷每亩给米一石。”经过多方努力，横极一时的蝗虫最终被捕杀殆尽，老百姓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乾隆非常相信方观承，曾经说：“观承在直久，存息事宁人之见。前以天津等处积水未消，预以惩儆，而言者动以为归过之地。直隶事务殷繁，又值灾歉，措置不无竭蹶。言易行难，持论者易地以处，恐未必能如观承之勉力支持也。”乾隆三十三年，方观承卒，乾隆御制怀旧诗，入五督臣中。

    《赈纪》的开创性

    方观承一生著作颇多，上呈皇帝的就有《棉花图》《直隶河渠水利书》《义仓奏议》《畿辅义仓图》《义仓规条》《赈纪十五条》等。《赈纪》是方观承缉录，详细记载乾隆八年直隶地区抗旱救灾的全过程。乾隆八年六月，畿南二十七州县旱情告急，乾隆帝下令地方积极施行赈济。方观承作为负责救灾的官员之一，全力以赴投身于抗旱救灾、赈济灾民工作中，对这场救灾工作了如指掌。乾隆十九年，方观承汇集旱灾前后三年中皇帝与此相关的谕旨、内外臣僚对此之行事和奏折、地方抗旱救灾措施等，分门别类，缉为《赈纪》，希望对各地救灾有所裨益，“且是年所遇固旱灾也，他若水潦霜雹虫蠡之属，概未之及，然使旁通义类，得其意之所存以推行尽利，其于救荒之道亦庶几矣”，也给后人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赈纪》全书分序和八卷，八卷按照赈灾的过程，包括上谕、核赈、散赈、展赈、安抚流移、借粜蠲缓、捐恤谕禁、赈需杂记，记载此次旱灾从发生、发展、赈济到最后解决的整个过程，一目了然，同时提出赈灾方法和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目的性和针对性非常明确。选材上包括乾隆帝的上谕，有关官员对这次旱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后人可以很清楚了解当时朝廷的整体赈灾状况。而且从方观承地方官员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考虑对灾民的赈济和帮助，更重要的是方观承亲身参预赈灾全过程，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的方法切实可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其他笼统介绍赈灾救荒经验的荒政书不能比拟的。

    思想上，除了“重农”“民本”“仁政”等思想外，我们可以从《赈纪》看到方观承与众不同的救灾思想特点。

    第一，赈灾要预为谋划。

    方观承多次提出办赈需要预先筹画，安排妥当。他在该书卷二《核赈》中说：“今窃谓民当六七月，灾象已形，宜及早以安之，于是颁规条、创格式，分员覆勘，概限八月初旬等差厘举，急请普赈。夫既众著于得食之有期，而加赈又相继也，斯有所系恋而无去志。”卷三《散赈》又说：“村民当领赈时，………惟当局者先期筹画，身之所不至而心至之，心之所不至而法已至之，庶几弊无萌生，泽可下究耳。”惟有如此，才能办好赈济灾民之事。

    第二，办赈要因势利导，用人得当。

    赈济之前要统筹安排，具体实施时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因势利导。方观承说：“三代以来，救荒直政备矣。后之人择可行而行之，固已无所不宜，然事有宜于古不宜于今者，且五方物产登耗之数、民情舒惨诚伪之殊，皆当随地异施，泥法太过，与无法等。夫以数百万人之命，起死回生于呼吸之间，岂易事哉？故必有视民如伤之主咨儆于上，而下之宣布德泽者竭诚致慎，和衷集思，参用经权，以规尽善，乃克相与以有成也。”

    对于办赈官员，不仅要求廉洁，还要考察人性。“夫办员固视其才之何若，又当察其性情之宽严而器使之，使宽厚者当重灾，则虽滥而不至伤惠；刻核者当轻灾，则虽遗而不至屯膏；反是，则交失之矣。爰并志其成劳，以见委任之不可苟焉而已也。”根据灾情轻重派遣不同性情的官员赈灾，灾民才能真正得到帮助，救灾物资也不会造成浪费。

    第三，将灾民分等次，区别赈济。

    方观承认为身为地方父母官，平时就应该掌握民情，了解百姓疾苦，遇到灾害，就能依据百姓受灾情况，按等次分别赈济。“为牧令者，于一州一县中如指诸掌，一遇灾赈，百不失一。”他非常赞赏“阳明先生之抚豫也，下令家置小牌，丁若干口、习某技业、有无残疾及田粮等项，编排的实”。灾害发生后“先令地方印官亲身赴乡，核明户口、分别极贫、次贫”，将灾情勘查准确无误，再根据轻重缓急和具体情况分别赈济，只有这样，有限的救灾资源能够得到合理配置，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救灾工作才能取得实效。

    第四，赈灾方法要科学有效。

    往往重大灾害发生、百姓或出于饥饿，或出于恐惧不安和对未来的不确定，在官员办赈时，易引起轰抢、骚动和其他事端，需要科学管理和合理安排，以期达到赈灾效果。方观承在《散赈》指出：“村民当领赈时。急于得饱，非立法大为之防，则诸患生焉。道里不均。有往返之劳。场宇不宽。有拥挤之虑，时日不定，有守候之苦。称较有低昂。量概有盈缩，荐盖少而米虞蒸湿，校贯差而钱或短少，外出户口之遗漏重冒者。保邻亲属之扶同捏饰者，皆为患所宜防。”而鉴于在散赈过程中容易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制订《散赈条规》，并且想出一套科学有效的解决办法。例如，“挨查户口，备具印票、赈册……谕令于放赈之日，执票赴厂支领。其老病嫠独家无丁男者，许同村亲族两邻具保代领”。

    第五，要重视灾后重建。

    方观承循循善诱，劝导灾民及时耕作。他在卷七《捐恤谕禁》说：“无衣无褐，何已卒岁？人未有饥而不寒者也。百谷聿既不登，则来年麰麦急有厚望。然无牛何以犁？无草何以牧？无柴薪何以爨？无屋何以栖止？厥惟富有力者噢咻之。赈所不继，兴工以代之，刁民之强项者，从而禁制之。”方观承收入《禁农民卖牛示》《院禁私杀耕牛示》《禁止拆卖房屋示》《禁占洼地柴薪示》《劝谕当商减利听赎农器示》等告示，希望不要侵犯灾民重建家园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让他们能尽可能重新站起来，自力更生。

    （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