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多年前，言偃所撰《礼运》篇，最早提出“慈善”的理念，在中国慈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发展至今，重温《礼运》篇记述的有关慈善的理念，发挥慈善的作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助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言偃，孔门十哲之一，名列文学科之冠首。他所撰《礼运》篇，记述随侍孔子“参加鲁国岁终祭神大典（蜡祭）时与孔子的对话，系统论述了“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

    孔子论述的“大同”世界中，即体现了慈善的理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认为，大道施行的时代，天下是人们共有的。选择有贤德的人，推举有才能的人治理国家。人与人之间讲究诚信，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仅关爱自己的双亲，也关爱别人的双亲；不仅关爱自己的子女，也关爱别人的子女。使老年人得到奉养安度晚年，使壮年人都能发挥作用，使孩童能得到抚养健康成长。年老丧妻、年老丧夫、少儿无父、老而无子以及残疾、生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顾和供养。男子有自己的职务，女子出嫁有归宿。对于财富货物，人们应厌恶浪费，但却不允许自己私藏；对于为大众劳作要竭尽全力，但不允许为自己谋私利。因此奸邪之谋不会发生，盗窃、作乱和害人的事情不会发生，所以大门都不用关上了，这叫做“大同”的理想社会。

    被尊称为我国当代“公益慈善事业之父”的中华慈善总会创办人崔乃夫先生，对“慈善”的概念，作过精辟的论述：

    什么叫慈呢？父母对子女的爱为慈，讲的是纵向关系，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什么是善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为善，讲的是横向的关系。什么是慈善呢？慈善是有同情心的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

    崔乃夫先生的慈善“纵横”说，其实就是言偃《礼运》篇中所言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将对自己双亲、子女的关爱推广到对别人双亲、子女的关爱，乃至对社会上一切需要救助的人们的关爱。崔乃夫先生把“慈善”定义为“有同情心的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我们在言偃《礼运》篇的上述论说中，已经看到了这种慈善精神的真谛。

    关于《礼运》的作者言偃，人们对其身世也有一番研究。言偃被后世尊为“言子”，司马迁《史记》载明他是“吴人（见《仲尼弟子列传》），古常熟之地，春秋时期属吴国。言偃是孔子众多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三国时魏人王肃注《孔子家语》，误记言偃为鲁国人，他大概见言偃长期在鲁读书、做官、讲学，才致此误，一度造成对言偃籍贯上的意见分歧。南宋儒学集大成者、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人称“南方孔子”的朱熹，用大量依据，断定言偃的籍贯是平江府常熟县（详见朱熹《平江府常熟县丹阳公祠堂记》，宋时言偃被朝廷封为丹阳公）。常熟有《言氏家谱》，记言偃及其后裔的完整世系，常熟有言子墓、言子专祠、言子故居及许多与言子相关的遗迹。常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写的《南方夫子言偃》一书，系统记述言子籍贯生平与功绩。《礼运》篇是言偃所撰，学界久有定论。早在南宋，著名学者胡明仲说：“《礼运》是子游作。”（见朱熹《朱子语类》卷八七）近现代康有为说“著《礼运》者，子游。”（见《康南海先生口说·礼运》）郭沫若说：“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乐正克为孟子弟子——笔者注）应该只是一系。这一系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礼记·礼运》一篇，毫无疑问，便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礼运》篇是言子之学的重要部分，是孔门儒家学派之一子游氏之儒的经典教材。孔子直传言子，言子直传子思（孔子之孙），子思多传至孟子。孔子——言子——子思——孟子的道统谱系中，言子是极为重要的一环。《礼运》篇中“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慈善理念，在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分明可以看到相承传递的轨迹。言偃《礼运》篇提出的慈善事业理念，150多年后经孟子的接递传扬更扩大了影响力。

    在《礼运》篇之前，也有关于慈善理念的零散记录。比如西周时期有“保息六政”，《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春秋时期，齐相管仲实行“九惠之教”,《管子·入国》：“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但《周礼》成书远晚于言偃《礼运》篇，而且偏重于谈司徒官的若干救赈方法，管仲“九惠之教”偏重于谈民生治理的几条具体措施，《管子》一书也远晚于言偃《礼运》篇。言偃所撰《礼运》篇，成篇于春秋时期，以对人类理想社会的宏论作为大背景，加上宏论出自圣人孔子之口，历来被奉为儒学精华。此篇提出推己及人，互相关爱，救助贫弱，不谋私利，竭力为公，是达到太平，幸福的理想社会的途径。从其成篇早、格局大以及从认识的深度和概括的高度看，此篇应该视作我国最早提出慈善事业理念的光辉历史文献。

    言偃《礼运》篇中所谓“大同”“小康”之说，是言偃记录孔子言论，还是假托孔子所言以述己见，这个问题古今学者历有争论。自南宋起，“假托”说日盛，认为不是孔子之言，而是假托之辞。如元代礼学家陈澔注《礼运集说》曰“《礼运》疑出于子游门人之所记……篇首大同小康之说，则非夫子之言也。”列入《礼运》篇的《礼记》一书，学界认为多假托之词，孔子弟子们往往借孔子之言，展示自己的思想，言偃《礼运》篇很有可能也是通过师生对话，表达作者本人的社会观。成书于汉代的《孔子家语》卷七中也收录《礼运》篇（与收入《礼记》的《礼运》篇有些不同之处），其中载明孔子是在担任鲁国司寇（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院长）参加鲁国祭神大典（蜡祭），当助祭者（宾）的，祭典结束后对陪侍在侧的言偃谈论“大同”“小康”的理想社会（“孔子为鲁司寇，与于蜡。既宾事毕，乃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言偃侍曰：‘夫子何叹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孔子任鲁国司寇参加蜡祭，时年52岁，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言，言偃“少孔子四十五岁”，则当年言偃才7岁，孔子是不可能与幼童时期、身在吴国的言偃讲论“大同”“小康”之义的。这或可说明言偃《礼运》篇是假托孔子之言表达己见之作。

    言偃投师于孔子，孔子传道于言子，言子应该是长年从孔子处亲闻过他的理想社会观，然后融入自意的看法，假托孔子之言，写成了《礼运》篇。言但将此篇作为教材传播其弟子，再由弟子记传，终成中华文化的千秋名篇，成为儒学的不朽经典。慈善事业的理念，亦随此篇影响并贯穿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历史进程。

    （据《中国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