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有“球王”之称的著名足球运动员李惠堂在荷属东印度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新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抗战期间“尤不应忽视体育”，体育在战时能“增厚国力”，在战后可“重整国基”，“接办世运大会的芬兰小国，在火上眉梢、风声鹤唳的危机下，仍未肯放弃主办的权利，大不列颠国在总动员的紧张形态下，还依旧保持着冬季足球赛会的大部分活动，凡此种种，都是抗战期中不忘体育的大好明证”。

    作为中国体育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李惠堂在战时不仅大声疾呼“抗战毋忘体育”，还身体力行地从事“体育抗战”的实践，将抗日战争与中国体育的发展联结在一起。

    于香港实践“体育救国”

    在香港乃至亚洲足坛大放异彩的李惠堂，是近代香港足球及整个中国体育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李惠堂祖籍广东五华县，1905年生于香港，自幼喜好足球，于1922年加入香港南华体育会所属足球队。在以国脚身份参加1925年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后，李惠堂赴沪，受聘为复旦大学体育指导员，创建乐华足球队并带队称雄沪上，结束了西方人球队长期统治上海足坛的历史。1931年乐华队解散后，李惠堂返港重回南华队。1936年，李惠堂以中国足球队队长暨中国代表团旗手身份出席柏林奥运会，并于赛后率队在欧洲进行巡回比赛，达到个人竞技生涯的巅峰。

    日本全面侵华之后，香港华人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举行义卖或捐款，以此支援祖国抗战。国民政府积极利用香港这一重要窗口，募集并接收资金和物资。李惠堂与香港足坛也于这一时期加入抗日救亡的浪潮，其最为重要的举动是发起、组织和参与各种体育义赛，以此筹款救济沦陷区民众以及受到战事影响的伤兵和难民。

    七七事变后，李惠堂所属的南华体育会创办港侨体育界非常时期服务团，集合香港体育界爱国力量，发起包括足球义赛在内的多项活动。作为南华队的旗帜人物，同时也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体育明星，李惠堂能否出场比赛，往往成为媒体和球迷关注的焦点。1937年李惠堂率队出访荷属东印度时，在比赛中胫骨严重受伤，曾萌生退役之念。抗战足球义赛兴起后，各慈善机构为求活动成功，纷纷央求李惠堂参赛，“以厚收入”，使他暂缓退役计划。1938年下半年，李惠堂伤愈后重返足坛，成为轰动香港体育界的消息。“双十节”当天，在加路连山南华球场举行的“国庆日足球义赛”，由南华队对阵西方人球会陆军联队。这场义赛由香港儿童保育会、香港中国妇女会和妇女新生活促进会等机构联合发起，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李惠堂于此场合复出，成为义赛的重要看点。《大公报》在为比赛进行预热宣传时，特别提到李惠堂“仗义出场”，鼓动港人“见义勇为，大开方便之门，踊跃购券”。比赛当天有近万观众到场，气氛极其热烈。李惠堂在比赛中攻入一球，助南华队以3∶0取胜。通过销售门票和彩票，本场比赛为伤兵和难民募款3000余港币。在以球员身份参加比赛的同时，李惠堂还多次应邀以裁判员身份在部分义赛中亮相。

    除此之外，李惠堂亦发挥自身的领导才能，发起和组织足球义赛。1938年底，他领衔发起“滑稽化装足球义赛”。他称，此趣味球赛虽是“一出破天荒喜剧”，但“可不要只顾目前，别忘记了前线的忠烈将士们的浴血牺牲，战区的难胞们的饥寒交迫”，呼吁球迷“加倍输财出力，多多益善，使结果圆圆满满”。1941年5月3日，南华球场举行义赛，纪念李惠堂曾经队友、飞行员陈镇和的不幸罹难。球赛开始之前，李惠堂发表演说，并领导全体到场者默哀3分钟。本场义赛共募得港币2000余元，社会反响强烈。

    至广东延续“足球抗战”

    1942年9月，李惠堂返抵原籍五华县锡坑乡省亲，在整个广东客家人聚居地区引起一股足球热潮。在其宗族亲属的邀请下，李惠堂前往五华县内各大圩镇和乡村进行巡回足球表演，又组织当地爱好足球的体育教师、学生、农民和商人合组五华足球队。邻近的兴宁县为增筹县体育馆经费，函邀李惠堂前往举办比赛，获其应允。远在临时省会韶关的嘉应同乡会也不甘落后。该会组织中山足球队，聘请李惠堂担任教练。

    最期待李惠堂来访的，是足球重镇梅县。战时的梅县体育界亦如沦陷前的香港，时常举行各种足球义赛，为抗战募集资金和物资，以此彰显地方对国家的贡献。

    李惠堂的梅县之旅，在整个广东客家人聚居地区引起轰动。除梅县之外，邻近的蕉岭、平远、兴宁等县民众亦来捧场，使梅县的旅馆在开赛前几天便被预订一空。尽管球票价格远远超出以往比赛的票价，但仍有3万多人到场观看比赛，贡献门票收入达27000元法币。1942年10月18日，梅县公共体育场座无虚席，出现“万人空巷看球王”的盛景。李惠堂在比赛中展现了高超的球技，并打入一粒点球，但由于其所在的五华队整体实力不强，最终以1∶3的比分败北。对于比赛的胜负，双方均未严肃看待，而是从更高的层面审视此次活动的价值。梅县著名绅士、时任广东省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的黄枯桐从客家人族群认同的角度高度评价李惠堂率队访梅的意义，称“这不但提高了我们梅县的体育风气，而且促成了我们今后客属体育界的空前团结”。本场比赛的门票收入，分予一半用作五华体育场的建筑经费。

    一个月后，在叔父李大超的授意下，李惠堂宣布再度组队访梅比赛。广州沦陷前，李大超调任交通部广东电政管理局局长，肩负维持通讯和交通畅通的要责。1942年11月开始，李大超到惠州、潮州和梅县等地视察。除考察东江流域一带电政外，李大超此行还负有推进广东“献机运动”的使命。由其担任总干事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广东省分会，为落实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发起的“一元献机”运动，预定广东每县至少捐款购买一架，使全省共达到100架之数。为达成此目标，李大超遂运用李惠堂之影响，命其组建广东航建足球队，以“推进航空建设，提倡国防基本体育运动”的名义出访梅县和兴宁等地，举行足球义赛。

    航建队抵达梅县时，正值1943年新年到来之际。李氏叔侄在元旦当天，与梅县党政官员在公共体育场公开亮相，并在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航建队来梅后，举行多场比赛。在最受关注的对阵梅县足球霸主强民队的比赛中，航建队以5∶1取胜。李惠堂在下半场攻入一球，令观众拍掌叫绝。除到访梅县外，航建队还赴兴宁、五华等地举行义赛，为“献机运动”筹集到可观的资金。对于这支球队，李大超期待其发挥更大作用，计划将其派赴桂林、柳州、成都和重庆等地访问，将影响扩大至整个大后方。此举虽因日军空袭韶关及湘桂等地被迫搁浅，但李大超领导下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广东省分会，因成功“利用足球队，推广航建宣传”而得到国民政府的赞赏，航建队亦被下令颁赠“热心航建”的奖旗。通过组织和运用航建队，李大超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政治运作。而李惠堂在配合叔父的同时，也利用足球义赛进一步提升了自身在广东地方社会的声望。

    临大后方支援抗战

    除上文所述与广东故乡的这段“香火缘”外，李惠堂还曾在桂林、柳州、成都、重庆和自贡等地代表多支球队出场比赛，参与了大后方体育事业的发展，配合国民政府的战时体育政策。

    1942年8月，李惠堂由香港抵达桂林时，正值大后方体育进入活跃时期。由沦陷区复归的“球王”，“颇为各方所重视”，很快重返球场。大后方的足球比赛，既有支援前线抗战、慰劳难民伤兵等目的的抗战义赛，也有筹集建设资金、改善地方设施的普通义赛。作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体育明星，李惠堂在大后方被各类义赛争相邀请，为军政当局和社会团体所借重。如李惠堂曾应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之邀前往柳州，为当地小学筹款。主办方于义赛前在柳州的主要街道上遍贴“球王”的画像和名字，作为吸引观众的招牌。李惠堂还应中央军校教育长万耀煌邀请前往成都，在华西协和大学足球场为中正学校举行义赛。除下场踢球外，李惠堂还以其业务能力与声望，协助地方军政当局主导的体育建设。

    除此之外，李惠堂还利用自身在对外交流方面的经验与特长，投身到战时的中外体育交流中。英国作为现代足球发源地，其外侨对足球极为热衷。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在重庆组建足球队，经常进行训练和比赛。1943年5月，宋庆龄为赈济河南洪灾的难民筹款，通过重庆市体育协进会发起国际足球义赛，得到这支英籍球队的积极响应。李惠堂来渝后不久，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即邀请李惠堂组织足球队，与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足球队进行足球赛。

    对于足球在中外交流中的意义，李惠堂早有认识。1937年3月，他在香港播音台所作系列广播演讲中即提到，“足球队实可视为我国体育公使，沟通文化，增进邦交，联络好感，屏祛隔阂，变换外人不良心理，提高国际地位，实非今日他项运动所能收同样之美绩”。

    李惠堂在大后方的足球比赛，不仅在资金筹募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对“抗战建国”发挥着实际功能，而且为在艰难时世中坚持奋斗的国人提供着精神上的慰藉与激励。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至桂林，引起市民“如疯如狂”的庆祝。桂林体育界发起庆祝胜利义赛，李惠堂出场表演，在比赛中攻入两球。“赛毕球王受人包围，几有寸步难行之感，竟有人兴奋过度以口吻球王射门的球鞋，也有人拥抱球王长吻，疯狂的情形难以形容于万一。”的体育抗战史，至此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据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