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曾沂是清代中期江南地区最为著名的慈善家，他一生主持或参与的善举为数众多，如平粜免租、施衣馈药、建义塾、创善会、,育弃婴、养灾民、凿义井、兴水利等。潘曾沂的慈善活动并不孤立，是清代江南地区民间慈善系谱中的重要一员，对清代中期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潘曾沂出生于苏州科第绵延的潘氏世家，世代门第显赫，人称“贵潘”。“贵潘”在清朝共出进士9人、举人32人，尤以状元出身、历任乾嘉道咸四朝元老的大学士潘世恩最为著名。潘曾沂就是潘世恩的长子。潘氏不仅借科举扬名，更因历代行善，被誉为吴中“积善世家”。于道光年间致力地方行善的潘曾沂，更被推誉为“天下第一大善人”，为潘氏家族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创建丰豫义庄

    义庄是管理族田及宗族事务的机构，而苏州正是义庄的策源地。

    针对族中贫弱者众多局面，潘氏族人在道光十一年（1831）设立松鳞义庄，“以专祭祀而恤宗族”。但在此以前，潘曾沂即在道光七年捐田2500亩建成丰豫义庄，“专备里中荒年平粜以及诸善举之用”，“捐田积谷，以备乡里不时之需”。由此可见，潘氏义庄有着明确的分工，松鳞义庄专于族内救济，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宗族义庄，而丰豫义庄则面向社区，用以救助乡里贫民。

    道光十三年，苏州发生特大水灾，潘曾沂“全免本年田租”，在此后的十余年中，“统计免收之数不下四五万石”。除减免田租外，丰豫义庄还常有荒年平粜和赈济的举动。丰豫义庄规条中明确规定：“本庄义田积谷，专为将来就近地方减粜而设”，即义庄的收成主要用于荒年平粜。所谓平粜，指在荒年粮价高昂时平价售粮，起到救助贫民和平抑粮价的双重作用。道光十二年（1832），因发生水灾，苏州米价昂贵，义庄举办平粜，并散给苏州城中“极贫”之户六千余口钱财，“给以票据，按期在天宫寺发钱”。道光二十二年（1842），苏州米价甚昂，潘曾沂“特采买籼米三千余石平价出粜，以翼流通”。道光二十九年（1849）春，苏州发生大水灾，潘曾沂又捐资放赈，留养吴江、震泽一带的灾民。除救助本地灾民外，潘曾沂对因灾流落苏州的外地灾民也倾注较多关心。道光十一年（1831）冬，江北灾民云集苏州。潘曾沂首倡留养之议，独立留养灾民4000余口，“措理裕如，各绅富遂仿而行之”，并亲自散给灾民口粮谷种。道光二十八年（1848）秋，潘曾沂又有出资留养江北灾民之举。

    荒年赈济只是治标之策，为求长远，潘曾沂想方设法地改良并推广区种法，以求从根本上解决贫民的生计问题。区种法又称区田法，是我国古代流传的一种抗旱高产的农作物种植技术，具体做法是在田中开“区”，即沟或穴，在区中播种，然后通过深耕、增肥、合理密植、勤于松土、锄草、适时灌溉等办法，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潘曾沂结合当时苏州的实际情况，对区种法加以进一步的改进，希望通过少种多收的办法解决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矛盾。道光八年，他在苏州近郊试行区种法，“果大获丰收”；道光九年，又在苏州葑门外“再试再验”；道光二十八年夏，再行试种。他在道光二十三年所作的《娄关小志序》中说：“余试区种法，尝课耕段泾桥里，自春至秋，往返数十次。”潘曾沂还“时时亲诣田间，指授方略，及秋而大获”。为集思广益，他在道光十四年组织志同道合者创办“课耕会”，“复春耕之要法，存先农之遗意，然小民难与图，始宜吾党先为唱导，又非一人一力所能行，必曰鼓之舞之之谓。作爰举课农之会，专务耕种之事，同志同道反若干人，平日皆有信实之行，相与成此根柢之事，使皆晓”。经过长期的实践，潘曾沂将区种法的经验总结为“深耕、早植、稀种、垫底、按实、去草、壅根”七条。在试验有效后，潘曾沂开始在苏州大力推广区种法。他用浅近易懂的语言撰写《直讲三十二条》和《丰豫庄诱种粮歌》，向农民宣扬区种法的益处，并请人绘成《区田观获图》，鼓励农民试种。潘曾沂还积极寻求官府的大力支持，如为推广区种法，他曾“叩宪示谕乡农”。道光八年冬，苏州知府对首先实行区田法的四位佃农予以奖赏，并示谕推广；道光九年，苏州知府又晓谕乡农，仿照丰豫义庄的“简便规条”进行耕种。

    在《吴郡山田种粟备旱说》中，潘曾沂针对苏州西部山地多、易干旱的特点，主张推广种粟以抗旱。他指出，苏州吴县沿山一带田亩最易受旱，即可种粟备灾，“秋种冬收，以此救荒尚可接济，且味美益人，远胜草根、榆皮，计其利息不减小麦，或有过之”，可“课督教之树艺之法，与以树艺之种，沿山垦荒”。在《丰豫庄诱种粮歌》中，潘曾沂又劝导农民多种杂粮，以备灾荒，他指出：“杂粮如雨麦、高粱、小米之类，宜趁荒年多籴多粜，先令吃惯，渐有销路，则常年自能流通接济，以后设再遇荒歉，有备无患矣。”此外，他还在苏州试种原产山东的“马科豆”。

    潘曾沂捐田，无论荒年救济、弛免田租，还是积极改进耕作技术、大力推广区种法，并引进新的粮食品种，这一系列措施互为体系、相辅相成，体现出丰豫义庄的鲜明特色。

    参与慈善团体

    放生是中国传统善举之一，潘曾沂对此也庆祝较多关心，他认为：“天人感应之理，惟此最显最速，且大用莫如仁，当于此处著意，使其长养而扩充之。”他所著《放猿集》之“放猿”二字即寓有放生之意。道光元年至二年，潘曾沂“蒙鸟放鱼于招贤寺放鸽亭梅树下”，并“乘筏至东关放水鸡”。道光十年冬，潘曾沂在沧浪亭举办放生会，“远近来赴会者甚众”。道光十七年，与陈奂泛舟西谿，开护生庵千金池，供放生之用，并撰《护生庵集》一卷，专门劝人放生戒杀。

    道光十四年，潘曾沂在山塘街筹办济贫会。林则徐曾致函潘曾沂，认为此举系“乘热闹场中作此苦事，益见诱劝之苦心”。信函中也记载了林则徐为济贫会捐钱的事实。

    针对清代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溺婴之风，潘曾沂深以为忧。他认为救济溺婴是善举中的“最急”之务，而济溺又“以收养为最”。他特意撰写《劝济溺说》，号召民众收养弃婴，并拜托友人彭蕴章带到福建，为革除当地的溺婴恶俗尽力。潘曾沂除了大力宣传外，也身体力行。他在道光十二年曾亲自收养一名弃婴，以后“续来者甚多”，潘曾沂“皆悉心区置，或雇妪乳养，或寄育邻家，俾得生长成人，始终不倦”。潘曾沂还参与过苏州育婴堂的事务。据林则徐在道光年间与潘曾沂的书信记载，他们二人曾经商讨选拔一名育婴堂司事。而潘曾沂在《劝济溺说》中，极力主张“劝令绅士纠造育婴堂以赡溺婴”。

    潘曾沂出身世家，极为重视教育与科举，于鼓励宗族及地方子弟读书不遗余力。道光十四年，他捐田200亩，以其收入供给族中子弟读书，名曰“松鳞庄读书田”。道光二十三年，潘曾沂举办乡里助学事宜，“择里中贫家子弟可造者，助以修脯，使其就近入塾读书”，招集十三岁以下儿童30余名。潘曾沂对读书子弟格外关心，每逢节日，必亲自检查子弟的读书情况，“验其功课之勤惰，分给食物奖赏之”。咸丰元年夏，潘曾沂又修葺房屋，拟建义塾，名曰“西陀庵”，并设东津馆藏书楼，专为里中子弟读书之用。

    道光年间，苏州地方绅士赵大仕创设专门救助盲人的济盲局，“议定规条，示以限制，行之数岁，刻有征信录”。潘曾沂对此举极为赞赏，并积极响应。道光三十年，潘曾沂为济盲局“征信录”作序，同年冬又“捐钱为同人劝，复愿天下广行此局，以安瞽者”。道光十五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在苏州创建丰备义仓，这是晚清苏州最主要的备荒仓储。作为一贯热心善举的地方绅士，潘曾沂曾向义仓捐田2500亩。

    道光十年二月，潘曾沂主持修浚兴福塘河十二里，“就近一带资灌溉之益者无穷”，又与地方绅士熊传栗、袁缙等议开穹隆山下支河，以资灌溉。咸丰元年，潘曾沂在自家门外开凿“双井”，名曰“双月泉”，以便邻里汲水。次年又“浚凿义井四五十处”，其中以旧子城龙王庙前的一井最为深大，名曰“万斛泉”。潘曾沂之所以开凿义井，有着“使其地脉疏通且可转移风水”的迷信考虑，但亢旱之时“居民赖以得水，获其利者无算”，实际上起到了安定地方民众生活的作用。

    潘曾沂一生为善孜孜不倦，20余年中“所为善举不可胜述”，各类慈善活动“或独立，或倡行，皆视为分内之事”。当有人赞誉时，他回答：“此吾辈分内事，如日用饮食之不可废，何足道者？”

    慈善活动特点

    第一，慈善活动涉及面广，影响大。潘曾沂居乡20余年，虽闭门谢客，但感怀时世与民生，无时或忘。他不仅撰写善书以劝人，更收养弃婴、创办义塾、举办放生会、筹办济贫会、资助济盲局和丰备义仓、兴修水利、开凿义井，还通过丰豫义庄从事平粜、救助灾民、劝农等活动，善举涉及许多方面，尤其因其态度积极、号召有力，视善举为“如日月饮食之不可废”，而被推举为“天下第一大善人”，其影响之大、饮誉之高，确为罕见。

    第二，丰豫义庄救助乡里，是潘曾沂的独创。义庄一般是指管理宗族公产、负责宗族事务的机构。作为族产，义庄收入主要用以救助族内贫困成员。但是，潘曾沂创立的丰豫义庄却有别于传统的宗族义庄，它是“专为里中荒年平粜以及诸善举之用”，“捐田积谷，以备乡里不时之需”，为一大创举。

    第三，主张积极的救助方法。潘曾沂努力改进并推广区种法，帮助贫困农民抵御灾害，通过丰产增收满足自身需求的基础上，将救济深入到生产领域，通过积极从事生产、增加收入的方法来达到贫民自救的目的，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治本的救助方法。

    第四，联结同志，共同开展慈善活动。潘曾沂出生于有影响的世家，其父潘世恩为四朝元老，在朝中位居要职，同僚、门生、故吏遍布朝野，这为潘曾沂提供并构建了较好的慈善活动舞台及所需的人际关系。潘曾沂的慈善活动得到官府的助力，即缘于此。

    （据《中国慈善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