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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正猛 子贡(前520-前456),春秋末卫国人。端木氏,名赐。孔子学生。才思敏捷,善于辞令。曾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经商曹、鲁间,富至千金。并参与政治活动,历仕鲁、卫。聘问各国,与诸侯‘分庭抗礼’。曾游说齐、吴等国,促使吴伐齐救鲁。(《辞海》) 子贡是孔子高徒,是公认的儒商祖师。子贡同时也是古代慈善家。 子贡作为慈善家一直被忽视了,“忽视”的原因是子贡慈善事迹的史料未受重视。 笔者在上世纪70年代读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的《〈论语〉批注》(中华书局),留下印象:子贡是一个十分宏毅的君子;又读北京钢铁学院工农兵学员的《〈盐铁论〉译注》(冶金工业出版社),留下印象:子贡是仗义疏财的儒商。那时正是“批林批孔”及“评法批儒”期间,作为孔子忠实信徒的子贡当然在“批倒批臭”之列,但他仍然给人良好形象,可见他很有正能量,“正气在内,邪不可干”。 “贫者赡焉” 现在,检索“正经”版本的《盐铁论》,确实有子贡慈善的珍贵记录。“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载其德。”(汉·宽桓《盐铁论·贫富》) 中华书局2015年版《盐铁论》译注者陈桐生的翻译是:“子贡通过囤积财物而名显诸侯,陶朱公通过货物增值而在当世获得尊荣。富贵的人与他们交往,贫穷的人接受他们救济。上到国君,下到布衣平民,没有人不感戴他们的恩德,称颂他们的仁义。”《盐铁论》是一部特殊的著作,它实际上是西汉中央政府的一个“会议纪要”。这条记载“证据确凿”,完全说明在孔子儒家思想的熏陶浸染下,子贡形成了富而好礼的品质,与范蠡一样大范围周济穷人、从事慈善了。 子贡赎人 《吕氏春秋》《说苑》《孔子家语》等典籍都记述,子贡自己掏巨资,赎回在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 这是说,鲁国有一条法律,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如果有人能把他们赎出来,可以到国库报销赎金。子贡在国外赎了鲁国人,回国后拒绝收下国家赔偿金。孔子知道后说:“子贡做错了。从今以后,鲁国人将不会从别国赎回奴仆了。向国家领取补偿金,不会损伤到你的品行;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 “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这里,孔子的考虑确实是很对的。但后人对这条史料的关注点都在事件处理的方法上,我们要看到,这条史料本身客观上记录了子贡的一大善举!设定子贡拒收补偿金,不作张扬,则子贡也没不妥。现代人见义勇为之后,有领取奖励金的,也有拒领奖励金的,只要不以“拒领”对别人作道德绑架的,就是值得敬重的。 助力文化教育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这里记述了子贡两个方面举措。对此,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杜勇认为,“聘享”是当时诸侯国间的一种外交礼仪活动。“结驷连骑”是够排场的,重要的是他所带的“束帛之币”应极为丰美,才使他国诸侯对其礼敬有加。既然聘享属于国家外交活动,其“束帛之币”当由国库支出,而子贡出使却以个人财力负担。这不只说明他财富“饶益”,更是其“富而好礼”、为国担当的表现。子贡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资助乃师讲学授徒,为其周游列国创造条件,“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也有益于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见《子贡与儒商精神》)。 提出“博施济众”命题 十分可贵的是,子贡作为慈善家,不仅有慈善的实际行动,而且还有慈善理念。他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博施济众”的慈善命题。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子贡说:“如果有人能对民众广施恩惠,能周济民众,怎么样?可以说是仁吗?”孔子说:“岂止是仁啊!一定是圣德了!恐怕尧、舜也会觉得难以做到吧!那仁者啊,自己想立身于世,也使别人立身,自己想做事通达,也使别人通达。能从眼前的实际事情这样去做,可说是实行仁道的途径了。” 孔子认为“博施济众”尧舜也难以做到,其中原因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认为是尧舜时期经济条件差。“夫博施者,非圣人之所欲?顾其养有不赡尔。”(博施济众难道不是圣人想要做的吗?只是由于圣人自己用来养民的东西不足。)而子贡经商积累了财富,慈善的眼界大了。在那个时代子贡有这个愿望,从社会进步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很有意义的。“博施济众”命题,按费孝通先生所揭示的儒家仁爱的“差序格局”说,慈善追求更超前,是仁爱的最高境界。 南怀瑾先生所说“子贡问的问题,都是中肯扼要,而且碰到孔子中心思想的要点之处”(《论语别裁》),就是针对上述这一段话说的。 子贡的另一处问话,则引出了孔子“富而好礼”的观点。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 子贡说:“贫困而不对人阿谀奉承,富贵而不骄傲自大,这怎么样?”孔子说:“这样也可以了。但还不如贫困而乐道,富贵而好礼的人。” 李零教授在解读这段话时说:“怎么叫好礼?没准是当慈善家吧。”(《我读〈论语〉》) 今天,我们肯定子贡的慈善家地位,宣扬子贡慈善的知和行,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慈善史一般认为,范蠡是中国首善,这没有问题。现在我们看到,首善不是一人,而应该是“双子星”。春秋时期中国民间慈善发端,子贡和范蠡同时发挥了率先垂范作用。“真正的儒商历史上没有几个,一个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儒商的代表是他。第二个是范蠡。”(南怀瑾《中国文化》)《史记》赞誉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有道是“陶朱事业,端木生涯”。范蠡和子贡,经商成就并称,慈善事业共耀。范蠡的“三次创业、三次散财”不是孤立的慈善事件(春秋史料也记载一些权贵个人的慈善行为),春秋时期的慈善不是范蠡“一个人在战斗”,春秋时期慈善的开篇便不同凡响。 第二,子贡的“博施济众”的命题,对中国慈善理念发展是一大贡献。19世纪爱尔兰历史学家威廉·莱基提出“道德圈”理论,认为人类道德圈一开始很小,后来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张。可以说,子贡在同时代人中已经“破圈”了。“博施济众”的命题丰富了儒家的慈善思想理念。 第三,从《论语》一书中,我们切实感受到子贡是一个“仁以为己任”的“士”。中国古代慈善有一个独特景象——“士”对古代慈善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古代慈善的主要推动力量。学界认为,“中国‘士’的传统,是世界文化史上独特现象。”(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士人是一个精神群体,是‘把品性作为生命’的一群人,是道义、气节、趣味、礼仪的源泉。”(何立明《中国士人》)纵观历史,“士”,是政府慈善的主要执行者和重要推动者,是宗族慈善的主要组织者,是个人慈善的垂范者、倡导者。可以认为,子贡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从事慈善的“士”。 子贡是儒学中一个重要人物。日本作家井上靖在《孔子》一书中认为,不久将来,对子贡的研究“可能居于孔门研究的中心”。《后汉书·桥玄列传》载:“子贡曰:‘宁丧千金,不失士心。’”中国慈善史应给子贡这位名“士”以应有的地位。 (本文作者系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