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高文兴

    在《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里，有这样一则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这位“君”，正是周恩来总理。

    革命伉俪共同救助难童

    “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内迁的1500万难民中有难童400万，其中等待救济的至少10万。

    在危急关头，为救助和教养民族未来，中共中央长江局及其领导下的妇委，特别是邓颖超、廖似光等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通过抗日救国会的中共党员等进步力量奔走动员，为拯救难童积极行动，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1938年1月24日，武汉召开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全称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

    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界线路（今合作路）圣罗以女子中学（今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正式成立，宋美龄、李德全为理事长、副理事长，邓颖超则自始至终担任常务理事。

    “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聘任了286位名誉理事。共产党方面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挺、博古、邓颖超、康克清等；国民党方面有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孔祥熙、孙科、宋子文、李宗仁等；文化界有蔡元培、郭沫若、沈钧儒、胡适、茅盾、老舍、邹韬奋等；华侨界有陈嘉庚、胡文虎；还有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司徒雷登等国际友人。可以说，“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最早成立、也是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从“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之初，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等就带头捐款。共产党人没有私产，但邓颖超和周恩来仍然各自捐出一个月的薪金。

    在他们慷慨义举的带动下，各界人士也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宗旨，支持赞助保育院。此外，美英等国政府及民间援华组织、南洋爱国侨胞组织和香港爱国人士，也不断给予援助，成为“战时儿童保育会”经费的主要来源。

    抗战期间，“战时儿童保育会”以民间组织的形式，承担难童救助，减轻了政府和难童家庭的压力，间接支援了抗战。同时，也通过自己的工作，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为中国抗战赢得国际社会更多支持。

    据档案记载，至1946年9月结束使命时，“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成立了20多个分会和数十所保育院，救助抚养难童29000多人。

    发起最大规模献金运动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迎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武汉。当时，全面抗战已进行了5个多月，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会集于此。在武汉的10个月内，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各界参加抗战，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最具影响力，也最为公众熟知的就是“七七献金运动”。

    1938年6月，日军兵分五路进逼武汉。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决定在中国抗战一周年纪念日（1938年7月7日至9日）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将募捐献金作为主要内容，从而“唤起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以实际行动保卫武汉。

    此前，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也搞过3天募捐，但所得不过4000元。因此，政治部部长陈诚最开始对该活动持怀疑和反对意见，认为一定会遭到失败。但周恩来态度坚决，最终使陈诚同意。

    事实上，这一次的献金运动可谓盛况空前。

    献金运动第一天，即7月7日早上9点左右，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总理铜像前、汉口世界影剧院门口等6座献金台同时隆重揭幕，各献金台人潮汹涌。献金者有中国共产党人、国民政府党政要员、一般军人、公务员、文化界人士、商人、工人、农民、店员、职员、车夫、小贩，还有家庭妇女、豪门闺秀、老人、孩童以及难民、乞丐等。有献纸币的，也有献银元、银鼎、银盾和金银首饰的，还有献药品及衣物等，少者几分，多者上万。

    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这次献金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也是积极参加者。献金运动进行到第三天，即9日下午，由周恩来、王明、博古、董必武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献金团”尤其引人注目。

    他们乘坐车牌号为“军5209”的卡车行驶到了汉口江汉关献金台。周恩来献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240元月薪。接着，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将他们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共2100元全部献出。他们还受毛泽东的电报委托，将其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350元也全部捐献。同时，还献出中国共产党的党费1000元。另外，李克农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献出从伙食费中节约下来的1000元。还有叶剑英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各献当月薪金5元。国民党党政军大员、国民参政员和中间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也踊跃献金；普通民众更是纷纷献金。

    本次献金活动原定3天，可到了9日晚，台前“还是挤满了人，把台几乎都挤垮了”。面对如此热烈的爱国场面，献金日不得不延长两天，即到11日结束，并增设流动献金台10余座。

    在周恩来的倡议和主持下开展的武汉“七七献金运动”，在短短5日内，筹资达百万之巨，参加人数有50万之众，将武汉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峰，被郭沫若形容为“狂潮，要把武汉三镇掀翻了”。此次献金运动的意义，也正如7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献金台上》一文中所指出：“这次武汉三镇的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这次献金运动，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如何？可以万分肯定地回答：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

    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1959年1月，周恩来到广东从化看望因病在那里疗养的邓颖超，却发现温泉都被干部疗养院占了，当地的普通百姓难以享受到温泉。

    他在视察温泉小学时问道：“孩子们有没有洗澡的地方？普通群众有没有洗澡的地方？”负责人解释道：“因为经费困难，还没能给当地群众修建浴池。”周恩来很生气，批评说：“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可当地群众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却洗不上温泉。你们说，群众会怎么想？你们在温泉边修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们住，我们随时都可以享受温泉，温泉地区的老百姓却洗不上温泉，我和小超都感到不安。”“我提一个倡议，凡是到温泉疗养的同志，向当地捐款，给温泉人民建一座温泉浴室，我和小超带头，每人捐100元。”当地负责人见状，连忙说：“我们一定想办法给群众建浴室，总理的钱就不要捐了。”“不，这是我和小超的一点心意，你们一定要收下。”回到住处后，周恩来就让秘书送来了200元钱，坚持让负责人收下。

    1962年，周恩来到从化开会时，仍记挂着为普通群众建温泉浴室的事，他专门询问当地负责人：温泉浴室好不好用？群众满不满意？当得知一座共有18间冲凉房、可同时容纳50多人洗澡的温泉浴室已经建成时，周恩来满意地笑了。

    临终捐出所有个人财产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从显微镜高倍放大视野里发现了4个红细胞；三天后，再一次为周恩来复检时，红细胞的数量变为8个！复检是由北京医院进行的，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九个大字。

    周恩来顽强地工作到1974年。这时，他的膀胱癌已多次复发，血尿不止。“有时疼得总理在沙发上翻滚。”“他的病已到了再不住院治疗，随时就可能由于血尿疼痛引发心脏病而危及他的生命了。”张佐良大夫后来回忆道。

    从1974年6月1日起，周恩来不得不告别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西花厅，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治疗，开始了伟人生命的最后阶段。

    周恩来临终交代邓颖超，将六伯父原来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欢观赏的那批国宝级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周恩来的六伯父周贻良，晚清时任过淮安府总文案、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国初年又曾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等职务，后因看不惯民初军阀的明争暗斗，弃官归于扬州。他对收藏和鉴赏古董、字画产生兴趣，最后竟倾毕生积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诏版、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数十件国宝级文物。

    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在京病逝。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贵重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邓颖超：“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没有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反而向前来慰问的中央领导转述了周恩来生前的三个要求：

    一、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二、还能正常穿着或者平日里穿着较少的衣物赠予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能穿的一定要烧毁，不要留作纪念、搞纪念馆等特殊化的事情，其余有价值的物件全部上交国家；三、不要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经过工作人员的计算，周恩来、邓颖超两人一共结存了5709.80元，这笔钱全部交给了中央特会室；1992年邓颖超逝世时，她积攒的5437.15元，又再次捐献给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