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斯风

    近日，西安白鹿原江村大墓被确定汉文帝霸陵，并展开挖掘。从目前的出土情况来看，汉文帝陵墓，在建造方式上一定程度节省了劳动力，陪葬品也不及其母亲薄太后陵的规格，与历史上汉文帝生前勤俭、死后‘薄葬’的说法比较吻合。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政治的好坏、社会的治乱直接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德治仁政”始终是古代中国人所企盼的理想目标。《尚书·尧典》称：“克明俊德以柔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最早提出了“德治”的观念。《论语·为政》则对“德治”做了进一步阐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在此基础上把“德治”的核心归结为一个“仁”字，“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因之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尽管儒家的“德治仁政”观念流传了两千余年，从周秦至清的历代王朝来看，也仅有汉文帝时期尚有些影子，其余时期只不过是美好的理想国蓝图而已。

    严于律己的汉文帝

    西汉孝文皇帝，名恒，在刘邦八个儿子中排行第四。公元前180年，周勃、陈平等平定诸吕后，他被拥立为汉朝第三任君主。文帝之文为谥号，据《汉书》注引应劭的说法，“慈惠爱民曰文”。汉文帝的统治是汉初历史的转折点。高祖刘邦马上夺天下，惠帝、吕后无为因循，经汉文帝二十三年的治理，统一的西汉王朝才真正走上承平之途，初步实现了政治稳定、百姓安宁、经济发展的天下大治，所谓“文景之治”即由此开端。

    中国古代的“德治仁政”，首先强调统治者个人的品行修养。按传统标准衡量汉文帝，其道德品行还是比较高尚的。

    一是具有谦逊承让的君子之风。汉文帝刘恒本被封于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恶劣的代地，并无意于君位，因“贤圣仁孝，闻于天下”而被历史大潮推到了政治前台。那些诛灭诸吕的功臣勋将之所以选择刘恒，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道德的原因。史载，刘恒在即位前，曾再三推辞，做皇帝实不得已而为之，具有谦让之美德。此既符合古之仁君礼仪，又最终勇于承担天下、宗庙之重托，其举动美妙得体。

    二是为使天下重现尧舜遗风，刘恒在即皇帝位后，又不愿“蚤建太子”。他认为，“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他还说：“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义者，若举有德以陪贤及有德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这种以天下社稷为重，而不私于己、不贪恋君位的操守，颇有尧舜遗风。

    三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汉文帝对自己约束破严，每遇天灾或异常天象，总是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委过他人，正如他在遗诏中所说：“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汉文帝以节俭倡导天下，史载：“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他罢作露台，不仅自己“衣绨衣”，而且“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用自己的言行表率群臣，为天下效法。

    以民为本的汉文帝

    汉文帝的“德治仁政”还体现在敬天、保民上。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天人相关互动，天意反映了民心民情，故敬天与保民本质上是一致的。《汉书·文帝纪》有载，汉文帝二年（前178年）十一月日食，文帝下诏云：“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

    第一，重农，劝农。在《史记》《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汉文帝倡农劝农的诏书和籍田亲耕的记载。如即位之初的前元二年，汉文帝曾先后两次下诏劝农：“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十二年（前168年）又下诏云：“道民之路，在于务本……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在诏书中，汉文帝把力田与孝悌并列，分别予以奖赏。十三年（前167年），史籍又有文帝亲耕的记载：“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除此之外，汉文帝还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鼓励发展农业的具体措施。汉文帝十二年，“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即通常所说的田租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同年，还接受了晁错“纳粟拜爵”的建议，以达到“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工”的目的，保障了国家的财源；十三年，下诏令免田租。为了使流民安于生产，算赋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丁男徭役减为“三年而一事”。这些措施不仅刺激了农业生产，也使商业活跃起来，尤其是文帝十二年取消了过关卡用凭证“传”的制度后，更是方便了行旅往来和商品流通，使天下之民咸感宽慰。

    第二，宽减刑罚，善待臣民。对人的生命和身体的重视也当是“德治仁政”中的应有之义。汉文帝即位不久便“尽除收孥相坐律令”，随后又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废除了肉刑。人有罪过首先当施教，给人悔过自新的机会，无效而后加刑。作为统治者，要对臣民有着良好的期待，即便偶有罪过亦不当例外。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文帝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甚至出现了“刑罚大者，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第三，为社稷安，为万民利，慎武睦边。汉初，北方匈奴屡屡寇边，文帝时往往采取被动应付，消极抵抗的策略。此举并非完全是软弱或力有不逮，而是其“德治仁政”的一个方面。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六月与匈奴和亲的诏书中云：“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不能谕其内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辙于道，以谕朕志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细析此三百余字诏书，有四层意思：其一，把匈奴为害的责任归咎于自己的“德薄”；其二，说明匈奴祸害的严重性；其三，表达了汉文帝的不安，并不断为解决此难题而进行努力；其四，称赞单于明智，终成和亲，并指出和亲意义深远。在此反映出汉文帝为“全天下元元之民”的胸襟，更进一步表达了其“德治仁政”所内含的民本主义主题。

    第四，关怀照顾社会弱势群体。汉文帝即位不久便下诏指出：“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陷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要求有关政府部门“其议所以振贷之”。汉文帝十三年六月又一次下诏：“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德治仁政”不是仅对社会的某一部分的，尤其不能以势利计。其面对全社会特别应惠及其中的弱势者，这也为是否真正实施“德治仁政”的重要标志之一。

    最后，汉文帝提倡孝悌、亲亲、尊尊，使“德治仁政”充满了人情味。中国古代视家国为一体，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张，治国如治家，家睦才能国治，对于一国之君尤其如此。汉朝以仁孝为标榜，文帝更是身体力行，大力提倡。汉文帝本人似乎扮演者汉帝国的君主和刘氏家族的宗主的双重角色，除给予刘氏宗室特殊的关怀外，还从家扩大到国乃至天下。《史记》有两条记载颇堪玩味：一是“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二是“南越王尉（赵）佗自立为武帝，然上诏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这两则事例说明，历来被认为是好“黄老刑名之术”的汉文帝，其实是践履着“修齐治平”的路径，将一人之道德，客观化于社会，使其成为政治设施。

    （据《河北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