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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黄昏,我提着猛禽专业运输箱,与同行的伙伴们爬向山顶,这里可以俯瞰北京城。彼时,暮色西沉,万籁俱寂。我们踏过枯叶,嘎吱作响。当抵达放飞地点时,有人低语道:“这个地方不错。”放飞地点是在山坡上凸出的一片岩石上,后面是一小片树林。我把运输箱放在岩石上,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挂耳,箱口朝外,然后慢慢地打开了箱盖。一只雕鸮从箱中跳了出来,蹦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在它飞向山林前的刹那间,我们目光交织。那一刻,我心中百感交集。 “这一瞬间”见证了多个“第一次”: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项猛禽救助机构的“第一只”病号——雕鸮,这也是放飞康复猛禽时“第一次”考虑了动物福利问题。雕鸮是夜行性猛禽,为了让它更好地熟悉野外环境、捕食猎物并在野外生存,我们选择在黄昏时将其放飞。看着这只雕鸮重获新生,我想起了成立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动力和初心。 1998年冬天,媒体报道了一系列中国海关缉获猛禽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在北京国际机场缉获近400只猎隼。猎隼是中型季候鸟,分布在中国、中欧等地。偷猎者把这些猎隼的眼睑缝上,并塞进丝袜,整齐地摆放在行李箱中运往中东。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一个专业的猛禽救助基地可以救助它们。此外,更让我惋惜的是,一些充满善意的人可能由于错误的操作给鸟类带来伤害。 我参加过一个鸟类的放飞活动,组织者声称自己旨在“提高公众保护鸟类的意识”。然而,我看到的却是几位放鸟的人士站在喧嚣的人群中,每人手捧一只猛禽,倒数三二一后,在人群欢呼和相机的闪烁下,将这几只惊慌失措的猛禽抛向空中,其中还包括四只猫头鹰。看着摔在地上的鸟,我不禁痛惜难过。 我们急切需要一个专业的救助中心来树立标杆,来展示野生动物救助、康复和放飞等过程中的动物福利标准。我找到了以鸟类研究闻名的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北师大的教授们热情地接纳了我的想法。北师大除了提供鸟类相关专业知识外,还在主校区生命科学学院院内为中心提供了场地。 时光荏苒,20年过去了,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在不断成长和进步。 2010年,我们有了第一台呼吸麻醉机,能够安全、高效地医治猛禽,而康复师也不用穿着10公斤重的铅衣来回移动猛禽拍X光。过去,这件铅衣有时康复师一穿就是一整天。这一年,我们开始可以做无菌手术。还是这一年,我们可以给鸟接骨了,即便是像牙签一样细的骨头也不在话下。 2012年,我们有了新的X光机。 2014年,笼舍里有了自动喷淋装置,酷暑下帮助猛禽第一时间降温,康复师再也不用手持皮管给笼舍冲凉了。 2016年,我们购置了恒温手术床,防止手术中猛禽失温,康复师再也不用用暖水袋给手术中的鸟类保温了。同样是2016年,我们加购了X光机的电子成像系统。我们翻新了笼舍,采用了木质结构,笼舍前半部分用木板间隙给鸟提供了互相观望学习的机会,而笼舍后半部分全封闭,给鸟设置了躲避的空间,让鸟有选择的机会。 在提升中心硬件的同时,每一名康复师也都在不断学习和应用最先进的鸟类救助技术,持续提升自身的能力。 2020年,在全球疫情暴发的时候,我们仍然坚持接救猛禽,与我们接救的每一只猛禽和每一名支持者共渡难关。 20年来,我们见证了公众对待鸟类等野生动物的态度变化。过去,每当康复师去接收需要救治的鸟时,总有些人会问:“这只鸟能吃吗?好吃吗?”然而现在去接收鸟时,更多的人会说:“这鸟是保护动物吧?你们一定要把它救活啊。” 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市民懂得如何科学救助野生动物。 今年11月8日,在北京石景山的一家酒店里,员工孙女士在酒店露台的玻璃围挡前发现了一只不动弹的猫头鹰。虽然没有野生动物救助知识,但她知道这只鸟应该是保护动物,就第一时间把它抱进了宠物运输箱里,同时把比较透光的一侧面向了墙并盖上了毛巾。这个操作,有效地避免了猫头鹰的应激反应。康复师抵达后,鉴定这只猫头鹰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耳鸮,猜测是被透明玻璃误导而无法飞走。该长耳鸮没有外伤,体重和姿态都正常,经过在中心的康复和后续评估,16日,康复师将它放归自然。 不得不说,我们能够如此顺利快速地放归这只长耳鸮,与救助人孙女士第一时间科学的处置密不可分。 20年来,每一只被接救到中心的猛禽,不论个体大小,不论是什么保护级别,都会得到专业、细致的康复治疗和康复师们全年无休的轮值照料。放归后的它们也同样牵动着康复师的心。中心于2018年3月27日为一只康复放归的大鵟佩戴了背负式GPS追踪器。根据回传的数据推测,这只大鵟已经成功在蒙古度过了一个个繁殖季。 20年过去了,继放飞第一只雕鸮后,中心已经接救了39种超过5500多只猛禽。通过科学、专业的康复治疗方法和精心的照料,54%以上的猛禽重返蓝天。 除救助猛禽个体外,中心康复师会在每一次救助、媒体故事和学校活动中科普猛禽救助专业知识和动物福利理念。他们还与全国各地的相关兄弟单位交流分享经验和专业知识,提高猛禽救助整体水平,共同促进中国的猛禽保护。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心在打击野生动物犯罪和促进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媒体报道了六只受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伤害的猛禽康复和放飞的新闻,促使执法机构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近来,我们也越来越多的会从派出所、居委会接收猛禽,因为很多救助者发现受伤的猛禽会第一时间联系派出所、居委会等机构。这也说明,公众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意识是提升的。这与像中心一样的动物保护机构以及中国政府机构的公众爱护自然教育和普法宣传是分不开的。 中心的一些科研成果还促进了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例如中心向北京市政府主管部门提出建议,在2009年颁布实施的《北京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损失补偿办法》中,将猛禽造成的圈养的家禽家畜伤亡也纳入补偿范围,有效解决了猛禽保护与居民生活冲突的问题。 如今,我们正面临着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性挑战,中心仍会用无数的20年来践行不变的原则,用科学支持行动,用行之有效的行动来保护动物,守护关键物种,助力建设美丽中国。同时,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的优秀案例,我们也将向全世界展示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中的中国力量。 2018年11月29-30日,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举办了“猛禽救助技术交流会”,全国各地12家野生动物救助保护机构受邀参加。野生动物属于大自然,我们将继续不遗余力,。 葛芮/文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亚洲区总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