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8版】

    记者也注意到，企业捐赠除了关注应急救援、紧急采购物资及为灾区居民提供必要生活保障外，还希望支持灾后重建、受灾群众心理疏导及减防灾教育和紧急救护建设等。

    如，蚂蚁集团通过支付宝公益基金会捐款1亿元，联合公益机构，将善款用于应急救援、灾区防疫、受灾群众生活及心理保障以及灾后重建工作；滴滴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1亿元，用途包括：在紧急救援阶段支持救灾物资、救援机构行动及装备费用等；在过渡安置阶段，支持受灾群众生活安置及人道援助;在灾后重建阶段，持续推进公共卫生防疫、减防灾和紧急救护建设等。

    舆论直接影响社会捐赠

    不论是从受灾规模还是从受灾人口数量来看，去年南方水灾都超过了近期河南水灾。为何河南水灾如此受关注且短期内得到大量社会捐赠？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创始人郝南谈道，灾害带来的资源是由社会关注力所决定的，社会关注越强，其带来的资源就越多：这种资源一方面是老百姓关注到后自己会捐，另一方面因为关注度高企业也更愿意投入。

    不少行业研究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执行院长高华俊表示，中国是一个洪涝灾害多发的国家，所以公众对于这种灾害是有心理预期的。1991年华东水灾、1998年嫩江松花江秋汛，包括去年南方水灾，严重程度都远超过了河南水灾。但在郑州这样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发生如此巨大的洪涝灾害，其来势之凶猛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尤其是地铁、街道、居民区被淹，造成人员伤亡，给大家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冲击。

    历来大灾都是社会捐赠最活跃最集中的节点。2008年以前，中国一年的社会捐赠量在四五百亿，但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国社会捐赠量突破了千亿，灾害激发了公众的爱心和捐赠热情。《2008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接收国内外各类社会捐赠款物共计1070亿元，是2007年的3.5倍。另外，2008年之后，我国民间慈善力量也开始崛起。

    “近年来，国内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越来越强烈，而公众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关注及整体认知水平也有了很大的飞跃。特别是《慈善法》颁布5年以后，依法促善的效果非常明显，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社会捐赠认知也更加深刻和包容。”高华俊表示。

    方德瑞信负责人叶盈也谈道，救灾领域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受舆论关注的程度跟实际受灾规模是不匹配的。“灾害筹款跟其他领域筹款完全不同，其受舆论左右特别明显，舆论影响几乎是影响灾害筹款的决定性因素，且灾害筹款周期特别短，主要集中在紧急响应阶段。这次城市被淹、地铁被淹的那种场景，对普通人的冲击特别大，一下子触发了大家的同理心。”

    她谈道，从筹款的角度来说，其实整个国际救灾行业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即筹款周期特别短，且钱基本都捐给了紧急响应阶段，灾后重建虽然现在也得到重视，但相较而言灾后重建的需求量和社会支持度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很多中小型灾害是根本得不到关注的，而受不到关注就意味着筹不到钱。此外，防灾减灾领域也很难筹到钱，包括一些大型公募基金会也很难在这个领域产生一些推动。

    据记者了解，对于此次河南洪害，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方德瑞信、资助者圆桌论坛等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本土情况，给出了相应捐赠建议。如，对关注紧急响应救援阶段的捐赠者，其建议社会资源要向在舆论中失语的、但实际存在大量需求的乡村区域及老年人或残障人群等特殊群体倾斜。

    而对大额捐赠者，其给出的建议是耐心对待资金使用规划，按实际需求分配资金，避免盲目快速执行造成的资源浪费，甚至对紧急响应阶段工作造成干扰。大额捐赠应“尊重灾害响应与管理领域各阶段实际需求，按照紧急响应——灾后恢复与重建——减防灾与备灾规划资金投入计划。尤其当舆论热点过后，灾后恢复与重建更需要资金投入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