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剑翘，原名施谷兰，是民国时期刺杀军阀孙传芳、为报父仇的‘侠女’，扬名于天下。案后，施剑翘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后经各界努力，于1936年10月得到国民政府特赦而出狱。出狱后，这位民国侠女继而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和宋庆龄共谱了一曲慈善佳话。

    创办学校 支持中共地下党工作

    出狱后，施剑翘为救国救民而努力奉献。抗战爆发后，她奔波于长沙、重庆等地，为军队筹措慰劳品，不辞辛苦地为慰劳前线抗日将士忙碌。

    在从事抗战爱国活动期间，施剑翘看到无数面黄肌瘦、饱经苦难的少年儿童，心里很不是滋味。抗战胜利后，施剑翘迁居苏州，想创办一所平民小学，让那些失学的孩子能读上书，解决贫困孩子的失学之苦。为筹建学校，她特地到重庆找冯玉祥帮忙，冯玉祥非常支持施剑翘办学，欣然担任学校董事长，还介绍施剑翘去拜见平民教育家陶行知。随即，施剑翘拿着介绍信求教于陶行知。陶老夫子传授了办学经验和教育思想、办学方针，并向她推荐了经验丰富的苏州人士孔令宗协助其办学（孔后来即主管从云小学教务工作），另外还请剧作家田汉为学校谱写校歌。当时，书画家马公愚在苏州平江重建安徽同乡会，会馆有空余房子，他欢迎施剑翘去办学，于是校址也很快选定。

    1946年初，施剑翘倾注精力创办的私立小学，在苏州平江南显子巷的安徽同乡会馆正式开办，施自任校长。为纪念辛亥革命中牺牲的烈士、施剑翘的四叔施从云，学校取名为“从云小学”。从云小学招收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城市贫民子弟，也有部分孤儿和流浪小孩。半数以上的学生学费全免，其余的免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不等，只有附近家境较好的7名学生交纳全费。对家境贫寒但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的学生，学校除免收学费外，还每天免费供应一顿午饭。学校的教师大多是进步青年，待遇菲薄，基本是尽义务。学生免费入学，师生关系平等友爱，学校办得颇有特色。新奇的校规在当时的教育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不久学生总数就从最初的7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

    在苏州办学期间，施剑翘常去南京探望母亲，那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都住在梅园新村。施剑翘经常去拜望他们，有过多次接触，不时受到启迪和教益，逐渐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1946年，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其家属受到特务迫害和严密监视，处境十分艰难。施剑翘接受周恩来安排的任务，利用合法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把500元法币送到刘善本同志的家属手里。在主持从云小学时，施剑翘积极支持中共地下党和进步青年的革命行动，为地下党的活动做了不少掩护工作。

    由陶行知介绍来学校主管校务工作的孔令宗，其实是中共苏州县委委员，1947年秋，孔令宗介绍中共苏州地下党县委书记陆兆书（即卜明）和陶掌珠（中共无锡县委委员）来校任教，地下党县委机关就设在从云小学内。接着，1948年，史良推荐民盟成员金祺（又名金若年）到从云小学任校务主任兼教导主任。金祺到校后，同其他盟员一起编辑、印发地下刊物《民工通讯》和《光明报》，把这些刊物投寄到许多单位并秘密贴到大街上，学校成为地下民盟的活动据点，尽管当时中共党员和民盟成员的身份是不公开的，但他们的革命活动都得到施剑翘的支持和帮助。

    施剑翘多次表示，外面的事由她负责对付，她特将通过社会关系在苏州城防指挥部办到的盖有关防大印的“学校重地，禁止驻军”的牌子挂在门口。所以，在国民党吴县当局多次到校搜查时，她总是挺身而出，使敌人阴谋不能得逞。1949年2月，金祺接上级指示，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苏州城内设置秘密电台。金祺同施剑翘商量，想把电台设在从云小学内，其理由一是庭院深，闹中有静；二是校门上悬挂着的“禁止驻军”的告示对国民党特务耳目有相当的震慑作用。施剑翘表示全力支持，愿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冒风险。

    她的八弟施则凡是国民党少将，施剑翘凭姐弟手足之情，向其反复宣传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说服他为共产党出一份力，最终施则凡听从施剑翘的劝告，留在大陆，解放后在南京解放军步兵学校任教员。她还和史良一起给阎锡山部中将参谋长郭宗汾发出一封长信，劝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争取起义。后郭宗汾终于离开太原，随傅作义部起义。

    史良牵线

    得到宋庆龄办学资助

    施剑翘既无产业，又无钱财，办学经费全凭她奔波各地，向父亲同僚友好筹措而来，经费时常捉襟见肘。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是施剑翘的好友。1947年冬，施剑翘到北平，徐悲鸿邀请在北平的叶浅予等8位著名画家，为施剑翘办学集资而作画。画家们深为施剑翘的义举所感动，奋笔挥毫，将作出的画全部赠给从云小学。叶浅予还拿过纸笔，勾勒出剑翘的画像，赠给剑翘。其余几位画家也先后在圆月形折叠画册上为剑翘作画留念。徐悲鸿在画册上写下诗句：“岂有蛟龙愁失水，只磨故剑问青天”，并在次页画了一匹昂首奔腾的骏马，题款“赠剑翘女士留念”。施剑翘从北平带回的书画，无一不是上乘之作，但在从云小学举办画展时，参观者寥寥无几，出钱购画者更是少得可怜。

    此时，支持她办学的董必武已撤回延安，而冯玉祥还在美国考察水利，孔令宗因吐血请长假休养使她失去重要的帮手，施剑翘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之中。据其子施羽尧忆述，当时施剑翘踌躇不决进退两难。然而，施剑翘实在不忍将精心操办的事业毁于一旦。正在此时，故交史良得知施剑翘和从云小学的窘境后，向她建议说：“你为什么不见一见宋庆龄女士呢？她现在兼任战灾儿童义养会的主席。你向她呈述从云小学的办学宗旨，她肯定会支持你的。”

    原来宋庆龄为了救济解放区的儿童，在中国福利基金会下设立儿童工作组，呼吁美国进步朋友义养中国孤儿。早在1946年4月，陶行知为了晓庄的10个孤儿，就到中国福利基金会找宋庆龄帮忙，宋庆龄立即与美国救济机构“战灾儿童义养会”联系，让自愿认养中国孤儿的国际友人当义父、义母，按月给每个孤儿寄10美元作抚养费用，并寄给他们大米、奶粉及鞋子、毯子、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将他们寄养在晓庄小学，解决了这10名儿童的生活和上学问题。1947年3月10日，中国福利基金会与“战灾儿童义养会”合作，成为其在华代表，组成“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

    根据“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的章程和工作计划，凡是战争孤儿与难童，由所在学校或保育机构提出申请，经中国分会认定合格后报请总部批准，即为“义养生”。由在美国的认养人为其每月提供15美元的生活费，直至能独立生活为止。受援助的中国孩子经常写信给捐款人保持联系，汇报学习成绩，彼此建立感情。第一批义养生名额为200名，至1949年扩大到350名，以后陆续增至579名，全国共有30多所学校和儿童团体、5000余名儿童，受到“战灾儿童义养会”的资助。按中国分会规定，义养金除用于义养生本人生活费外，多余部分用于义养生所在学校或团体的其他儿童。因此，实际受益的儿童达5870名。

    经史良牵线搭桥，施剑翘到上海拜会了宋庆龄。在详细询问了从云小学的创办经过和具体情况后，宋庆龄肯定了施剑翘为贫苦孩子办学的精神，对教师们的努力也大为赞赏，当即同意从“战灾儿童义养会”的基金中按月拨款，长期对从云小学进行资助。同时，为表示对施剑翘的特别支持，孙夫人还同意担任“从云小学”的名誉董事长。此外，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儿童福利站站长马崇儒积极推行陶行知“即知即传”“小先生”活动，1947年12月23日，宋庆龄邀请马崇儒和陈维博、周尔贤等3个站长以及中福会儿童工作组组长顾锦心，一起参加圣诞家宴。席间，宋庆龄对马崇儒等表示亲切慰问和新的期望。1948年夏，马崇儒得到顾锦心转达宋庆龄的口信，他的行动已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遂于8月7日撤离转移到苏州。马崇儒担任中共苏州工委委员，分管青年学生工作，对从云小学也有所指导和帮助。

    自纳入“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义养生计划后，1948年冬，从云小学得到战灾儿童义养会补助义养生额每月50美元。到1950年，从云小学的义养生增至16名，每月得到112美元，同年还得到上海临时救济会捐助木料，另有图书费等若干。正是因为有了宋庆龄的资金资助，从云小学才得以维持办学。然而，由于中美关系发生变化，1950年12月，战灾儿童义养总会停止拨给中国义养儿童的经费，中国分会随即宣布结束中国的义养活动。

    潜心修行

    在京安度晚年

    1949年4月27日，施剑翘与中共地下党、地下民盟的同志一起，迎接苏州解放，并先后把两个儿子送入二野军大和三野军大（后改华东军大）。9月27日至10月8日，苏州市在乐群社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施剑翘当选为代表之一，随后当选为苏州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1952年，因学校经费困难无法维持，施剑翘将倾尽心力创办的“从云小学”移交给苏州市人民政府，共有7级7班，270名学生，12名教师，完整地贡献给国家。8月25日，从云小学被接办为公立学校，合并于大儒中心小学，成为大儒中心小学二院。就在这个时候，施剑翘拖延已久的疾病发作，感到异常劳累。于是赴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子宫癌，手术后前往五台山光明寺村疗养，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不久返回北京，在邓颖超的关照下定居北京，安度晚年。其间，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第二至五届特邀委员。1979年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由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亲自主刀，手术成功。然而，由于尿毒症并发心肌衰竭，于当年8月27日猝然去世，享年73岁，骨灰葬于苏州城西天灵公墓。

    同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杰出女性，施剑翘与宋庆龄都十分关心儿童的学习教育，并竭尽所能为之奋斗以使更多的孩子受益，二人的交往，为世人留下了一段佳话。

    （据《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