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期的实践参与和持续观察来看，当代社区治理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诸多困境和挑战，其也正形成着社区再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也是中央层面提出“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时代背景之一，对这些发展困境的深入分析也应是新时期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和破题前行的基本前提。本文主要从体制机制、社区组织、社区民众、社会参与等四个方面对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困境进行了初步分析。

    其一，社区治理体制机制不畅，多部门、多主体协作不力。一方面，社区治理所涉及的内容、面向和维度较为多元、复杂，且基本都关切到社区百姓的切实需要，往往需要不同政府部门或不同科室的共同参与。但是，在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的现实场景中，较为普遍的突出问题就是不同行政部门或科室的沟通互动、主体协作较为薄弱。因此，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格局、大统筹，更需要多部门的联动协作，形成合力切实解决社区治理的老大难问题；另一方面，“条”“块”力量统筹不够。在基层社区，除党组织、居委会和服务站工作人员之外，还有街巷长、网格员、协管员、志愿组织等各类队伍和基层人员，但是也存在工作浮于表面、不同力量各自为战等现象，其对于基层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实际作用有待提升。

    其二，社区基层组织行政化严重，基础性主体力量功能缺失明显。一方面，社区居委会行政化严重。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所承载的各行政部门下沉的社区工作事项，已大大超出其职能范畴及其能力范围，同时各行政部门的可用资源和服务力量却存在突出的“上悬”问题，也缺少对社区工作的专业指导和具体支持。社区基层组织事务繁杂、权责失衡突出、自治与服务功能大打折扣等现象突出；再一方面，社区规模划分不科学、公共服务效果欠佳。该区原有的社区规模划分显得很不均衡、科学性不够，这使得治理难度有所提升。同时，社区规模无法与社区资源配置、社区管控能力和社区治理精细化要求相适应，满足不了居民群众日益增多的需求。绝大部分社区服务站的服务量较少，坐等服务造成人力资源和服务场所的浪费，主动服务或上门服务基本缺失，这就导致了居民满意度较低和获得感较弱的突出问题。

    其三，社区共同体权利意识和公共精神一升一降，社区自治水平较低。一方面，随着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和民主意识的增强，再加上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他们对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的期待增长，其利益诉求表达意愿越来越强烈，逐步倒逼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更新、迭代和升级。而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也使得社区议事协商的难度有所增加，这在老城区的治理中较为突出；另一方面，在现实处境中，较多居民对于参与社区建设处在沉默或观望状态，公共精神乏力且参与渠道较少。当前的社区共同体更多停留在概念层面，社区冷漠现象相对普遍。同时，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机会、渠道和平台也相对较少，亟待建立社区居民互动、互助、自治平台，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搭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组织化平台。

    其四，社会力量缺少有效引导，参与社区治理的深度、广度不足。一方面，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社会治理扎根性不足。这些年政府购买服务在引导社会组织助力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补充了基层治理和社区服务的力量。但是，由于购买周期较短、项目设计持续性考虑不足等原因，也引起了更多讨论和反思。这就需要社会组织持续扎根社区，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助力解决社区治理难题，并与基层社区组织协力培育社区内生力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让社会组织的专业力量和社区社会组织的内生力量充分结合，助力社区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再一方面，在地性社会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不高。这主要表现在各类驻区单位等社区内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的途径不明晰、积极性不高，党建共建联建在行动层面还亟待开发和拓展，需要开启和丰富辖区单位参与并受益的共益计划。

    总之，理性客观地看待当前社区治理的发展困境是找到破解之道和创新之法的前提，也是构建社区治理体系的基础。

    民政部培训中心双师型讲师  卢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