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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江南慈善组织的新变化:
苏城隐贫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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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内容
2021年05月11日 星期二上一期下一期
民初江南慈善组织的新变化:
苏城隐贫会(上)

    苏城隐贫会补助领户妇女手工通告一则

    曹元弼

    ■ 冯筱才 夏冰

    明清时期,江南民间慈善组织发达。这其中,苏州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区。明清之际,苏州的施棺类善堂与综合性善堂几乎占全国总数的10%,清节堂占到6%。清乾隆时,‘吴中富厚之家……又开乐善好施建坊之例,社仓义仓给奖议叙,进身有阶,人心益踊跃矣’。全盛时期,仅苏州一城,善堂即不下数十处,‘生有养,死有葬,老者、废疾者、孤寡者、婴者,部分类叙,日饩月给,旁逮惜字、义塾、放生之属,靡弗周也’。此种民间办理慈善的风气到近世仍未见衰退。清末民初,苏州多数民间慈善团体继续得到保持,并且有不少新建者。

    隐贫会的发起

    有清一代,“苏州为江南一大都会,而长洲、元和、吴县为附郭首邑,尤人文之渊薮,历数本朝二百余年,若名卿相,若贤督抚,若循吏,若儒林,出于长元吴三学者,盖不知凡几”,苏州的名门望族为数不少,这些世家大族往往拥有田地、房屋、典当、钱庄、酱园等大量产业,以备日常开支需用,并且捐置田亩,设立义庄,以赡济族中的孤寡贫乏。但是世事多变,一些旧族因子孙式微而风光难再,处于“典质既罄,借贷无门,八口嗷嗷,求人靦颜,饥肠辘辘,欲生不可,寻死不能”的困境之中。由于苏人“性本良懦,且重颜面,既不惯背井离乡为逃荒之行气,又不肯伤廉鲜耻作盗贼之行为”,往往有为贫苦所迫而服毒自缢、卖妻鬻女的事情发生。

    民国以后,由于自然灾害和兵乱的频繁发生,苏城经济受到影响,贫民生计顿绝,“士则十儒九丐,农则苛敛无艺,商则竭泽而渔,工则失业待毙”。当时的苏州,慈善团体为数众多,有普济堂、育婴堂、清节堂、苦儿院等常设机构,对孤寡孤独进行留养周恤;有济贫会、半济粥厂等临时机构,对小贩苦力及手工业者进行急赈。而对于“士之赋闲,商之蚀本,依人者失就”这类表面上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贫苦群体,却没有任何团体对其特别关照与充分救助。有鉴于此,苏州部分士绅在1921年冬发起创办苏城隐贫会,救济那些“不得已而失业失就,或因病及衰老,不能作事,又素重体面,无可告贷”,且“既无储蓄,又无恒产”的品行端正的士商。

    从16名发起人的简历中可以知道,吴颖之、杨翼之、曹崧乔3人是典型的新型士绅,既有前清政府的官衔,又曾到国外考察、留学或出使,值得注意。陆仲英、万振声、潘璧臣、潘子义等人大都是拥有典当、钱庄、银行、商号等资产的士绅。16人中,有10人身兼其他慈善组织的职务,占62.5%;11人兼有市民公社的职务,占68.75%。他们藉慈善组织构成交叉人际网络,在地方公益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曹崧乔、曹惕寅兄弟是隐贫会主要发起人。最初的会所就附设在闾门西街的曹家住宅内。他们曾在隐贫会章程序中提及,该会是其“远承先君子积久遗训,近蒙伯父提命”与同志仁人一起精心筹办的。乃父曹福元生前曾教导他们“世事无可问,惟善举当勉为之耳”,于是曹氏兄弟在父亲去世后就发起创设隐贫会。但不久惕寅赴沪行医,故该会的主要事务便由崧乔负责。

    隐贫会既以曹家尤其是曹崧乔为核心,故曹氏家族实对该会的宗旨与发展方向有重要影响。

    1.曹家世代行医,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曹崧乔祖父曹毓俊“尝以羁旅一诸生,救数千人仓猝间”,其伯父曹智涵更是行医施善,在民间有良好的声誉。

    2.曹家是典型的清朝遗老家族,以忠孝仁义为道德标准。曹崧乔祖父曹毓俊既是医生,又是同治丁卯举人。父亲曹福元、叔父曹元弼均为翰林,时人称“祥和之气,充溢门庭,吴中数孝弟家风者,必以曹氏为首”。曹家到民国以后始终念念不忘前朝恩典,曹福元在1917年为胞弟曹元弼所著《复礼堂文集》题签时不用民国年号而用“宣统丁巳”,曹元弼则从此“闭户绝世,殚心著述”,并拒绝袁世凯的礼聘。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曹崧乔,整本《苏城隐贫会章程汇刊》从头到尾都不见有民国年号,只有传统农历年好,隐贫会的信笺上也是如此。

    3.曹福元对贫民生计一向关注。在河南任上,他“忘身为民御灾,致成痼疾”。1911年居家养病时,他还念念不忘贫民生计,上书江苏巡警道吴肇邦,主张苏州宜缓开马路,认为当时的苏城内外,“貌似繁华,中实穷迫。小民财产既尽,非为饿夫,即人匪类。游手好闲,比比皆是。拟请婉劝发起诸君,移此热心多筹六成粗浅工艺厂,以开贫民生计,以塞诱民邪心”。

    4.曹崧乔亦受到西方慈善制度的影响。他肄业于京师同文馆,曾随张德彝、许珏出使西欧诸国。在西欧,他开阔了眼界,推崇西方博爱思想,对欧美尤其是英国“思虑周密,规划严明”的慈善设施大为赞赏。他从中受到启发,并在创设隐贫会的时候有所借鉴。

    从上面看来,苏城隐贫会实有“遗老”家族的背景,其发起与明清之际的民间慈善机构似有很大的差异。而一些发起人的留洋身份含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从其组织管理与活动中能具体地体现出来。

    隐贫会的职员及经费

    隐贫会内部办事人员分调查员、教育营业调查员、会计收支员、缮写员、收捐人等。调查员负责对领户的详细状况及经济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教育营业调查员负责考察领户子弟的年龄、资格、学级及学习的勤怠情况,司核贷款商人营业的经过情形及现状、有无扶持必要等。会计员专司收支款项、造具清册及保管各项簿籍。缮写员记录簿籍、缮写收据及各项通信报告,并助理发款。收捐人受主事者委派,按月收取各会员的月捐。以上各员均由主事者聘任,除缮写员须每日到会办事略酬津贴、收捐人因路途四散而酌给车资外,其余各职都是义务的。

    判断团体性质与活动的一个主要尺度是观察其经费的收支。隐贫会的经费都是由地方绅商捐助,并无公款及地方公共机关的拨助。地方人士捐助分为月捐、特捐两项。凡认月捐者自然成为隐贫会会员,其中有些会员以商号或家族等名义入会,每月捐一元或数元,由隐贫会派收捐人凭会中正式印章收条收取。认特捐者,一次捐助若干,数额在百元以上者,则成为隐贫会赞助员。

    在所有会员中,属于曹氏家族的至少有7人,其余还有不少是曹家的亲戚朋友。曹家是当年苏州钱业中最大的存户,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苏州因迫近火线,富户纷纷逃难,同时向钱庄提取存款。对于一般存户提现,钱业还能应付,后来曹家也把在苏州的全部存款提出转存于上海的外国银行,由于数额巨大,立即影响全市,使整个苏州钱业一度陷入周转不灵的困境。与其他士绅家族有所不同的是,别的家族往往把大量资金投入工商业、金融业中,期望取得更丰厚的回报,而曹家却从不投资兴办实业,曹崧乔一心一意投身慈善救济活动,常常把自己为人书写扇联、碑铭、寿文所得的酬金用来资助隐贫户,曹崧乔的胞弟和其他三位堂兄弟都以行医为业,无人涉足工商实业界。因而曹家的收入除了日常生活开支外,其余大多数用于慈善事业。

    隐贫会的月捐收入全数发给隐贫户,隐贫户的额数随会员的增多而增加。隐贫各户中,中老年人每人每月1元,4岁至15岁每人每月0.5元,若户中人口较多则变通办理,如非赖以糊口的赤贫户,则每户每月不得超过3元。隐贫会特捐收入尽数积为基本金,存入钱庄生息,或贷给商人取息,利息用作隐贫子弟的教育费用,只能支息,不能动本。1923年春季,隐贫会因经费不敷,发行第一届募启,连前共募得基本金15000元,每年利息以7厘半计算,可得1400元,每年月捐可得3600元,这样一年有5000元可供支出,而1924年一年预算约需用8000元,尚有3000元的缺额,这缺额只能通过募捐来补足。隐贫会的收支出纳账目每半年一次,由收支会计处造具四柱清册,以备会员及特捐人查考。

    从经费来源上看,当时其他一些传统的慈善组织如普济堂、育婴堂、清节堂等,都有固定的田地房产等,所收租息为经费来源之一,这部分收入较为稳定。隐贫会的月捐收入随会员的变化而变化,会员减少则月捐收入就要受到影响。

    (据《史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