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筱才 夏冰

    明清时期，江南民间慈善组织发达。这其中，苏州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区。明清之际，苏州的施棺类善堂与综合性善堂几乎占全国总数的10%，清节堂占到6%。清乾隆时，‘吴中富厚之家……又开乐善好施建坊之例，社仓义仓给奖议叙，进身有阶，人心益踊跃矣’。全盛时期，仅苏州一城，善堂即不下数十处，‘生有养，死有葬，老者、废疾者、孤寡者、婴者，部分类叙，日饩月给，旁逮惜字、义塾、放生之属，靡弗周也’。此种民间办理慈善的风气到近世仍未见衰退。清末民初，苏州多数民间慈善团体继续得到保持，并且有不少新建者。

    隐贫会的发起

    有清一代，“苏州为江南一大都会，而长洲、元和、吴县为附郭首邑，尤人文之渊薮，历数本朝二百余年，若名卿相，若贤督抚，若循吏，若儒林，出于长元吴三学者，盖不知凡几”，苏州的名门望族为数不少，这些世家大族往往拥有田地、房屋、典当、钱庄、酱园等大量产业，以备日常开支需用，并且捐置田亩，设立义庄，以赡济族中的孤寡贫乏。但是世事多变，一些旧族因子孙式微而风光难再，处于“典质既罄，借贷无门，八口嗷嗷，求人靦颜，饥肠辘辘，欲生不可，寻死不能”的困境之中。由于苏人“性本良懦，且重颜面，既不惯背井离乡为逃荒之行气，又不肯伤廉鲜耻作盗贼之行为”，往往有为贫苦所迫而服毒自缢、卖妻鬻女的事情发生。

    民国以后，由于自然灾害和兵乱的频繁发生，苏城经济受到影响，贫民生计顿绝，“士则十儒九丐，农则苛敛无艺，商则竭泽而渔，工则失业待毙”。当时的苏州，慈善团体为数众多，有普济堂、育婴堂、清节堂、苦儿院等常设机构，对孤寡孤独进行留养周恤；有济贫会、半济粥厂等临时机构，对小贩苦力及手工业者进行急赈。而对于“士之赋闲，商之蚀本，依人者失就”这类表面上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贫苦群体，却没有任何团体对其特别关照与充分救助。有鉴于此，苏州部分士绅在1921年冬发起创办苏城隐贫会，救济那些“不得已而失业失就，或因病及衰老，不能作事，又素重体面，无可告贷”，且“既无储蓄，又无恒产”的品行端正的士商。

    从16名发起人的简历中可以知道，吴颖之、杨翼之、曹崧乔3人是典型的新型士绅，既有前清政府的官衔，又曾到国外考察、留学或出使，值得注意。陆仲英、万振声、潘璧臣、潘子义等人大都是拥有典当、钱庄、银行、商号等资产的士绅。16人中，有10人身兼其他慈善组织的职务，占62.5%；11人兼有市民公社的职务，占68.75%。他们藉慈善组织构成交叉人际网络，在地方公益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曹崧乔、曹惕寅兄弟是隐贫会主要发起人。最初的会所就附设在闾门西街的曹家住宅内。他们曾在隐贫会章程序中提及，该会是其“远承先君子积久遗训，近蒙伯父提命”与同志仁人一起精心筹办的。乃父曹福元生前曾教导他们“世事无可问，惟善举当勉为之耳”，于是曹氏兄弟在父亲去世后就发起创设隐贫会。但不久惕寅赴沪行医，故该会的主要事务便由崧乔负责。

    隐贫会既以曹家尤其是曹崧乔为核心，故曹氏家族实对该会的宗旨与发展方向有重要影响。

    1.曹家世代行医，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曹崧乔祖父曹毓俊“尝以羁旅一诸生，救数千人仓猝间”，其伯父曹智涵更是行医施善，在民间有良好的声誉。

    2.曹家是典型的清朝遗老家族，以忠孝仁义为道德标准。曹崧乔祖父曹毓俊既是医生，又是同治丁卯举人。父亲曹福元、叔父曹元弼均为翰林，时人称“祥和之气，充溢门庭，吴中数孝弟家风者，必以曹氏为首”。曹家到民国以后始终念念不忘前朝恩典，曹福元在1917年为胞弟曹元弼所著《复礼堂文集》题签时不用民国年号而用“宣统丁巳”，曹元弼则从此“闭户绝世，殚心著述”，并拒绝袁世凯的礼聘。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曹崧乔，整本《苏城隐贫会章程汇刊》从头到尾都不见有民国年号，只有传统农历年好，隐贫会的信笺上也是如此。

    3.曹福元对贫民生计一向关注。在河南任上，他“忘身为民御灾，致成痼疾”。1911年居家养病时，他还念念不忘贫民生计，上书江苏巡警道吴肇邦，主张苏州宜缓开马路，认为当时的苏城内外，“貌似繁华，中实穷迫。小民财产既尽，非为饿夫，即人匪类。游手好闲，比比皆是。拟请婉劝发起诸君，移此热心多筹六成粗浅工艺厂，以开贫民生计，以塞诱民邪心”。

    4.曹崧乔亦受到西方慈善制度的影响。他肄业于京师同文馆，曾随张德彝、许珏出使西欧诸国。在西欧，他开阔了眼界，推崇西方博爱思想，对欧美尤其是英国“思虑周密，规划严明”的慈善设施大为赞赏。他从中受到启发，并在创设隐贫会的时候有所借鉴。

    从上面看来，苏城隐贫会实有“遗老”家族的背景，其发起与明清之际的民间慈善机构似有很大的差异。而一些发起人的留洋身份含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从其组织管理与活动中能具体地体现出来。

    隐贫会的职员及经费

    隐贫会内部办事人员分调查员、教育营业调查员、会计收支员、缮写员、收捐人等。调查员负责对领户的详细状况及经济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教育营业调查员负责考察领户子弟的年龄、资格、学级及学习的勤怠情况，司核贷款商人营业的经过情形及现状、有无扶持必要等。会计员专司收支款项、造具清册及保管各项簿籍。缮写员记录簿籍、缮写收据及各项通信报告，并助理发款。收捐人受主事者委派，按月收取各会员的月捐。以上各员均由主事者聘任，除缮写员须每日到会办事略酬津贴、收捐人因路途四散而酌给车资外，其余各职都是义务的。

    判断团体性质与活动的一个主要尺度是观察其经费的收支。隐贫会的经费都是由地方绅商捐助，并无公款及地方公共机关的拨助。地方人士捐助分为月捐、特捐两项。凡认月捐者自然成为隐贫会会员，其中有些会员以商号或家族等名义入会，每月捐一元或数元，由隐贫会派收捐人凭会中正式印章收条收取。认特捐者，一次捐助若干，数额在百元以上者，则成为隐贫会赞助员。

    在所有会员中，属于曹氏家族的至少有7人，其余还有不少是曹家的亲戚朋友。曹家是当年苏州钱业中最大的存户，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苏州因迫近火线，富户纷纷逃难，同时向钱庄提取存款。对于一般存户提现，钱业还能应付，后来曹家也把在苏州的全部存款提出转存于上海的外国银行，由于数额巨大，立即影响全市，使整个苏州钱业一度陷入周转不灵的困境。与其他士绅家族有所不同的是，别的家族往往把大量资金投入工商业、金融业中，期望取得更丰厚的回报，而曹家却从不投资兴办实业，曹崧乔一心一意投身慈善救济活动，常常把自己为人书写扇联、碑铭、寿文所得的酬金用来资助隐贫户，曹崧乔的胞弟和其他三位堂兄弟都以行医为业，无人涉足工商实业界。因而曹家的收入除了日常生活开支外，其余大多数用于慈善事业。

    隐贫会的月捐收入全数发给隐贫户，隐贫户的额数随会员的增多而增加。隐贫各户中，中老年人每人每月1元，4岁至15岁每人每月0.5元，若户中人口较多则变通办理，如非赖以糊口的赤贫户，则每户每月不得超过3元。隐贫会特捐收入尽数积为基本金，存入钱庄生息，或贷给商人取息，利息用作隐贫子弟的教育费用，只能支息，不能动本。1923年春季，隐贫会因经费不敷，发行第一届募启，连前共募得基本金15000元，每年利息以7厘半计算，可得1400元，每年月捐可得3600元，这样一年有5000元可供支出，而1924年一年预算约需用8000元，尚有3000元的缺额，这缺额只能通过募捐来补足。隐贫会的收支出纳账目每半年一次，由收支会计处造具四柱清册，以备会员及特捐人查考。

    从经费来源上看，当时其他一些传统的慈善组织如普济堂、育婴堂、清节堂等，都有固定的田地房产等，所收租息为经费来源之一，这部分收入较为稳定。隐贫会的月捐收入随会员的变化而变化，会员减少则月捐收入就要受到影响。

    （据《史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