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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慈善行动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全球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抗击疫情,世界各地众多的爱心企业、慈善机构、爱心人士迅速响应,慷慨解囊,共同展现了慈善事业基于爱、信任与勇气的巨大能量。 那么,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的全球慈善行动中,参与慈善捐赠都有谁呢?他们捐了多少?捐去了哪里?有什么特点?能给今后的灾难慈善以什么样的启示? 2021月3月,美国慈善监测机构Candid和灾难慈善中心(Center for Disaster Philanthropy,CDP)发布了一份题为《慈善与新冠疫情:一年慈善捐赠监测》(Philanthropy and COVID-19:Measuring one year of giving)的研究报告(下称,报告),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这份研究报告的数据统计自公开、可及的英文资料,包括新闻稿、网站、会员报告、调查以及资助者自主向Candid提供的相关报告等。基于这些数据进行的研究,显然无法呈现全球响应新冠疫情的慈善行动的全貌,甚至,其所能展示也只是全貌中极其有限的一小部分,但是,在缺乏更多权威数据和研究的情况之下,不妨将之作为一份参考,并从中提炼出一些可能有益于将来行动的启发来。 以下将分慈善捐赠概况、疫情对美国非营利部门的影响和美国灾难慈善中心给资助者的建议三个部分,介绍这份研究报告的主要发现。 慈善捐赠概况 1.谁在捐? 报告显示,美国慈善监测机构Candid追踪到,2020年,全球至少有202亿美元的慈善捐赠投入到了抗击新冠疫情的行动中去。这些慈善捐赠主要来自企业、独立基金会、慈善机构和高净值人士。 在善款总额方面,企业的捐赠,包括现金捐赠和市场公平价格的实物捐赠,合计约94亿美元,占到了整体的44%;高净值人士约58亿美元,占27%;独立基金会约47亿美元,占22%;慈善机构约6.5亿美元,占3%;社区基金会约5.4亿美元,占3%;运作型基金会约3.3亿美元,占2%。 关于企业,美国的谷歌公司以近12亿美元的捐赠总额位列榜首,而中国的字节跳动以近4.4亿美元的捐赠总额排在第二位。此外,报告指出,在所监测到的企业捐赠中,最大的单笔捐赠来自美国的富国银行,该银行承诺捐出4亿美元以帮助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渡过并走出营运困境。 关于高净值人士,报告特别指出,来自麦肯齐·斯科特(MacKenzie Scott)的40亿美元捐赠戏剧化地提升了高净值人士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慈善行动中的善款总额占比——她一个人的捐赠总额就占了报告所监测到的高净值人士整体捐赠总额的将近四分之三。 此外,报告强调,麦肯齐·斯科特的这次高调捐赠之所以值得关注,不只是因为它的数额之大,还在于它的透明度和方式,她主动为美国384个非营利组织提供了大额的非限定性资助,这些非营利组织致力于为深度贫困、严重种族不平等和缺乏资本机会的地区提供服务。 关于独立基金会,盖茨基金会以超过13亿美元的捐赠排在第一位。报告指出,2020年12月,在此前承诺捐赠的超过10亿美元善款的基础上,盖茨基金会又承诺追加2.5亿美元善款,用于加速开发并公平分配新冠检测工具、药物和疫苗,以助力终结全球新冠疫情。 关于社区基金会,报告显示,虽然所监测到的社区基金会的捐赠总额占比较小,但是其捐赠数量的占比却是最高的,占比达到54%。这凸显了社区基金会小额多捐的特点。研究发现,所监测到的社区基金会的单笔捐赠额度的中位数是1万美元,企业的是25万美元;然而,社区基金会在新冠疫情抗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这些作用表现在它们基于社区发起抗疫基金、积极与当地政府及组织协作抗疫、为在社区一线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提供有迫切需要的支持等诸多方面。 2.接受捐赠的是谁? 关于前述捐赠的善款的去向,报告指出,大部分是缺乏细节的,63%左右的善款(约135亿美元)流向了“未知”的接收者(这种情况说的是,捐赠者宣称了一笔捐赠但并没有明确接收机构),或“多个”接收者(但是,并没有明确每个接收者分别获得了多少捐赠)。这两种情况都多数出现在企业捐赠——约81亿美元——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在美国企业不需要像基金会那样必须披露自己的捐赠信息,除非它们自愿公开。 截至2021年1月20日,Candid数据库中的慈善捐赠数据显示,包含诺捐、现金捐赠和实物捐赠在内,获得了最多捐赠份额的是食物银行等人道服务领域的非营利机构,达到28%,其次是健康领域(26%),再次是教育领域(20%)。 在人道服务领域,美国饥饿救济组织Feeding America获得了多笔大额捐赠,其中包括来自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的1亿美元。在健康领域,致力于促进世界疫苗公平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是获得最多捐赠的国际组织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显示,慈善与非营利机构的运营及管理总共也获得了超过7.7亿美元的善款资助,占比达12%。可见,在疫情危机中,捐赠者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慈善与非营利组织在疫情中自身存续的需求,这是积极支持慈善事业良性发展的一个表现。 3.捐赠有什么特点? 报告在对所监测到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后,总结出2020年疫情捐赠的如下几个特点: A.非限定性的资助及灵活的支持大幅增加。报告显示,在所监测到有指定接收机构的慈善捐赠数据中,39%的善款以及21%的捐赠都是非限定性或可灵活使用的。报告指出,美国有效慈善中心(Center for Effective Philanthropy)202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36个基金会中,相较于新冠疫情之前,75%的基金会都提高了非限定性资助的份额。 B.在所检测到的抗击新冠疫情相关的慈善捐赠中,9%的善款致力于推动政策和系统变革。新冠疫情的暴发使更多人关注到政策与系统变革的重要性,但致力于这些方面的资助者还相对较少。报告指出,美国有效慈善中心曾对41名基金会负责人进行访谈,访谈发现,这些基金会负责人中的80%把推动政策和系统变革作为机构关注的重要议题,他们把倡导视作解决因政策和系统造成的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战略,但是,他们之中只有17%的人表示他们所在的基金会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启动了对倡导的支持。 C.在所监测到的全部有指定接收机构的抗疫慈善捐赠中,23%的善款(包括全球性资助)流向了有色人种社区,或为有色人种社区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哪怕是排除了高净值人士的捐赠,而只看企业、基金会、慈善机构等组织的捐赠,这一比例也仍达13%。报告指出,2020年发生在美国的种族正义运动是影响对BIPOC(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社区的抗疫慈善捐赠的重要因素之一。 D.此外,报告指出,残障人士(包括肢体残障人士和精神疾患患者)、妇女和女童、移民和难民以及老年人等边缘和弱势人群也是疫情抗击中的慈善捐赠所关注的对象。 疫情对美国 非营利部门的影响 报告指出,根据Candid的长期监测,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美国非营利部门的发展是弹性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非营利部门的增长是很明显的。从1998年到2017年,该部门的净资产增加了超过1万亿美元,而且,在总体上每年都有财政结余;即使是在遭遇金融危机的时期(2002年、2003年和2009年),它也能在没有赤字的情况下增加活动、项目、服务等方面的支出。 但与此同时,报告也指出,前述总体情况掩盖了同一时期内无数个体非营利机构的挣扎,特别是一些大规模的非营利机构(例如拥有10亿美元乃至更多资产的医院或大学)的情况掩盖了成千上万个小微非营利机构的真实生存情况,而这些小微非营利机构才是整个非营利部门的主要成员。 数据显示,美国非营利机构现金维持时间的中位数是6个月,这是说,在美国,如果一个非营利机构的支出水平维持不变,但是收入下降为0,那么它可以继续运作的时间是6个月。但报告指出,致力于不同领域的非营利机构,在这一方面的差异非常之大;例如,公共安全、防灾和救济组织是17个月,但是精神健康和危机干预组织就只有3个月。 美国会有多少非营利机构会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而关门呢?报告说,没有肯定的答案,但是,根据Candid模拟的20种不同情境来看,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约4%的非营利机构可能关门;在加入疫情危机因素之后的各种较“现实”的情景中,可能遭遇破产的机构数量的占比的中位数是11%,这意味着可能会有7%的机构会因为遭遇了疫情而倒闭;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非营利部门面临关门。 此外,报告引用美国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Civil Society Studies的一项数据称,保守估计,截至2020年12月,美国非营利部门已经流失了将近93万个工作岗位;而如果要恢复到疫情之前的就业水平,可能需要17.8个月。 给资助者的建议 为了帮助资助者们更好地参与到疫情恢复的行动中去,美国灾难慈善中心在报告中提出了以下5项建议: 1.上传数据到Candid的数据库中,并确保所上传的数据描述是清楚而明确的。报告强调,优质的数据对于确定资金缺口、关键需求、高危人群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可以帮助资助者做出更明智和更具战略性的捐赠决策,提升资助的影响力。 2、增加捐赠额度并采取非限定性、灵活的资助方式。报告指出,世界从疫情中恢复可能需要多年的时间,非营利机构需要资助者持续的支持,以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和突发事件;新冠疫情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在出现新的危机的时候,资助者要相信自己资助的机构能够为它们服务的社区做出最好的决定,而为这些机构提供灵活和非限定性的资助就是表达这种信任的方式之一。 3.为非营利机构提供运营和管理成本的支持。报告指出,项目筹款通常比机构运营成本的筹款容易得多,但是,资助者要知道,如果缺乏支柱性的运营成本,非营利机构别说是发展了,就连生存也做不到。 4.向边缘化以及受疫情打击严重的弱势人群提供明确的资助;这些人群包括老年人、零工、流浪汉、有色人种、难民、移民等。报告指出,新冠疫情暴露了许多系统性歧视的存在,想要消除这些歧视,离不开持续性的行动和对这些行动的支持;而除了提供资金支持,资助者还应该把支持倡导和社区参与作为促进解决系统性不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 5.扩大资助范围,提升善款额度。美国灾难慈善中心鼓励资助者在传统的资助领域和方式之外进行扩展和创新,例如,如果原来资助的领域主要是青少年成长,那么可以尝试去资助那些致力于女孩成长的非营利机构。报告还指出,对于低收入国家的国际资助也是很重要的,很多低收入国家至今仍面临着检测、医疗设备、个人防护物资和医务人员不足等问题——只是解决相对富裕国家的危机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据爱德传一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