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  21日下午，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布讣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社会活动家、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14时1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舒乙与现代文学馆

    舒乙先生一生将相当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设中。

    我们提起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先想起的总是巴金老人。1981年2月14日，巴金在为香港《文汇报》写的《创作回忆录》系列中，最早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说建立国家级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他此生牵挂的最后一件大事。次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就在北京万寿寺西路上的一处建筑中落成。作为暂时馆址，这座清代皇家花园式的建筑尽管环境清幽，但对讲究严格的保管和收藏要求的各类载体的档案资料来说还不是理想之地，且空间也不足。国家于是开始筹备芍药居附近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舍，1997年12月14日开始破土，于1999年夏天，中国现代文学馆设计新颖、设备现代化的新馆已经建成。

    而这座新馆从筹划到落成，舒乙一直是这项工作的实际主持者，舒乙在1984年就参加到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以前他是留苏的学生，学习林业化学专业，后来去到北京市光华木材厂当工程师。1985年文学馆开馆，他是第一批工作人员，后来任副馆长、常务副馆长、馆长。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讣文中也谈道：“舒乙同志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备、建设和发展倾尽心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文学馆新馆的建成，从馆舍的建筑布局、艺术设计，到花园里的一草一木，每一座雕塑、每一幅壁画，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和匠心，寄托着他的希望和深情。”

    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地方看到舒乙先生的文学品味和诗意设计：比如几栋大楼的“门把手”是巴金的手印，当人们推开文学馆的大门时，就像是抚着巴金的手掌开启文学殿堂，这个就是舒乙的创意。

    文学馆进入馆门的大理石和迎面临街横卧的石碑影壁上镌刻的是巴金的名言：“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

    “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

    这两句话就是舒乙挑选的，此外，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徽——一个逗号，也是舒乙发现确认的。逗号，不仅是一个现代才有的、象征现代文学的标点符号，代表着一种未完成和接续未来。

    谈及舒乙先生与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计蕾说：“舒馆长从文学馆的筹办开始就在我们这儿了，所以他经历了筹备、建设、新馆建成的全过程。特别是2000年新馆建成开馆之后，舒馆长也做了很多新的尝试。他提出‘专家讲解制’，不是普通的请讲解员来背稿子，专家讲解可以把文学作品讲得更深入，让观众对作家的了解也更深刻一些，而不是浮在表面上的，这个不知道算不算他的首创。后来他也通过物业管理的方式，对外在社会招标来实现馆内管理。还有就是我们文学馆从老馆时期就开始进行公益讲座，向市民普及文学、文化、艺术方面的知识，到了新馆以后我们的工作还在持续，听众不断增多，扩大了影响力。他也是说要把文学馆建成一座文学的殿堂，舒乙先生非常尊重巴老的意见，要把文学馆建成现当代文学的宝库。他自己也曾经写过书叫《走近现代文学馆》和《现代文学瑰宝》，都是讲在文学馆的工作。”

    伟大的捐赠

    计蕾谈道，舒乙对文学工作和文学馆的热爱深深感染到自己：“2013年时，他和全家人共同决定把老舍先生珍藏的名画，加上自己的书稿作品和他母亲的绘画作品捐给了文学馆，其中有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傅抱石的《桐荫图》、林风眠的《川江图》等20幅字画精品，甚至老舍故居，舒乙和家人们也共同捐给国家了，这种无私的捐赠非常值得人们敬佩。”

    计蕾谈到的捐赠并不是舒乙第一次这样慷慨，记者从中国美术馆方面获悉，舒乙先生不仅非常珍视父辈的藏品，更将这些作品视为国家和民族共同的宝藏。他曾先后在北京、青岛、济南、重庆等地的老舍故居设立和老舍生平相关的地方级博物馆，陈列展示父母的藏品。而对于藏品中时代久远或水平超逸的作品，他则愿意捐赠国家级的艺术博物馆。为此，2013年底，舒乙代表姊妹首先提出愿将父母珍藏赵之谦、翁方纲、傅山等明清书画珍品14件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除了上述明清书画，舒乙先生考虑中国美术馆的馆藏特点，又补捐了任伯年、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傅抱石、林风眠、陈半丁、王云等一批近现代艺术大师的精品给中国美术馆，这些作品几可代表中国近现代书画界的最高水平，意义非凡。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深深地感受到舒乙的人格魅力：如果用民间的话来讲，舒乙先生是“好多事”的人，但他的“多事”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所以才被称为社会活动家。他的风度、风采、风骨、风范令人难忘，中国美术馆人会永远记住他，我也会永远记住他。

    老舍夫妇在世时，他们把藏品张挂于家中，以传统文人的雅集形式邀好友共赏，长此以往，他们客厅的西墙在当时有了“老舍画廊”之称。这是老舍夫妇在当时所能想到和做到的交流方式。他的后人将这种交流范围扩大升级，并通过捐赠的形式将老舍夫妇私人藏品变为国家珍宝，使其作为先辈的一种精神文化财富，在国家美术馆的平台陈列展示，得社会各界人士共赏，其影响范围之广、受益人群之众，皆是此前所不能及的。

    此外，也有资料记载，作为冰心研究会名誉会长、舒乙先生也曾向长乐冰心文学馆赠送了一批冰心资料。目前，该馆收藏的有关冰心的物品已经达上万件，成为国内收藏实物数量最多的单个作家博物馆。舒乙赠送的这批资料弥足珍贵，其中包括上世纪80年代冰心写给三弟谢为楫的21封信，另有7盒磁带及7张光盘，内容包括1985年冰心、巴金、夏衍三老会面的录音，1987年夏衍、邓颖超、赵朴初看望冰心的录音，1987年冰心看望叶圣陶、夏衍的录音以及福建乡亲拜访冰心的录音等。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重要职能之一便是收集保存中国作家的手稿。舒乙对此曾说：作家手稿是一种历史存在，它有生有灭，没有收集保存，它就会失去，古典文学手稿的缺失，就是一个例证。而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建立，即重视收集作家手稿的工作，而中国现代文学馆中收录的手稿，很多也成了整个时代“最后的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现共有藏品60余万件，包括书刊、手稿、书信、照片、字画、实物、音像资料等，如果世俗一些去看这些名家手稿的价值，我们可以参考去年12月嘉德拍卖的一批周作人手稿——42件周作人1960年代手稿就拍出1286.85万元的高价，我们由此可以想象舒乙先生和许许多多和他一样的人为建成这样一座属于人民的文学殿堂，曾一度怎样慷慨解囊。

    此外，舒乙先生也热情地投入到许多社会事业中，2000年，面对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他与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弥松颐、李燕联合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十条紧急建议”，担当起保护老北京的历史责任。2002年至2007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致力于对城市文物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写了《京杭大运河，残缺的辉煌》《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和《江南运河，水乡的辉煌》三篇考察实录，积极呼吁保护大运河。他认为，运河和长城一样是伟大的奇迹，一样了不起。

    身份本身即意义

    当然，舒乙被提及最多的身份是“老舍之子”，这是他始终无法弃置的标签，而舒乙先生也欣然接受这个标签，并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

    《老舍全集》责编王海波谈道：“舒乙家的几个儿女各有分工，姐姐舒济负责老舍先生作品，舒乙负责老舍先生生平事迹，所以编《老舍全集》主要是舒济提供资料、编选文章等。所以我跟舒乙私下里也没有太多往来，跟他主要是参加会议、书籍首发之类的活动。有一次是重庆北碚版的《四世同堂》出版，舒乙先生负责写了前言，参与设计封面、插图，有过一些交流。他们兄弟姐妹之间关系都好、比较融洽，比如说在我们社出书，稿酬虽然开给舒济老师，但是最终都属于四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很和睦亲密，包括舒乙生病之后，他的姐姐妹妹也常去探病照顾。”

    王海波认为，舒乙对老北京的了解、对京味文化的理解都是延续自父亲老舍，“他平时非常主动地去宣传和传承老舍的理念和思想，写的东西也都是关于老舍的生平、创作、思想，主要集中在这方面。”

    谈到与舒乙的交往，王海波说：“《老舍全集》修订完首发的时候他来了，对我们的工作还是非常肯定的。因为对老舍先生作品有信心，我们头版就印了一万本，他也很赞赏我们这个做法。《骆驼祥子》手稿也是这样，因为原稿的状态不太好，他对我们做出的努力和成果也非常赞赏、肯定，觉得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虽然没有具体的指导，但是对我们来说更像一个精神支柱的作用。他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是属于开拓性的，贡献很大，大的方面来看，在初创时期有他这样一个社会活动家的人物来支持，以他的身份和影响力，是有很大的好处和意义的。”

    王海波认为，舒乙的身份本身就有很特殊的、很大的意义：“他主要还是从老舍的角度去做一些工作。他们家里的子女也都在这样义不容辞地传承老舍的精神文化和老北京的文化，都是非常主动地去做这样的事。”

    （据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