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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子华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旨在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占领天津。义和团虽浴血鏖战,但无力阻止八国联军北进,8月15日慈禧太后偕光绪帝西逃,16日北京沦陷。战火在天子脚下蔓延,生灵涂炭,死伤累累,呼唤人道主义慈悲,呼吁红十字关怀。为救死扶伤,浙江著名绅商陆树藩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救济善会’,遵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精神,救护伤兵难民。这是中国人自办红十字会之开端。毫无疑问,陆树藩和其创建的中国救济善会唱响了中国红十字会之先声。庚子救援中,陆树藩虽竭力而为,历尽艰辛,业绩令人瞩目,但仍不免陷入尴尬难堪的境地。 中国救济善会的人道行动 中国救济善会自成立后,不断在《申报》等新闻媒体刊发《救济善会启》,募集捐款,号召各界爱心人士“好行其德,慷慨解囊,伏乞惠赐”,并公布代收捐款处所:上海北京路庆顺里救济善会公所、申报馆协振所,杭州清和坊巷鼎记钱庄,苏州东大街同元钱庄、中市仁和钱庄,广东源丰润票号,宁波北江下富康钱庄,绍兴保昌钱庄,杭州庆福绸庄等。所收善款,及时登报征信。鉴于北方很快秋尽冬至,中国救济善会亦发布《劝募寒衣启》,号召爱心人士伸出援手。中国救济善会的呼吁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响应,“一时解囊助款者,颇为踊跃”。款物源源而来,为北上救援打下基础。 万事已经俱备,但在陆树藩看来,“事不躬亲,难期实践”,遂决定亲自北上。10月15日,“慷慨启行”。是日中午,陆树藩偕德国医官贝尔榜、德人喜士以及著名外交官陈季同、思想家严复、德文翻译洪中并司事、家丁、小工等共计82人,登上招商局“爱仁”号轮,开出吴淞口停泊。这艘被称为“救命船”的“爱仁”号,还有随行的“德生”号轮,装载“米三千三百石,面二千一百三十二包,饼干五千二百廿磅袋,寒衣三万五千五百四十件,棺木大小五千余具,药料数百箱”,扬帆北上,开始人道主义之旅。 10月19日,“爱仁”号轮船抵达天津大沽口下碇。“当爱仁泊塘沽时,各国巡舰绕船巡视,均不上船。凡系红十字会中人,别国兵轮船均升炮并悬中国龙旗相敬,此不可多得之事也”。显然,“红十字”具有“保驾护航”的功能。 陆树藩和“爱仁”轮船的到来,给濒临绝境的难民带来曙光。据称:“天津被难士商,均知有救命船到塘沽,纷来求渡。”10月27日,救济善会在天津火神庙设局办公,同时发布《塘沽轮次告被难南旋各士商》的通告,声明“爱仁轮船专供本总局来往津沪救济之用”,“准士商纷纷来局报名登轮,刻期起程南返”。为规范救助行动,救济善会制定《章程》八条,包括“各官商登轮后望即到本善会轮船账房报名注册备查”;“船中人数众多,必须男女分居,以示区别”;“水脚饭食均由本局供应,不取分文”;“到沪后路远不能即归者,可向本善会轮船账房声明,发给凭条,送往名利、长春两栈房暂住”……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红十字的人道关怀和对人格的尊重。 11月2日,“爱仁”号轮船载着270余位难民返沪,这是中国救济善会救助的首批难民。“回申被难之人欢声雷动,津地均以救命船呼之,北方绅商士民见此义举,无不交口称羡,以为东南人有此善心,所以得免浩劫。”11月13日,“安平”号轮船开往上海,“载回北省被难官民三百四十余人”。 救助行动在天津当地绅商的协助下有序推进。一方面,继续安置救助南旋难民,“京都南旋官绅商民现已陆续到津,即蒙盛京卿派公平、安平、爱仁、泰顺四轮赴津分配送沪,所有寓津官商亦即附搭四轮同来”;另一方面,掩埋、平粜陆续展开。11月3日,在天津南门城内丁公祠后设掩埋局。5日。陆树藩与当地士绅商定平粜办法,拟设平粜局7处,议定白米每包4.5元,籼米每包3.5元,“每人粜米以一斗为度”。此外,设立施医舍材局,为贫病者施医送药,为家道贫寒无力棺殓者提供帮助。 11月8日,谢汝舟率同司事工役六人赴保定办理救济事宜,设立保定救济善会分局。沧州一带“亦派人分投前往举办”。而京师被难士商,也为陆树藩所牵肠挂肚。11日,陆树藩踏上京师之旅,期间历经波折,直到19日才行抵通州。作为京师门户,通州“仓米抢掠一空,城内房屋都被焚毁,较之天津遭祸更烈”。20日,与李友之、杨彝卿商议京中被难官商赴津事宜,据称有2000余人之多。陆树藩旋即由石道进京,“沿途房屋虽未尽毁,室空人杳,甚觉凄凉”,而京城更是一片狼藉,“城内地安门及西四牌楼一带,均成焦土。前门外至珠市口及崇文门内东交民巷,无不被焚”。这使曾经的京官陆树藩悲痛不已。 11月21日,陆树藩到贤良寺谒见李鸿章,“蒙奖在津所办各事甚妥,并勖以勉力行善”。陆树藩不负所望,经多方斡旋,美国方面允派兵保护被难官商出京。30日,陆树藩至贤良寺向李鸿章辞行,“蒙以办事能干,颇有胆识奖许,并由济急会拨助银二千两,电谕上海招商局再拨两轮来津候用”。 12月1日,陆树藩护卫被救“官商眷口等车三百数十辆”离开京师,一路风餐露宿,艰苦备尝。4日,抵达天津。 鉴于寒冬来临,洋面冰封,陆树藩海路输送官商难民行动计划暂停,“所有避居附近州县赶来不及者,仍租公所三处以备留住,俟开河后再运回沪,并恳德法统兵官给照保护,以臻周密”。同时,陆树藩“酌留数人在津办理、平粜、施衣等事”后,乃于12月10日乘“协和”号轮回申,“俟明春再行北上”。北上救援,至此告一段落。 功勋卓著与难以言表的遗憾 陆树藩在1900年12月22日《申报》发布《救济善会筹办京津善后事宜启》中正式声明:“树藩创办善会,不避艰险,与各友乘轮船赴津设局,拯救被难官商。先后载归已有五千余人之多,并运回各省灵柩一百三十六具,请登各报为海内诸大善长所共见共闻。” 再加上1901年春“新丰”“丰顺”号轮船载回之难民,总数当在6000人左右。 除此之外,陆树藩在天津开办医药局、惜字局亦有建树,“医药局至十月十九日止,共治男妇内外科三百八十八名口。惜字局至十月十九日止共收字纸废书三千五百斤”。而京津平粜善举,受益人群更是难以数计。 对陆树藩及其中国救济善会卓著功绩,时人交口称赞,“似此济众博施,好行其德”,堪称“诚晚近所罕逢者也”。 中国救济善会之所以取得如此业绩,固然与李鸿章的鼎力支持、陆树藩和救济善会同人艰苦努力分不开,而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毫无疑问,提供了强有力的后援保障。从《申报》公布的捐助者名单来看,“囊助款者,颇为踊跃”,并涌现出众多感人事例。 不过,综观整个救援行动,也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并给陆树藩带来终生遗憾。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外部环境而言,陆树藩和其中国救济善会受到济急善会的排挤。 如上所述,作为上海慈善界的“无名之辈”,陆树藩创建中国救济善会之时,特别渴望得到严信厚等慈善界大佬的支持,但陆树藩的求助遭到拒绝,乃寻求李鸿章的臂助,幸运的是,李鸿章鼎力支持,中国救济善会始孕育而生。尽管如此,“诸公颇多蜚语”,使陆树藩欣喜之余,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尽管陆树藩不被“诸公”信任乃至排挤,但他仍幻想通过李鸿章“札饬候选道严信厚等分投劝助,陆续接济”。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国救济善会成立八天后,“诸公”非但没有为救济善会筹款,反而另起炉灶,发起成立济急善局。 济急善局,后称“东南济急善会”,简称“济急会”“济急局”,1900年9月17日由严信厚“诸公”发起成立。“诸公”之所以另立山头,显然也是出于对中国救济善会的极度不信任。对中国救济善会而言,也是一种打压,毕竟慈善“蛋糕”就那么大,此消彼长。 事已至此,陆树藩于无奈之下只得希望能够联手“合办”。但济急善局一经成立,便发布《分头办理》的启事,致使“合办”之议化为泡影。已既成事实,陆树藩不得不面对。按照《分头办理》约定,“清江等处归严君筱舫诸公筹办,京津一带归陆君纯伯诸公筹办”。陆树藩也透露,经双方商议:“彼此共办善举,自应不分畛域,由丁君晓芳与施君子英议定,所有清江浦至德州等处归严君筹办,京津一带归树藩等筹办,庶几事有专责,款不虚靡。 但这个“君子协定”很快便被打破。救济善会在京设局由刘鹗主持救济事宜,而济急善局也在贤良寺开办济急分局,由杨文骏主持。随后,严信厚、庞元济、施则敬等联名发表《济急会声明》,强调:“东南诸同志所设救济会及济急会,分济京津被难官商。其救济会系陆纯伯部郎,专办天津一路;济急会系盛京堂及诸同仁,专办京城、德州两路。”凭借“诸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收捐款后来居上,遥遥领先,远远超出救济善会,救援行动结束之时,济急会用银多达50余万两,而救济会不到20万两。不难想象,陆树藩有多么尴尬与无奈。 救济善会侧重海路,济急善局偏重陆路,虽然“各自为战”,但难免会有所交叉。不能否认,两会亦有合作之举,如救济善会海路运送回沪的难民,济急善会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照顾。但从整个救援过程来说,“竞争”局面始终存在,使中国救济善会常陷入被动无助的局面。 其二,从内部管理方面来说,中国救济善会本身也存在一定漏洞,尤其在善款的筹集与使用方面,更是问题多多,终致陆树藩负债累累,深陷泥潭。对此,陆树藩长房玄外孙徐祯基作了探究,认为“在筹集救济善会时,陆树藩未了解北方的真实需求及募捐的实际可能,因而在开始时多次作了过分的允诺,如:外军对中国官商军民救护费用如数由善会缴还;去津时对所有翻译人等川资薪水均由陆捐及不取善会分文;以及在捐款时采取各地方及绅士先垫银方式并以募款扣还而导致最后欠垫银众多。到1902年后,京津救济善会前后全部账目公开,由于捐款不足支出,加之他人先垫之银因各地募款不足须由救济善会总会归还,时救济善会基本上已自动解散,所欠之款须由董事长陆树藩归还。想不到做了一场好事却使他负债累累。到1903年陆树藩欠他人之款已达十数万两银,只好出售家中部分古董,但仍不足垫此数”,最后不得不将“皕宋楼”藏书出售日本静嘉堂文库。“皕宋楼事件”使他成为千夫所指的历史罪人,所付出的代价之沉重,难以想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皕宋楼事件”更凸显陆树藩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极为可贵,尽管留下无可挽回的损失。 (据《河北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