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连源

    1932年3月5日，国民政府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随后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赴陕视察。彼时，西安孤儿教养院在坎坷中已走过十年，由于张子宜倾心投入社会慈善事业，使孤儿院在全国影响很大，同时张子宜又是辛亥革命先驱，故林森在西安期间专门视察了西安孤儿教养院。

    林森全面地巡视了孤儿院教室、操场、办公校舍及果蔬园等，深入了解教职员工、教育、教材情况、学工系列科目及孩子们毕业后去向等，事无巨细，褒奖了张子宜的善举。当了解到张子宜在陕西又做了许多显著慈善事业后，感触良多，当即批评有云：“陕西除吊儿嘴水利工程及先生（张子宜）所办之孤儿院外，余皆为苛政，此盖由于先生之事业伟大，目的正确，慈善为怀，始有此好评也。”

    此后，陕西慈善第一人张子宜和他的慈善事业备受世人瞩目。

    发愿为民众谋福祉 

    张子宜（1881年5月24日—1964年12月13日），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先驱，国民党元老，近现代民主革命先驱，革命家、教育家、实业家，著名的慈善事业者，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先行者，陕西宗教界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基督教爱国主义者，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先行者。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12月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举兵讨袁。1916年元月，革命党人响应，在西安策划和发动起义，张子宜是重要组织和领导者之一。2月22日夜，张子宜在西安红十字会租住的宿舍家中被捕，押于西安西华门陆军监狱。在狱中百余日，因是主犯被加以镣铐，受严刑审讯，多次险遭杀头。5月下旬，张子宜经陕西著名辛亥革命先驱焦子静等营救出狱。与张子宜先后被捕入狱的三十多名西安起义主要人员，唯有张子宜一人出狱幸存。在监狱时，他说若能出狱，将毕生为民众谋福祉，不为官，不为钱，不为名，不为个人利益。

    为抚恤反袁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亲属，他与新任陕西督军陈树藩意见相左，屡次拒绝后者封官许愿和给以钱财，专心致力社会慈善事业，追随郭希仁等人修河渠、办粥厂、救济难民，参加地方赈务工作，任陕西赈务会委员。

    回陕后，张子宜想起辛亥革命牺牲的先烈遗孤，以及本省连年水旱灾，流离载道，逐发愿在西安办一所孤儿院，收容无依靠儿童。

    1921年，冯玉祥聘张子宜为陕西第一平民工厂经理，招收失业青年，学习工艺。1922年春，冯玉祥离陕，张子宜将此厂停办，所余物资，造具清册，函请冯玉祥同意，作为创建孤儿院之修建费。同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在高增爵、郭希仁、冯玉祥（孤儿院名誉董事长）等人帮助下，西安孤儿教养院成立，张子宜任院长，由郭希仁任董事长，唐慕汾任名誉院长，收养烈士遗孤和贫寒孤儿，院址设在今西安市解放路中段东侧（今西安民生百货大楼处）。

    倾力举办孤儿院

    在积贫积弱的年代，百姓生活水深火热，政府无暇顾及这些流浪失所的孤儿。唯张子宜心系平民，缩衣节食，不吸烟，不请客，不惜一切创建西安孤儿教养院，为此倾注毕生精力。为了专心致志地办好这项社会慈善事业，他一生不置私产，孩子自幼，即语之日：“积财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于冥冥之中，以为长久之计。”

    孤儿院一带原是满城居住区，辛亥革命后成为废墟，这里地下到处皆是满人挖的存放马匹的马窨子，常常一场雨后地面便下陷一个坑，基础非常不稳固，维修成为常态。当年为搜集盖房的材料，也同样颇费周折。孤儿院现场曾拆过一座破庙，取其旧建材盖房，并要将庙里残损的神像推倒。民间有神佛信仰，拆庙无惧，但推倒神像却让匠人们胆怯。为了消除大家疑虑，张子宜解释道，建孤儿院是惠民善举，神明会理解和护佑的，随后用手握住系在神像上的绳子，大声说道：“有事我担！”众人才联手干了起来。

    事后社会上许多人说：张子宜在孤儿院住的房子（亦为办公室），是拆了一座庙的材料建的，这在一般人是承载不起的。

    张子宜创建孤儿院得到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王陆一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院秘书长，曾把他在西新街一院临街房捐赠孤儿院，抗战爆发南京失守后，王陆一回陕西，任国民政府监察院晋陕西监察史，因无处安身暂住其岳母家。张子宜先生闻讯后，随即把其原房归还，他说：“我一生不置私产，我办的孤儿院再困难也不亏人的。”

    王陆一对张子宜很敬重，是张子宜的好朋友。王陆一年轻时经济紧张时张子宜常予以资助，王陆一终生不忘；王有成就后，时刻不忘张子宜，对孤儿院给予很多支持。

    1926年，镇嵩军围城，西安附近难民流落西安者不计其数。围城初期，张子宜协助各慈善团体尽量收容难民，发给食品、服装、药品，向死者家属发给棺木。当时西安各校，有部分学生留校未出城，到了后面有的已经断炊，张子宜以私人名义借炊，救济绝食学生，使大部分学生渡过难关。

    西安被围期间，孤儿院已收容孤儿约一百名，围城后期粮食断绝，以麸皮等物充饥，继而宰杀骡马牛充饥。西安解围后，冯公焕章到西安，张子宜当面报告围城期间，为维持孤儿生活及救济各中等学校学生，共借款若干。冯公慨然曰：“你借款救人，所有债务由我总部拨款清偿。”

    围城期间，城内混乱，由张子宜、刘含初、周伯敏、王授金、俞嗣如等任市民自救委员会委员，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特殊时期西安城内的治安稳定，也大大增强了西安军民御敌守城的决心。

    1929年，关中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全省200多万人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为食，有的甚至人人相食，易子而食，惨绝人寰，而孤儿院无一人罹难。时邓长耀任陕西省振务会主席，聘张子宜为委员，他虽患肺病三期，但协助邓长耀、杨仁天等人筹办全省赈务，百姓赞扬。

    1929-1930年陕灾严重，省各县卖儿卖女，青年妇女和女孩以年龄论价，每岁一元，其状甚惨。张子宜找唐慕汾，由北平孝惠学社出资在眉县设立收容所，先后收容女童百余名，后全部送进孤儿院，从此孤儿院开始收女孩。朱庆澜将军在西安筹款，由张子宜在关南会馆处办妇女习艺工厂，收容灾民妇女入厂，纺线织布，灾后送回原籍。他并在西安大差市、湘子庙街开办舍饭场，救济灾民。

    同时，张子宜以个人名义致函国民政府，请南京国民政府来陕赈灾。

    1930年，张季鸾自天津来西安，亲自到院将孤儿生活摄制许多照片，回天津后将照片登载在大公报上，为孤儿院募捐数千元。张子宜遂将此款购买大卡车数辆，平时以拉运邮件（赚取运费）补助院中经费。张季鸾常说：“张子宜办的孤儿院是陕西模范的社会事业，我每次到孤儿院都有许多感触和收获。”

    同年冬季，杨虎城将军回陕，对儿童生活异常关怀。经杨将军提议，由陕西省财政厅按月给孤儿院补助一定经费。杨将军的母亲亦慈悲为怀，多次捐款。1932年，杨母捐助500元，连同募集款共1000余元送至孤儿院，修建千惠堂楼房一座。杨母过生日，送礼人很多，杨母说：“把送的礼整理一下，送给张子宜的孤儿院去。”

    1937年，日寇开始轰炸西安，孤儿院儿童在张子宜带领下整天躲炸弹。为躲避空袭，1939年5月孤儿院搬迁到西安南郊新开门村，借祠堂庙宇为教室给孤儿上课，但仍躲不过日机轰炸。

    一次，日机轰炸后张子宜来到长子张克显家，打开大立柜门，拉开门内抽屉，发现抽屉里有400大洋。张子宜对大儿媳说：“日本鬼子把孤儿院的远东旅社门楼炸了，院里最近资金紧张，把这400块钱送到院里去修远东旅社门楼。”儿子回来后把钱送给了院里，这是儿子和儿媳的钱，就等于捐给院里，足见张子宜以院为家，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风范。400大洋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为抗战胜利，张子宜倾尽家产，如此率先垂范，亲力亲为，在国家危难的情况下做大做强了慈善事业，他高风亮节，赢得了世人的崇敬。由于河南、山西等省相继沦陷，大批难民涌入陕西。张子宜调整收容方针，优先收容沦陷区灾童，然后收容陕西孤儿。

    所收孤儿不负期望

    抗战时期，张子宜孤儿院收养大量抗战或已殉国将士子女，悉心加以教育，俾其成才，抗战胜利后所收子女由本院介绍转入遗族学校。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张子宜将150名青年孤儿，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送往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参加抗日，有的后来成为我党我军高级干部。

    据《西安孤儿教养院第十二周年纪念报告书》，孤儿院到1934年10月人数已达到708人。1947年，又成立职业班，招收本院小学部学生，学期三年，除讲授一般中学课程外，又教给各种生产技术。在张子宜一视同仁的收容原则之下，西安孤儿教养院逐渐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救助和教养贫困儿童人数最多的孤儿院。据1948年的不完全统计，经西安孤儿教养院救助和教养的儿童不仅人数众多，达14000余名，且成果丰硕：先后留院306人，升学者462名，除285人在初高中、大学继续深造以外，其他人进入各类专科学校，就业者共计3633名。

    西安解放后，张子宜于1950年将育幼院移交给人民政府管理，改名为西安市子宜育幼院，直至1984年先后改名七次，今为西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和西安市儿童福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