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庆

    8  月24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姚洋作为代表参加了该会议并提交书面发言。

    姚洋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一直在走向内循环。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从2010年的48%，上升到现在的55%，以每年0.86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若按这个速度下去，10年、15年之后中国的储蓄率甚至会低于现在韩国的水平（35%）。因此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增长的空间还有，但绝对不是很大。‘我们不可能像过去10年那样，消费占GDP的比例以每年0.86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为此，姚洋建议，一方面要完善社保体系，实现全民社保，即城市和农村一体化的社保；另一方面要完善救助体系，完善临时性低收入人群的保障工作。

    作为亚布力论坛的特邀嘉宾，姚洋参加了8月底在青岛举行的2020亚布力论坛夏季峰会，会上姚洋除了分享既定议题的内容外，谈的最多的依然是关于现金消费券的问题。姚洋表示，直接给老百姓发钱，看似不公平，其实是最公平的办法。

    那么，发放消费券这一举动能否保证低收入人群长久的生活需求？究竟如何从根本上消融障碍，解决问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及经济下行的双重考验，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作为公益组织，如何在这样的双重考验中突破并求得生存和发展？在2020亚布力论坛夏季峰会现场，姚洋接受了《公益时报》社记者的专访。

    中国的消费增长潜力

    面临挑战

    《公益时报》：习近平主席8月24日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你参加了会议，并提交了书面发言，能介绍一下书面发言的主要内容吗？

    姚洋：我提交的是关于消费领域的内容，主要的观点是当前中国提高消费占GDP比例的潜力并不大。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从2010年的48%，现在上升到55%，过去这10年每年增长0.86个百分点，若按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到了10年、15年之后，消费率占比就会达到65%以上，因为消费率与储蓄率之和为1，因此，储蓄率就低于35%。这就说明了目前中国的消费增长得太快，储蓄下降得也太快。近五年，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在70%以上，甚至近两年达到75%以上，非常接近美国（美国约为80%），然而我们离美国的人均年收入还差得很远，这就说明了我们的消费增长潜力并不大。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调整消费结构。我们现在收入较低的人消费力太低了，收入最高的那10%占消费的35%，收入最低的10%占消费的0.5%，从数据可以明显看到差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是要致力于提高整个消费水平，而是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

    对此，我认为首先是要思考如何建立全民的社保体系，实现全民社保，即城市和农村一体化的社保。因为我们的目标是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一个国家说自己全面实现现代化但没有全民社保，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那么怎么实现2035年的全民社保，怎么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分担成本，这是一个挑战。我的建议是实施分级、分档的社保，比如分五个等级，让企业、职工和个人选择。

    其次是完善救助体系，完善临时性低收入人群的保障工作。我们现在有低保，这是制度化的，这是面对那些长期贫困的人。但是像这次疫情来了，这些短期贫困的人，数额是很大的，可能是上亿的人，但我们没有任何机制来救助他们。所以之后十五年我们还得完善这方面的机制，这样你也可以刺激消费。疫情以来，你可以发现我们的储蓄率提升了，而不是下降了。老百姓不消费了，那就是因为他对前景不明朗，这就说明社会保障没到家。所以扩散社会保障覆盖率，这样可以刺激大家消费。

    企业应把社会责任

    作为战略的一部分

    《公益时报》：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实现这一点，商业和公益分别可以做些什么？

    姚洋：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对很多做商业的人来说，只要做到遵纪守法，让资本的回报达到最高就是做好了公益。然而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SDGs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商业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就不仅仅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如果用这一标准来要求企业，恐怕很多企业都做不到，比如现在一些头部企业采用的996，员工的权益如何体现？孩子的教育缺失、没有家庭生活等，由此来看并不具备可持续。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公益组织有很大的活动空间，比如引导企业如何做到可持续。因为很多企业在可持续方面有待提高，比如一些企业对35岁以上的员工进行优化裁员，但我们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么做显然是不可持续的，35岁其实正是人的创造力旺盛的时期，既有经验又有创造力。所以我觉得公益组织能不能有一套办法给企业加以引导，引导企业应该如何正确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员工权益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中重要的一环应该如何做到可持续等。

    《公益时报》：你觉得当下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姚洋：我觉得最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式，就是让企业把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去做，这样可以做得顺心顺手。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引导企业，比如可持续金融，特别是中小企业，因为资金比较小，通过金融手段实际上是可以加以引导。企业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企业战略的一部分，实际上可以做得更好。以员工为例，如果要求员工每天在紧张、劳累的状态下提高创造力是件很难的事，真正的创新是需要沉下心来坐冷板凳的，哪怕坐一两年冷板凳都是很正常的。企业善待员工既是实践企业社会责任，也可以促进企业的生产力。

    城市化加速过程中

    需重点关注民生

    《公益时报》：你提出要实现未来三十年的发展，要在城市化和教育水平上多做工作，在这方面包括企业、慈善组织等在内的社会力量可以做什么？

    姚洋：这个空间非常大，比如城市化要加速，在逐步适应并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中，我认为社会组织做得还远远不够。比如能否有专门的社会组织去关注外卖小哥群体，他们每天的工作高强度、压力大、为了抢时间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如果有相关的公益组织关注这一群体，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可以减少交通违章，很多外卖小哥为了抢时间违反交通规则，给他们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社会组织可以开展雇主和外卖小哥之间的连接工作。另外，社区也需要多关注这一群体，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怎样的，有无业余生活，婚姻状况等。这些都是城市化加速的过程中出现的非常大的社会问题，也是社会组织应该带头去做的。政府在这些方面也有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社会组织应该去接这些项目，如果没有，社会组织是不是也可以呼吁政府设立相关项目。

    所谓高质量的城市化生活需要让新进城市的移民融入到城市生活里去，对于新进城的移民来说，去到陌生的城市就是个陌生的社会，需要遵守规则，也需要提高生活的满意度，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社会组织做很多事情。

    现金消费券会有

    一个长期效果

    《公益时报》：目前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人群，他们面临失业、工资收入下降、生活常态被打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之前您建议发放现金消费券，但似乎这么做也不能保证他们长久的生活需求，如何从根本上消融障碍，解决问题呢？

    姚洋：发现金消费券它是个临时性的事儿，也不可能持久，但临时性的发放现金消费券，如果发得得当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发放需分几种情况，一是不交税的人可以领，每人领1000元；二是没工作的人可以再高一点，每人领3000元，这样的话，对于没工作的人有了这份补助至少可以生活两三个月。

    再一个，需要连续地发，各个城市一个月发一次，连续发好几个月。一次性给经济里注入较多的消费潜力经济就会转起来。这个观点很多人不明白，以为这只是老百姓暂时有饭吃，那三个月之后怎么办？三个月之后经济自己就运转起来了，自然而然需要劳动力，就业就带动起来了，也就不需要救助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我们知道经济是一个闭环，当你消费上去的时候，企业的订单就多了，订单多了就业就上去了，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了，那么消费又增加了，就会进入到正向的循环，所以发放现金消费券会有一个长期的效果。

    《公益时报》：因疫情影响，许多中小企业受到了很大冲击，由此直接导致了社会公益组织捐赠收入的迅速下滑，没有了赖以生存的慈善捐赠，也意味着公益组织也会因此死掉一大片……你觉得这个问题有解吗？公益组织如何在困境中突破并求得生存和发展，请你给支支招。

    姚洋：公益组织其实也跟企业一样，有自己的财务流，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收入下降。那么公益组织如何存活下来？这时候需要开源、节支、练内功，企业也是一样的道理。公益组织可以趁这个时间修炼内功，把内部的规章制度、流程建立好，这样可以封堵一些跑冒滴漏，等到经济好的时候，才能更健康的发展。另外，要减少活动量，对于中小型公益组织来说，活下来就是胜利。经济下行，很多企业都面临破产，但对于那些活下来的企业来说是件好事，因为把市场让出来了。所以我认为公益组织跟企业一样，道理都是相通的。

    公益组织也好，企业也罢，都不能在危机来了之后再去想办法，应该在经济形势较好、筹款较容易的时候做提前规划。如此，即便遇到经济形势不好、没有筹款，至少还能缓存好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