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遗嘱

    1926年5月14日，雷士德以87岁高龄驾鹤西去，他遵守了诺言，在遗嘱中捐出了绝大部分遗产，用于上海兴办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这份遗嘱公布以后，在上海滩引起极大关注和反响。

    遗产由以他姓名命名的亨利·雷士德基金会托管，他的遗产重新估价为2千万两白银。而清朝末年年均收入才2亿两左右，雷士德可谓富可敌国。

    这笔遗产资助建造了雷士德医学研究院（现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雷士德工学院及附属中学（现上海海员医院）、雷士德中国人医院（现仁济医院）、上海聋哑学校（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残疾人学校）等。

    此外，亨利·雷士德基金指定赠款的单位组织也很多，如圣路加医院、中国盲人院、穷苦小姊妹会、黄包车夫会、穷苦精神病院等。

    雷士德生前还曾多次捐赠大笔资金给上海车夫福音会，救济贫苦的人力车夫，免费向其提供衣食、住宿、医疗和教育服务。

    因一句话，来到上海

    别看雷士德这名字，乍一听还以为是姓雷名士德的中国人，其实雷士德是英国人。那有人好奇问怎么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上海，还给中国捐了一笔巨款？

    1840年2月26日，雷士德（Henry Lester）出生于英国南部港口城市南安普敦。他曾在伦敦接受建筑师和土地勘测师的训练，取得建筑学学士学位后回到家乡，由于3个哥哥都相继染上不知名的疾病而死亡，他很害怕厄运降临到自己身上。

    有人告诉他：必须离开家乡，离开英国，离得越远越好。

    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东进，江南富绅纷纷到上海租界躲避战灾，资金和人口的聚集，上海租界正处于繁荣时期，是世界有名的冒险乐园。

    当时很多英国人到中国淘金第一站就是上海。或许雷士德并不止为淘金，主要认为中国远离英国，可以摆脱病魔的缠绕。

    在27岁时搭乘一条货轮，经过一万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来到遥远的中国上海。

    从建筑师到地产巨头

    1863年雷士德到上海后，受雇于工部局负责公共租界土地测量，后来也为法租界测量土地。

    这些工作都完成后，雷士德回归建筑师的角色。当时最大的地产商史密士洋行，邀请雷士德加入成为合伙人。几年后史密士退休回国，其名下的房地产几乎全部转入雷士德的名下。雷士德成了上海的房地产巨头，去世前已成为上海最大的土地拥有者之一。

    1913年，雷士德又与强生（George A. Johnson）和马立斯（Gordan Morriss）联合创办德和洋行（Lester, Johnson & Morriss），专营建筑设计、土木工程、测绘检验、房地产抵押放款等业务。德和洋行发展成为近代上海实力最强的设计事务所之一，其承接的项目包括外滩5号日清大楼、外滩17号字林西报大楼（今桂林大楼）和南京路先施公司大楼等。

    “上海人”雷士德

    在我们眼中，西方列强侵略打开中国国门，外国人只会一味掠夺我们的资源和财富，赚饱后就告老还乡，离开中国，而雷士德非但没离开中国，而且将自己当成“上海人”，最后将所财富回馈给中国。

    在地产行业取得如此成功的他，个人生活却与上海滩灯红酒绿的“格格不入”。一个上海地产大亨，却从不买房子，一直居住在上海总会的单身宿舍。

    他终生未婚，生活非常简朴，穿别人的旧衣，喜欢步行或者乘公交车，他每天下班前的例行公事是检查所有办公室的电灯是否关好，被认为是在华英国同胞最吝啬的人。

    雷士德在上海总会居住多年。上海总会成立于1861年，又名英国总会，会员全部为男性。今日位于外滩2号的华尔道夫酒店是1911年落成的总会新楼，这里提供外侨绅士需要享受的一切，包括远东最长的L型长吧、弹子房、江景绝佳的餐厅和阅览室等。“点石成金”的雷士德却很少去总会酒吧消费，除了在为会员提供免费蛋糕和葡萄酒的平安夜。

    他将自己视为上海人，并将他所获得每一笔财富都用于上海这块土地上。

    他还写下一段话：“在将近60年中，我主要和永久的家一直在中国的上海，现在如此，以后也将如此。自从很久以前我选择中国作为定居地以来，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这个“上海人”雷士德爱得很简单，很深沉。

    遗爱在中国

    富豪雷士德简朴生活的谜团在他去世后被揭开。雷士德去世时，除了一名在军中服役的侄子，没有其他亲属，他留下一份惊人的遗嘱，除了少量遗产赠与个人，将几乎所有遗产留在上海用以成立亨利·雷士德基金会，主要支持发展上海的医疗、教育和慈善事业。

    他生前指定用遗产分别自主建造仁济医院新大楼、雷士德医药研究院、雷士德工程研究院及学校。此外，一些慈善组织也得到捐助，如上海聋哑学校、虹口华德路圣路加医院、忆定盘路中国盲人院、董家渡穷苦小姊妹会、虹口黄包车夫会、南市穷苦精神病院等。遗嘱还设立5万两银子的雷士德奖学金，面向在上海就学的所有国籍、无分宗教信仰的14岁以下的男女学生。

    从这份遗嘱可以看出，雷士德十分关心城市弱势群体，同时重视医学和教育事业，富有长远发展的眼光。

    遗嘱中特别提及的“捐赠建立能容纳300人以上的雷士德学校，对中外学生开放，特别对中国学生”，也就是后来的雷士德工学院。

    1934年3月耗资100万银元开建，雷士德工学院建校到抗战，十年间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该校学费标准从极其低廉，学生只要通过勤奋努力基本能拿到全额奖学金。学校花在一个学生身上的培养成本，实际上高达每年5000银元左右。

    著名历史学家熊月之在题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异质性》的一次讲座中，提到早年在上海的欧美侨民曾普遍拥有文化优越感，轻视中国文化。但随着广泛接触与深入了解，他们中有不少人变得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友好。而雷士德这位在上海英侨中屈指可数的富商更为典型，他临终前将其毕生积累的财富捐献出来，受惠的是贫病幼弱群体。熊月之评价说：“雷士德以其毕生的辛劳，全部的积蓄，书写了一个大写的‘善’字，也是一个大写的‘爱’字，对弱势群体，对儿童，对上海的善与爱。”

    捐赠影响力持续至今

    1927年，雷士德基金会即按照这份遗嘱开展筹建工作，由雷士德创办的德和洋行负责设计三个项目。

    1931年，仁济医院位于山东路的新大楼首先落成，展开作为现代化医院的新一页。在《仁济医院九十五年1844-1938》一书中，记录了当时医院董事会秘书埃利斯顿（Eric S. Elliston）提到雷士德与这所面向华人的慈善医院有深厚的关系。早在1873年，雷士德曾负责仁济医院男子病房的设计工作，此后长期为医院提供数额不小的捐赠。在1924年12月订立的最后一份遗嘱中，雷士德捐赠100万两款项用于建造仁济医院新楼，此外还赠予医院四块地皮。

    雷士德的这笔捐赠附有几项条件，除了提出医院需改名为“雷士德华仁医院”（The Lester Chinese Hospital），还要求医院为穷苦病人免费治疗。1927年，医院又收到一张数额达64358.99两的支票，款项是来自雷士德赠予土地的收入。埃利斯顿透露，仁济医院新大楼原计划盖5层，因为后来决定让雷士德医药研究院使用其中一层，大楼加建为6层。

    1932年，选址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雷士德医药研究院落成，简洁现代的大楼阳光充足，设有演讲室、医学图书馆、会议室和实验室等。1957年，雷士德医药研究院这座伟岸的建筑成为化学工业部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延续了昔日功能。这里荟萃了一大批来自各大药厂的知名专家和科研人员，如雷兴翰、童村等，声名远播，成为中国医药工业系统中科研实力最强的研发机构之一。

    1934年，根据雷士德遗嘱兴建的第三个项目——雷士德工学院及学校在东熙华德路（今虹口区东长治路）完工。占地达1万平方米的工学院是一座引人注目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提供科学技术方面的培训教育。1935年入学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规划师、建筑师的陈占祥在传记中回忆，这所英式教育的学校为有才华的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雷士德工学院及学校仅持续了不到10年的时间，却培养了数百名杰出的“雷士德男孩”，他们成长为各领域的优秀专业人才。

    雷士德捐建的仁济医院于2014年修缮旧楼后重新投入使用，昔日宽敞的大病房和水磨石楼梯犹存。今年疫情发生后，医院派出医务人员队伍，前往湖北驰援。

    如今，雷士德设立于1926年的亨利·雷士德基金会仍在运作，赴英深造的中国学者如果其研究用于造福中国人民，就可以申请雷士德奖学金。基金会的网站是英文的，但首页写有中文“上海”两个字，并附有一段声明：“亨利·雷士德信托由曾在上海度过大半人生岁月的亨利·雷士德，他于1926年去世。他在上海赚到了财富，所以在他身后，将他的财富用于造福上海人民是最正确、最恰当的。这项善举持续到了今日，用于教育奖学金。”

    雷士德因一句话来到陌生的中国，因一个信念遗爱中国，他不仅只是留下了巨额物质财富，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对钱看得“重”，穿二手衣服，住单身宿舍，他对钱看得“轻”，绝大部分捐出去。作为一个洋人，却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达则兼济天下”完美的典范。

    （据上观新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