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文梅

    8月11日，爱德再次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579.8万港元驰援南方水灾救援。爱德计划为湖南省、贵州省、云南省、安徽省等四个省的11317户受灾严重的群众提供大米、食用油和棉被等紧急物资，为其灾后生活提供基本保障支持。

    这是继6月23日爱德基金会首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55万港元赈灾基金用于开展南方水灾救援工作后，今年第二次获得这样的支持。

    《公益时报》记者7月23日曾随爱德基金会工作人员探访鄱阳湖灾区救援情况，并与基金会负责人做了深度交流。

    记者通过调研发现，在救灾安置阶段，最缺的不是物资，而受灾群众的心理疏导，以及每家每户的个性化需求。而这些是乡镇干部所无法一一满足的。

    爱德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的到来为他们带来了希望。“如果公益组织能够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帮助政府做好受灾群众的后续安抚和救助工作，那乡政府的整体工作压力可能会小得多。”鄱阳县昌洲乡乡长范先军强调。

    一线最需要什么

    “现在最紧要的倒不是救灾物资，眼下受灾群众的心理疏导和情绪安定是最重要的。可这些工作我们乡镇干部不专业呀，如果公益组织和社工能够从这些层面介入和助力我们的工作就好了。”

    7月9日21时，江西鄱阳县昌洲乡中洲圩发生溃堤，决口长约170米，洪水灌入昌洲乡15个行政村，导致全乡浸水。此后，昌洲乡迅速启动了受灾群众安置工作。7月23日上午，《公益时报》记者在鄱阳县洪迈中学安置点见到了昌洲乡乡长范先军，当记者问其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给出了上述答案。

    范先军告诉记者，洪迈中学安置点里安置了2000多名昌洲乡受灾村民，尽管此次受灾群众的安置基本达到了政府规定的“九有”标准，即有标识、有饭吃、有水喝、有床睡觉、有生活物资、有热水洗澡、有医务人员、有秩序、有台账等，但与此同时，每家每户每个人的想法和需求又都千差万别，可是群众遇到的问题和提出的诉求又不能坐视不理，所以他和同事们已经连续几天都没能好好睡一觉了。

    超负荷的工作使范先军声音嘶哑且双眼布满了血丝，显得疲惫不堪。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常常无意识地倚靠着栏杆，让身体得到片刻休息。

    与《公益时报》记者一同前往洪迈中学安置点探访的还有爱德基金会救灾部门的崔亚洲和张超，以及江西本地公益组织“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彭海惠。目睹了范先军乡长及其同事们在安置点的各种辛苦无奈，他们主动上前进行了交流，了解乡政府救灾及安置工作的推进，希望能够从公益组织的角度为受灾群众做些事情。

    崔亚洲说，范先军乡长告诉他们，近期昌洲乡洪迈中学安置点的物资支持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当务之急是受灾群众的心理疏导和情绪安定等问题，还有他们实际生活中面临的诸如孩子上课、孤寡老弱照顾、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满足和丰富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公益组织有针对性的去提供一些更为细致的服务，及时予以回应和解决。

    “范乡长告诉我们，尽管他带领大家在安置点建立了基本的物资保障组、后勤组、消杀组、卫生组等，但各组的工作模式以及组与组之间的工作衔接，仅靠几个乡镇干部是无法推动其良性可持续运转的。所以，站在社会组织的角度，我们不仅可以在硬件方面做些支持，还可以在软件服务方面予以助力，比如寻找一些有经验的公益组织和专业人士，配备专业救灾包，梳理实用的救灾课程，提供实操性较强的工作方法和流程，帮助每个安置点配备一套标准的灾害救助工作手册，这些帮助最具有现实意义。”崔亚洲说。

    范先军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对这一说法表示认同。他说自己担任乡长两年半时间，这么大的水灾也是第一次遇到，加上安置群众的数量庞大，让自己和同事们每天都在为解决各种琐事挠头，确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乡镇干部在灾害应对的知识储备和积累方面有限，与社会组织互动和协作方面的经验也不足。看来以后必须加强这方面的专业培训和学习教育，人员、物资都到位，再加上有序的应急管理体系和社会组织的有机配合，那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范先军说。

    据范先军乡长介绍，洪水退去之后，村民们还是要回到原址去生活，势必会面临灾后重建问题。如果公益组织能够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帮助政府做好受灾群众的后续安抚和救助工作，那乡政府的整体工作压力可能会小得多。

    公益机构可以怎样做

    结合范先军的建议，崔亚洲认为，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公益组织可以从基本生活物资发放入手，安抚受灾群众情绪，同时结合他们的实际需求发起社会动员和募捐，尽量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再有就是过几个月入冬之后，受灾群众的棉衣棉被等个性化需求也须提早纳入考虑范围。

    “对公益组织来说，解决群众个性化的需求会比较难，而且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当我们真正蹋下心来去为解决个性化需求努力的时候，不仅可以使公益资金的使用更加有效，也会使得我们在工作中不断成长，虽然这样可能付出更多，但其实同时我们收获的也更多。就此而言，我觉得公益组织应该更多地深入一线，了解基层最真实的需求，有的放矢开展工作。”张超表示。

    其实，在洪迈中学安置点探访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22日，《公益时报》记者已经随崔亚洲、张超走访了此次洪灾发生后爱德基金会的几个救助点。

    在鄱阳县侯家岗乡横河村采访时记者发现，这次爱德基金会送去的救灾物资不同于以往常见的米面油等，主要以生鲜蔬菜为主，虽然要通过小船摆渡进村送货很不方便，但总算可以吃到新鲜的肉类和蔬菜了，这让村民们有些意外，也十分高兴。

    村支部书记何添发告诉记者，此次洪灾让村民们生活受困且带来诸多不便，大伙一度都有些情绪低落，好在政府救助及时，再加上爱德基金会的贴心助力，让全村人都打起了精神，开始准备自救重建。

    采访中记者发现，有别于一些公益组织到了现场还不掌握具体情况，就“猛打猛冲”的工作方式，崔亚洲和张超大多时候似乎并不那么“积极高调”，而是以合作伙伴、在地公益组织“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为主，他们更多地是不断听取受灾群众意见和建议，并将其完善和融入到爱德基金会下一轮的救助计划当中，必要的时候才会启动他们自己的一套工作流程。

    《公益时报》记者的观察也在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彭海惠那里得到了印证。

    彭海惠介绍说，灾害发生后，爱德基金会很快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启动信息搜集，建立工作模型，最后一起执行包括物资发放在内的整个流程。在合作中彭海惠发现，爱德基金会的工作方法很灵活，他们将救灾资金交付给在地组织，由该组织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评估，评估完成后再结合需求进行采购。

    “爱德基金会这种灵活开放的合作方式和有的基金会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救灾成品，直接提供资金来现场采购需要的物资，这就给了一线组织空间来针对性满足当地的特殊需求，赋予我们在地组织足够的工作空间，也给予了我们充分的信任，这让我们觉得很踏实，比如这次的生鲜发放就是一个例子。”基于彼此的信任，双方不怕产生分歧，即使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放开谈，尽力去协调处理，最后的工作效果会让双方都比较满意，真正把好事做好，甚至超出预期。彭海惠说，“其实这种信任在双方合作救灾的始末都是十分重要的。”

    力求“接地气”，避免无用功——公益组织参与灾害救助时，如何提高救助有效性，这是此次《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爱德基金会给出的答案。

    采访中，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何文表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完全走出了物资绝对匮乏的时代。这要求新时代中国社会组织的人道主义救助行动不断超越上世纪既有的某些传统范式，且需要不断突破以满足受灾群众基本生存需要为主要目的的行动范围。

    “立足于受灾社区实际的发展现状、受灾群众面临的具体挑战和需要，社会组织之间以及社会与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展开有效的人道主义联合行动，可以迅速消除群众的无助感、无力感，强化受灾群众之间以及受灾群众与其他社群之间的情感互动，提升受灾群众应对灾害的信心与意志，普遍增强受灾社区面对灾害的抗逆力。”何文说。

    关于开展灾害救助时如何与在地公益组织保持良好协作，爱德基金会理事长丘仲辉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爱德基金会平时就很注意积累全国各地的公益伙伴资源，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和沟通，一旦有灾害发生，彼此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日常工作中就已经达成共识的合作机制，这样工作起来就会顺畅得多。反之，没有平时的积累，当灾害来临，公益组织‘临时抱佛脚’去找在地组织合作，中间的障碍和磕绊可想而知，工作质量和成效自然也会打不少折扣。”

    丘仲辉认为，从微观层面讲，灾害救助需要公益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合作，从宏观层面来说，也涉及到国家应急管理部门如何与民政部门的有效协调，社会组织要能够在其中配合政府，形成一种新的能力与合作模式，真正在救灾当中发挥作用。“我觉得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转折和考验，也是需要大家一起坐下来研究探讨的问题，这种合作机制的健康发展，势必能够带动社会治理整体向好。”丘仲辉说。

    今年入汛以来，爱德基金会持续联合各方力量筹集善款，用于水灾驰援工作。截至8月11日，基金会已向广西、湖北、重庆、贵州、江西和安徽六省（市、自治区）22个县（州、区）累计提供大米105005公斤、食用油6061桶、蔬菜3107.5公斤、猪肉1379.5公斤、饮用水86400瓶、方便面3858箱等食物及棉被床单1500套、生活物资（毛巾、牙具、香皂和卫生纸等）6870套。同时，爱德基金会联合全国各地20余家合作机构、志愿者群体，为临时安置点的居民们提供食物保障等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