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斌奇

    1922年，浙江遭飓风山洪袭击，几成泽国，尤以绍兴、台州、宁波三属受灾最重。

    8月6日至7日，绍兴飓风海啸，水势滔天，‘此次灾境，统计绍属七县，已占五县，其中以诸暨为最，嵊县次之’。台州也是此次被灾较重地区之一，因其地势之故，时常受灾。8月11日午间，‘此间忽发飓风，飞沙走石，至翌日七时许，风势稍定，继以大雨……城外江水陡增三十尺，灌入城内，平地水深十尺，低屋全浸水内，楼居亦复遭水，西门外房屋大都被水冲坍’，‘荒年景象已在目前’。宁波地区各县8月6日、11日遭受两次水灾后，‘及至29日夜间，风势渐作，至30日晨，大风骤起……迨至下午，风潮大作江北岸沿外滩马路一带，潮水均涨至一二尺或三四尺不等’，‘交通断绝’。‘灾情之重，为百年来所未见。’

    其他各属县的灾情亦相当严重，总计此次被灾县数达60余县，占浙江72县的八成之多，受灾人数75万。此次壬戌水灾，灾区之广，灾情之重，危害之大，均为浙江灾荒史上所未见。

    灾害发生后，地方政府、有名望的乡绅纷纷向浙江军政当局、旅外浙江各同乡团体、慈善组织发送乞灾电报，仅《全浙公报》9月18日至21日“各县告灾之电文汇志”专栏就有23县之多。《申报》《全浙公报》《越铎日报》等亦刊登各地灾害惨状的报道，使旅外浙籍乡绅商董能时刻关注此次水灾。

    在近代的转型过程中，近代民间慈善开始自主发展，与国家主导的社会救济开始相互分离。民间社会更善于利用现代公共传媒体系，近代社会公益慈善组织、同乡公会等富有近代因子的网络，突破了传统地缘与区域的限制。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地方精英开始大规模参与地方事务。浙江人向以善于经商著称，特别是自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凭借其和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资本投资，浙商牢牢控制上海的资本运行，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同业公会、社会公益组织，支撑起近代上海的慈善网络。

    此次浙灾“旅沪浙人痛切桑梓，均抱救济之怀”，浙商发起了全国性质的赈灾救济活动，如旅沪绍兴同乡会宋汉章、徐干麟、田时霖等召开“绍属水灾筹振大会”，当场认捐2.05万元，共筹集赈款55万元，居旅外同乡团体所设筹振会之最；宁波水灾急赈会朱葆三、傅筱庵、盛竹书“将跑马厅提议演剧水灾游艺会等”，当场认捐万余元，并致电北京、汉口、天津、江苏、营口、杭州、福建等宁波同乡会要求协募赈款，募得善款五万三千余元。

    以上反映出，各地旅外同乡组织在赈灾募捐中起领衔作用，有影响力的同乡组织特别集中在江浙沪一带。此外，各筹振大会多由本籍有名望的绅商担任领导职务。以宁波水灾筹振会为例，会长由朱葆三、傅筱庵、盛竹书担任，三人都是宁波籍。朱、傅二人都历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凭借他们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能够充分调动自身的影响力，为筹款募捐带来最大效应。

    同乡团体在近代的发展中，明显具有了“现代性”的特点。以宁波旅沪同乡会为例，四明公所（即宁波旅沪同乡会前身）和宁波旅沪同乡会在所从事活动，内部结构和组织制度等都有所不同，宁波旅沪同乡会更体现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这类组织的社会功能更趋向单一，大多数同乡团体从根本上转化为公益慈善团体。从绅商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推广慈善的背后，除宗教和传统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在近代城市文化发展比较特别的因素，就是以慈善事业及社会福利机构为参与地方政治或取得权利的阶梯。

    募捐方式的多样化

    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救灾模式，近代社会救济所运用的募款模式更能体现出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的过渡。近代报刊对水灾的关注，就是一种引起时人恻隐之心的宣传模式。如《申报》报道《宁波急振大会记》：

    有一年约十五六岁之商店学徒虞瑞棠者，登台演说，略谓瑞棠系一商店小学徒，平日所得无几，焉敢言捐助二字。不过瑞棠连日闻家乡灾情，不禁恻然有戚。兹将平日店中所予之早膳费，按日节省，共得大洋三元，恭呈本会，充作赈款，以尽寸心，言毕鞠躬而退。寥寥数语，实引吾人好善之心不少。

    同时，华洋义赈会、中国红十字会、各同乡筹振会、杭州总商会、杭州青年会等，纷纷在报刊上刊登乞赈启示，希冀诸大善人慷慨捐款。近代报刊是一种近代社会的产物，利用近代报刊筹振就带有非传统的特点，使得灾害筹振突破了传统地缘的限制。

    以娱乐的方式募款也是壬戌水灾筹款的一种较普遍方式。诸暨水灾筹振会在《申报》刊登广告，借西湖凤舞台演剧助赈，特请裘剑飞、张仁艳、高秋颦等出演《嫦娥奔月》《贵妃醉酒》等剧目，且声明：“诸君购票入场后概不另募捐款。”娱乐助赈的方式，以其喜闻乐见、简单易行的特点，往往能达到较明显的助赈效果。举办游艺会也是近代灾害募款方式之一。9月24日，浙江壬戌水灾西湖游览会借西湖公园至照胆台一带开幕，会期15天，门券四角，场内不附另捐。悦昌文记绸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在场内设有支店，物美价廉。会务期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登台助演数天。

    江浙地区自古以来是富庶之地，江南绅商凭借其雄厚的商业基础，有较多的精力投入慈善事业。而北京以其独特的政治中心地位，在京浙籍官吏议员凭借其与政界教育界的深厚人脉，运用与政府的关系从事慈善活动。灾害发生后，浙籍国会众议员傅梦豪、张浩等“提出院议即请咨达政府，急令地方政府先办急赈，并查明被灾各属详实情形，分别轻重蠲缓本年钱粮，一面再拨巨款”。据《浙江壬戌水灾筹振会报告书》载，直隶、河南、安徽、察哈尔、江苏、山东、湖南、上海等省，督军省长、各省救灾机构都纷纷捐款捐物。奉天张作霖捐助大米1667包，棉衣棉裤等10万件，其他御寒衣物等若干。

    地方救济中的公益组织

    在1922年壬戌水灾的筹振过程中，上海华洋义赈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华洋义赈会与浙江地区有密切联系。成立初，即有浙商朱葆三任干事长（后称会长），王一亭、宋汉章、傅筱庵等浙商也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壬戌水灾发生后，上海华洋义赈会积极投入灾后赈济。9月中旬，杭州、宁波华洋义赈会先后设立，杭州华洋义赈会由钱塘道尹张庶询、华洋义赈会总干事明思德为华洋会长；宁波华洋义赈会由会稽道尹黄涵之、浙江海关税务司甘福履为华洋会长。

    “传统的地方公益事业虽主要有散居民间的绅士和富商经营，但官方实际并未完全放弃去其督促、监督之责，有时也亲自插手或协助绅士办理。因此‘公’领域的本质特征，并非官民之间的分立或对峙，而是官民之间的合作，系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力量的相互渗透、批次依存、共同作用的领域，当然，其中民间社会力量又占据着主导地位。”

    官方背景的浙江壬戌水灾筹振会与上海华洋义赈会的合作，使政府层面和民间层面形成良性互动。浙江壬戌水灾筹振会明确规定：“随时与华洋义赈会接洽，所有各县冬赈与春赈，或分任办理，或通力合作，各就灾区情形商定，以求实济。”

    筹款赈灾是华洋义赈会为壬戌水灾救济的第一要务。上海华洋义赈会于《申报》刊登乞赈通电，并自12月1日起组织“浙灾征募大会”，以大总统黎元洪为征募大会会长，何护军使为专任团长，朱葆三、宋汉章和英工部局西总董、法国总领事等要员参与领导机构。以一月为限，分设25个总队，以中国各省命名分处筹振。壬戌水灾筹款，上海华洋义赈会通过杭宁两分会，在浙江总共发放123万余元，其中征募善款70万元，中国华洋义赈会拨上海华洋义赈会33万元，1920年灾振余款20万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余论

    慈善事业的两端，即国家与社会开始相互分离，其中一个必然的前提，就是国家权力的衰落。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是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权势结构在战乱中不断重组整合；地方政府往往以军阀为派系，斗争不断，战火频仍，从而社会民生之所指，自然让渡给不断壮大中的绅商阶层。从传统慈善救济事业看，近代慈善事业无论从赈灾群体、赈灾筹款方式、国家和社会层面所承担的角色等，都显示出一种现代性的趋势。商人阶层的不断兴起，除一般传统伦理、宗教救赎、社会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外，以慈善事业等社会公益事业为媒介，不断深入地方政治，与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共同承担起慈善事业的两端。

    从慈善机构的种类而言，近代以前的慈善救济机构，诸如善堂、同乡组织等，在社会变迁中自身不断利用新兴资源，融入变动中的社会秩序。社会自身的运行模式在不断调整磨合中，显示出现代性的趋势。

    （据《华人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