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5日20时15分，商玉生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商玉生先生曾担任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秘书长、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创始理事长、基金会中心网终身名誉理事长。

    他离世的消息传开后，许多公益界人士都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和怀念之情。

    7月27日晚，曾与商玉生先生并肩耕耘公益事业十年有余、如今已定居美国的原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理事长何道峰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深情追忆当年与商玉生先生共同走过的公益之路。

    在何道峰看来，商玉生先生发起推动的公益组织培训、行业自律倡导，以及在他支持下创立的基金会中心网，都对中国公益行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而在这段可谓坎坷不断的公益奋斗旅程中，商玉生先生从不随波逐流，以沉静的力量树起了一座丰碑，这是他留给人们最宝贵的价值和遗产。

    探寻与求索

    《公益时报》：你是否还记得最初跟商老相识的渊源？他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何道峰：我们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2001年左右，当时商老师发起了一个公益行业自律的倡议，大意是说我们应该怎样坚持行业自律，大概有十几家基金会参与了这次行业自律的倡议。

    那时候大的时代背景是中国要加入WTO，但当时WTO组织和一些欧美发达国家认为，中国还不具备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要素，因为很多领域民营企业不能进入，这样自然无法对国际市场开放，反之，国际市场也不能对我们开放。

    因此，时任总理朱镕基在谈判时，承诺我们要转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也一定要跟国际接轨，由此带动了社会组织由社会创办而非政府创办的发展潮流。所以，当时商老师提出公益行业自律，也是建立在与国际接轨的角度，因为国际上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都是靠行业自律运转和发展的。事实上，行业的自律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当时国内对这件事有足够认识的人并不多。商老师是比较前卫的人，他切中了时代的要害，清楚的看到了行业自律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认为良好的行业自律可以消除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抗拒心理，促进公益行业自身健康发展。我觉得当时商老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到了超前的思维高度，也很赞同他的观点。

    《公益时报》：商老曾经与你们在一起做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都是极具创新精神的事情。如果按照对社会进步和行业价值等综合因素予以排列，你认为哪几件事可以排在前三位？

    何道峰：我觉得首当其冲就是商老师当时搞的公益组织培训，这种启蒙对于行业来讲非常重要，不仅普及了公益组织的工作方法，也首次提出了行业自律，让行业同仁懂得——唯有自我约束才能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净化的良性模式，继而达成行业共识，最终实现行业的提升和进步。这套逻辑和方法从国际视野来讲是常识，但对中国来说确实属于很重要的启蒙。最近我陆续看到了一些悼念商老师的文章，其中有几位人士就参加过商老师组织的培训，他们见证和参与了这段历史。

    第二件事是关于行业自律的社会倡导。这件事当然是商老师发起并牵头，我们几个跟着他一起推动。大约在2008年，我们制定推出了一套完整的非营利组织治理公约，即《公益性NPO自律准则》，条款超过百条，各类民间非营利组织可各取所需。这对公益行业来讲，也是意义非凡。

    第三件事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创建的基金会中心网，该机构的主要牵头人是徐永光，但也都是在商老师以往培育的公益事业老根上生长出来的新芽。所以，历数当年商老师和我们一起做过的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做特别的分别，但上述三件事我认为对中国公益行业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公益时报》：为什么在你看来这三件事的分量这么重？

    何道峰：当你谈到一个行业的自律，其实有多少行业人士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目前行业里很多人并没有这种意识，但如果能形成一套行业自律的标准，不仅可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对我们自身也是一种保护。

    譬如，有100个企业家形成1个协会，有自己的入会标准，由政府公布一套结果标准，我们自己公布一套流程标准，且将其中每一个细节都向社会公开，这时候你的产品才能过关。但同时，这些流程和标准的适用性和优劣与否谁来检验？我们自己说了不算，应让行业里面产生第三方组织去培训专业人士，这些人完全独立，绝不依附于哪一家企业，他们投入这项工作的同时，也意味着要为自己的名誉而战，由此保证这种评价指标的真实性和纯粹性，如此一来，何愁行业不能得到很好的管理和约束？

    而对消费者来说，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经过无数次实践的检验，他们自然可以分辨哪些协会是在真正做事，哪一个协会的标准更好，因此也不会产生过重的负担，否则只是一味让消费者自己去分辨和承担，太难为他们了。所以，我觉得对一个行业来讲，要有相当的人认识到其重要性，才可能形成这个行业的机会，而不是说靠政府去组织行业协会。这就是为什么去做一个行业自律的标准很重要，因为总要有人做示范，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总要有人去做铺路石，让后人在此基础上探索和发展。

    第三就是信息披露，也同样有说道。比如信息披露时可以分为若干层，是法定信息披露，还是强制信息披露，或是自愿信息披露等，但你必须要先做到披露，大家才能说你的自律有依据，才能根据披露的信息来评判一个机构运行的到底如何。

    忧虑与期待

    《公益时报》：据你了解，时隔多年之后，商老对于目前中国公益组织的行业自律打几分，是不是满意？

    何道峰：2018年回北京后，我曾经去看望过商老师，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当时他倒没有谈到说打几分，但他对现在的行业发展现状充满了忧虑，核心关注在于——现在公益行业的生态还在不在？当然，商老师对《慈善法》的出台还是很兴奋的，在他看来，《慈善法》固然尚需完善，但毕竟比之前的条例迈进了一步，很多内容都有所补充，且经过程序正义，颁布了法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由最初的高兴变成了忧虑，因为他觉得《慈善法》在实操层面并不理想。

    交流中，商老师忧心忡忡地对我说：“现在看起来，有些时候，《慈善法》尚不如部委颁发的文件，文件不如通知，通知不如领导的临时讲话。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导致行业人士在实操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感到方向不明且无所适从，那么真正的“行业自律”就很难实现，进而使得当下这种环境和氛围对公益行业来说成了‘最困难的时代’，如果这种情形波及到更多领域，伤害的恐怕不止是一个公益行业啊。”

    不过，商老对于目前公益行业年青一代的成长和追求颇为肯定，在此期间发生的许多创新故事也让他感到欣慰。但整体来讲，他对公益行业所处的大环境非常忧虑，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俩谈的最多的一件事。

    《公益时报》：以你对商老的了解，你觉得他对未来的“公益后浪”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何道峰：商老师是经历了时代大变迁的人，比我经历的更多一些，走过这些沟沟坎坎，面对各种人生变故，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沉静的力量。

    他当然希望，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年轻一代的公益人还是要坚守自己心中的信念，不要因为某种外在力量的磕绊和影响，就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其实很多理想都是在时间的坚守中才有价值。每个人都会在当下遇到各种困难，每个人都不可能凡事顺遂如愿，你不可能让世界按自己想要的模样发展，但你还是要坚守初心，因为只有你对一件事坚守了足够长的时间，你才会知道它的意义所在。这样的话，在你生命走到最后的时候，你才能够看的起自己，才会觉得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因为你终究是按照自己的理想、沿着一个逻辑往前走，走完一生，而不是根据别人的需求进行某种不甘又被动的调整。

    缅怀与坚守

    《公益时报》：今天我们怀念商老，除了对他所做的行业贡献表示感谢和致敬，更多的是否也是在缅怀一种精神？

    何道峰：应该是这样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商老师在他那个时代的人群中确实很精彩，他是一个具有超前想象的人，他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以及时代下的语境和氛围，积极地思考和行动，做出许多超越那个时代的事。他从不是以那时候的社会认为正确的事情为正确，他身体力行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他心中始终有一种普世理念的光芒在闪耀。我们觉得，这种精神对今天是一样适用的。

    商老经历过时代变迁下各种各样的跌宕，也曾与纷繁复杂和踯躅迷惘相遇，但他从不随波逐流，却以沉静的力量在我们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告诉我们，人可以这样活着。当然，你也可以随波逐流的活着，可能还会因此带来很多荣耀。当波浪跃起的时候，你作为浪尖的浪花去当吹鼓手;当波浪跌下去的时候，你也跟着一起跌下去。但是，你也可以做一个沉静的波浪，不必这样跟着去喧嚣。尽管世事沧桑，但若能坚守那些正确而又有着高远理想的事，坚守那些当下不被人们所理解和认可，甚至会受到某种打压的事，但最后会在历史的实践中证明它是正确的，这种坚守弥足珍贵。所以，商老师就没有做那个在浪尖上跟着喧嚣的浪花，但他却又在别人认为不应该喧嚣的地方喧嚣了——为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他从未放弃呐喊和奋斗，这就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价值和思想遗产。

    另一方面，在对他的纪念中，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在这个时代面临着的很多困境，体现了很多让我们感到困扰和内心沉重的问题，同时也会让我们深感自身渺小，被巨大的无力感压迫。这两点可能是当下大家对商老师的纪念当中体现出的一种时代交锋。

    于我而言，商老的这种精神是一种鼓舞。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无法选择自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氛围，但我们可以坚守和抗争，我们可以在时间的定义中等待着我们坚守的成果，而不必要加入当下的喧嚣。我们可以做沉静的波浪，而不做在浪尖上跟着喧嚣的浪花，这是可以做选择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坚守，不管面对什么，我们依然可以宁静，依然可以平安，我们要从纪念商老的过程中去吸取这种沉静的力量源泉。

    ■ 本报记者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