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尚未结束，洪灾又紧随而来，对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来说，这样的现实状况，不仅意味着机构筹款压力空前，且组织治理和未来发展也面临着各种未知挑战。面对2020开年至今接踵而至的多种压力，公益组织如何才能在充斥着许多未知与不确定的环境与生态下，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现实路径？在此基础上，又该做出哪些及时的调整和创变？

    “自2019年起，我们就已经注意到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并积极推动各地政府对本地SOS儿童村的支持力度。随着2020年疫情这一特殊事件的发生，我们也在不断调整对未来捐赠市场的评估。从目前来看，前两个季度网络捐赠收入约400万元，与去年同期比略有增长，但企业捐赠收入仅有10万余元，下降水平明显。经过我们内部评估，2020年预期全年社会捐赠收入将会下降30%左右，仅有700余万元。”中国SOS儿童村协会秘书长朱飞告诉《公益时报》。

    据朱飞介绍，中国SOS儿童村协会成立于1984年，是国际SOS儿童村组织（以下简称KDI）的国家会员，目前在全国建设有10座中国SOS儿童村，累计抚养超过3300名孤困儿童，截至2019年底，共开设了138个家庭、9所青年公寓，抚养儿童约1100人。从全球来看，KDI遍布超过1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2万儿童受益。

    协会目前团队成员共14人（含兼职和实习），2019年度社会筹款总额（含物资）约1100万元，项目主要收入来源依次为政府投入、社会捐赠以及国际援助。

    朱飞的说法意味着，他所在的机构捐赠收入并非一味锐减，而是有增有减：网络捐赠收入略有增加，企业捐赠锐减。事实上，企业捐赠锐减，连带影响公益组织募捐收入滑坡已经成为当下绝大多数公益组织面临的共同挑战。

    作为年度捐赠收入过千万的中型公益组织负责人，朱飞的现实压力似乎不是最突出的，一同接受采访的还有宁夏吉庆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吉庆基金会”）秘书长田兴福，作为规模较小的西部初创型非公募基金会，吉庆基金会现下面临的困难着实不小。

    “我们基金会原有项目依赖网络筹款较多，但由于网络平台自身规则变化，对我们筹款并不利，同时因疫情影响，其他项目筹款较为困难。另外，旧有的捐赠人有流失现象，部分确实是由于自身收入因疫情影响等而取消了捐赠。”田兴福说。

    田兴福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吉庆基金会致力于推动宁夏乡村儿童素养提升，现有全职工作人员5人、兼职工作人员3人，年度筹款额不足100万元。在疫情期间，也有员工离职，但属于创业团队常见的人员流动。目前略感安慰的是，他们又陆续找到了新的捐赠人，与此同时带来的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捐赠人的核心问题。

    同样受到疫情影响，已经创立11年的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目前生存状况如何呢？

    “新肺炎疫情暴发，我们基金会第一时间参与救援，1月23日深夜武汉宣布‘戒严’之后，24日我们立即釆购10万只口罩驰援武汉。旗下‘大爱清尘’专项基金全力抗疫，累计向湖北15个地市、182家医院捐赠呼吸机3039台，是捐赠呼吸机最多的社会组织。2月、3月间，我们基金会还火线成立了‘京师公益基金’、‘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公益基金’和‘华科大北京校友会公益基金’，紧急投入抗疫。我们还与盛忛公益基金会、真容公益基金会、湖南省青基会等机构合作抗疫，累计筹款超过4000万元。2020上半年，基金会累计筹集善款超过1.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4%。”

    上述是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胡广华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给出的答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成立于2009年，现有30名员工，2019年筹款总额为2.5亿元。自2013年从商业转入公益行业至今，胡广华一直主张要用商业和市场的思维与方法做公益，服务捐赠人和受助人，让公益更专业更有效。

    相比之前两家公益组织捐赠收入都有不同程度下滑的现象，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募款额度缘何不降反升？

    “主要原因我觉得有三点，一是过去十年中华救助的公信力、专业能力、高效率和优质服务的积累；二是团队实力增强。今年乔颖与其爱心衣橱团队整体融入基金会，团队成员的工作热情和专业精神完美互补，大大增添了团队整体实力；第三，新肺炎疫情暴发后，新旧专项基金、合作企业、公众筹款累计超过4000万元，再加上民政部社会救助司的指导，可谓是强强联合的成果。”胡广华说。

    采访中，胡广华表示，疫情发生后，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调整工作模式，积极应对现实状况并找到解决办法，是基金会在特殊时期保持健康有序、很快进入良性工作状态的基石。“迅速适应线上办公。核心成员自觉24小时在线，班子成员坚持每周例会，员工在家办公，坚持周报制度，坚持KPI考核，元宵节、复工日，全员线上大会，秘书长动员讲话，真挚诚恳，员工人人发言，斗志昂扬。中华救助基金会的员工没有被疫情吓倒，而是越战越勇，越战越强。”这样的团队表现令胡广华颇为自豪。

    尽管目前机构发展面临诸多现实压力，但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三位公益组织负责人均从不同层面表达了审慎乐观的态度。

    朱飞表示，对于未来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他仍然保有乐观态度。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中产群体占比正在逐步扩大，消费能力日渐增强（比如，疫情期间特斯拉中国的销售反而上涨），对于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和主动性也越来越高，特别是，现在许多90后和00后对公益慈善活动非常感兴趣，也有意识去主动参与，这说明未来公益慈善领域是有发展基础的。

    与此同时，朱飞也有着自己的担心，他说：“疫情的发生可以说是历史性的‘黑天鹅事件’，对于许多行业都有着巨大的冲击。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目前公益行业内许多机构缺乏核心竞争力，在此特殊时点下，可能击败你的并非外因，而恰恰是内因，外因不过是诱因而已。”

    朱飞认为，过去这十多年整个公益行业发展迅速，因事而设的机构也愈加繁多，机构设立后又不注重发展自身竞争力，内部治理机制很薄弱，自然就会危如累卵。

    “相信这会是行业内一次非常艰难的‘自我洗礼’，只有经历了这场风雨，我们才会走得更远。”朱飞说。

    对于《公益时报》记者提出“在疫情影响下，对机构未来发展是否乐观”这一问题，田兴福给出了“较为乐观”的答案。理由是“本机构尚处于探索成长期，且规模较小，应对突发情况具有一定灵活性。同时，无论是社会整体还是地方社会发展来看，社会对公益行业的需求越来越大，公益行业可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创业的风口。”

    关于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路径，田兴福的想法也很明确：加大与资助型基金会合作，包括99公益日主动与有配捐的公募基金会合作，同时加强与项目专业性强的公益组织合作，进一步提升组织专业性。做好自我管理，努力提升项目有效性、做好成本控制，努力活下去。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战略是稳中求进，在加强与腾讯、阿里、水滴等平台合作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的合作，抢占先机，加大筹款力度，争取弯道超车，在整体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胡广华表示。

    胡广华说，尽管压力重重，但他们决定不裁员、不减薪，保持团队稳定；继续加强与原有捐赠企业的深度合作，力求以公开透明诚信、专业效率服务来吸引更多的捐赠人；尽最大可能，帮助和支持草根公益组织，让他们“活下来”；目前基金会已经启动“救助者联盟计划”，联合爱心企业、爱心人士、NGO、NPO，整合资源，加强合作，努力自助、互助和助人。

    在胡广华看来，不确定性对每一家公益组织都是一致的，机会永远都会留给有准备、有人才、有能力、有资源的机构。他强调，困难只是暂时的，未来是美好的。谁有能力抵御寒冬，谁就有机会享受春天。

    ■ 本报记者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