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姚丽

    西安市孤儿教养院是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所专为收养孤贫儿童所设立的儿童慈善公益机构。在艰苦的岁月中，西安市孤儿教养院虽然经历了西安围城之困、陕西三年大灾荒、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等诸多不幸，但开启了西北地区大规模兴办“教养兼施”慈善教育机构的先河，为民国时期的慈善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西安市孤儿教养院推行“三合一”的教育体制，将“养”“教”“工”三者有机结合，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合而为一，对孤儿进行德、智、体、娱、技等多方面的培养，注重对孤儿的全面教育，尤其是慈善教育与爱国教育。

    这是对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继承与突破：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所发扬的“仁爱”思想，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对受助者只救济而不重视其自身谋生能力的培养以及人格的健全与完善，只重视“输血”不重视“造血”的局限。

    西安市孤儿教养院教养兼施的慈善教育实践丰富了近代慈善教育思想的内涵，对当代慈善组织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家庭教养

    孤儿院收养的孤儿来自全国各地，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河北三省。西安市孤儿教养院在救助对象上突破了“重男轻女”的时代局限，男童、女童均救助。孤儿的背景极其复杂，有因灾害或亲属死亡无法生活的，也有无人认领的，更有各战区逃来的儿童，因此管理比较困难。即使如此，孤儿院的死亡率只有1%，这在民国时期连年灾荒、瘟疫流行的陕西实属不易。

    西安市孤儿教养院创始人张子宜认为儿童的天性具有不确定性，后天的教养和环境非常重要，因此在寝室卫生管理、孤儿个人生活管理、孤儿生活照料以及医药卫生管理等方面注重个人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的养成，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

    如对于7-16岁孤儿规定了固定的起床和睡眠时间，要求自行整理被褥、洗脸、刷牙、扫地、擦桌等，每寝室设寝室长1人，每日早晚寝室管理员前往各寝室检查。孤儿的床铺为马槽式，每槽只限1人，每人一被一褥一单。

    3-6岁孤儿的日常生活有保育人员看护，这个年龄段的孤儿每日除睡眠外，根据他们的习性施以教育，主要是看图识字、打闹嬉笑。

    张子宜非常重视孤儿的个人卫生，在孤儿院设有卫生股以专门负责孤儿的个人卫生或集体卫生。寝室卫生方面，要求洗脸毛巾每周消毒一次，定期拆洗被褥，固定时间进行室内通风；教室卫生方面，要求每日清扫一次并每三日清洗门窗桌凳；工厂卫生方面，采用工读互助的制度，工厂每日清扫一次，注意空气通风，工作时间以不妨碍孤儿的健康为标准；厕所卫生方面，每日清扫一次并随时消毒，在厕所附近植树以净化空气；孤儿沐浴与衣物卫生方面，规定每周洗澡一次并更换衣物；患病孤儿卫生方面，孤儿院特聘有医师并设有诊治室、养病室等，遇有特殊病症及病势严重者请广仁医院代为诊治；预防疫病方面，每春季种牛痘一次以防天花。此外每周举行卫生大扫除一次，将全院各处所有垃圾进行扫除清净，并有卫生演讲会，提倡孤儿注意个人卫生。

    孤儿院家庭教养的另一体现：孤儿在入院前如果有自己的姓名，入院后仍然沿用自身的姓名；如果只有姓，那还是沿用孤儿本身的姓氏，名字中用“子”字；如果孤儿入院既没有姓也没有名，那就随张子宜姓“张”，并取名中带“子”字。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给予孤儿家庭的温馨，使孤儿更容易融入到孤儿院的生活中，将孤儿院作为一个大家庭使其相互帮助、相互照料。

    学校教育

    本着“收养孤苦儿童，施以教育，使成人后有自立能力”的宗旨，西安市孤儿教养院通过办学校、开工厂等方式使孤儿们幼有所养、少有所学、中有所仕。所有孤儿都养到男婚女嫁、能独立生活。

    孤儿入院后养到七岁就接受教育，并且因材施教，天赋聪颖的供其上中学、师范以至大学，天赋稍差的教给手艺以便日后有个谋生的职业，笨拙的孤儿则务农。

    孤儿院的硬件教学条件为其学校教育提供了相应的保障：设有教室9间，所有的桌凳、黑板、标本、图画均以满足孤儿教学的基本需要。遵照部章学制，按照孤儿入院的先后顺序及年龄大小编级授课，编为幼稚、初小、高小三部，所授科目均采用新时代教科书以便于适应社会需要。

    孤儿院内设教务主任，主要处理教育等相关事项，如孤儿的编级、课程的分配、教本的选择等。孤儿入院编级分班后各自授课，幼稚生主要采用辅导方式以培养共同生活的能力，如有规律的起床、洗脸、刷牙等，以及卡片识字、游戏、小歌剧、故事等课程；初小也采用辅导方式，主要教授自然、社会等课程；高小主要采用自学辅导的方式，除普通课程外，加授商业等课目。

    孤儿院的学校教育主要包括智育、体育、训育以及课外活动等。智育训练主要根据新课程标准，教授普通常识，并选商业科以教授经济方面的训练。此外还进行社会实践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儿童养成自谋生活的能力。

    同时，张子宜非常重视健康教育，他认为健康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只有具有健康的体魄，生活才能幸福。孤儿院内建有体育场和运动场以作为儿童活动的主要场地。

    张子宜非常重视儿童品行的养成。无论是在执教过程中还是在课外训练时，都高度重视教员对儿童品行的培养。孤儿院每周都会提出一个儿童所需的中心题目以督促实践，并于每日早会施以全体训话。

    孤儿院还设有图书馆、阅报室及壁报社等，每日课余各级管理员分别指导儿童阅报、读书、编刊物以及栽花、灌林、洒扫等。除幼稚生外，其他儿童由管理者引导并分类做工2小时。孤儿院还设有乒乓球、军棋、象棋等比赛活动。此外，孤儿院还组织有雅乐队、新旧剧团、军乐队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孤儿院还非常注重孤儿的慈善教育与爱国教育，大灾荒时，男女孤儿的助兴表演极大地增强了灾民抵抗灾荒的信心。此外，无论是本院还是社会各界举行各种典礼以及集会纪念，孤儿院都会助兴表演。孤儿院本身就是慈善机构，也对孤儿进行慈善教育。

    社会教育

    孤儿院的慈善教育以工读并进为原则，除幼稚生外，全体孤儿须在接受学校教育之余学习工艺，以便出院后有谋生的技艺。

    1934年前后是孤儿院开设技艺学习的全盛时期，当时已开设栽绒工、皮鞋工、织布工、缝纫工、布鞋工、卫生材料工、花边工、刺绣工、织蔑工、编衣工及细带工等。抗战爆发后孤儿院相继停办了制革等9种工艺，只保留了缝纫、栽绒、布鞋、织布，并添设木工科，这5种科目是抗战期间孤儿院的主要工艺科目。

    孤儿院教授孤儿各种工艺不仅为其日后谋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工艺产品出售后可补贴孤儿院经费。孤儿院生产的各类产品不仅满足了自身需求，而且栽绒、地毯、细带等产品远销欧美，这都是慈善教育中社会教育实践的真实写照。

    孤儿院不仅发展工业，而且还发展农业。孤儿院在旧址（现西安市民乐园）划分为蔬菜、棉业、农林等区域，分派年龄较大且体格强壮的孤儿实行耕作，并派有职员负责指导。为了充分灌溉以保证收成，孤儿院设置了2架水车随时浇灌。每年所收的棉花、麦子及蔬菜可以补充部分孤儿院所需。因1935年龙海铁路修至西安，孤儿院的农业用地改建市房，菜地也改建为住宅，因而农业停办。1940年太乙宫新址建立，孤儿院因经费紧张而无力修建新的游泳场、体育场等，因而利用院内的空地种植各类蔬菜。此外，孤儿院还种植有柿子、梨、栗等果树，据统计全院树木在2500株以上。这些果蔬每年除供应孤儿院的日常开销外，还运送至周边地区销售。

    孤儿院因种植农业、蔬菜及各种树木，因而少不了牲畜及灌溉农具，如铁木轮水车数辆、骡数头，这些主要用于汲水灌田以及磨麦。此外，孤儿院还饲养猪、鸡、羊等家禽，翠华山泉水引入院内并建设水池用于浇菜灌溉，鹅鸭成群。每日残汤剩饭用来喂养猪，主要用于孤儿院庆祝盛大节日宰杀，改善孤儿的生活。孤儿院饲养的白山羊由孤儿轮流放牧，羊奶用于生病的孤儿强健身体，肥大的则出售。

    璀璨成就

    孤儿院融家庭教养、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为一体，取得了璀璨的成就。截止到1947年（孤儿院成立25周之际），孤儿院附小共开办24个班级毕业，留院的孤儿306名。出院的孤儿包括升学和就业两类，出院升入初高级中学及各大学专科的学生共462名，升学的范围不仅限于高级中学、师范学校以及神学院，还有升入音乐专科、水利专科、大学、军校、初级中学、商业学校以及护士学校等诸多学校。

    同时，就业的孤儿已经达到3633名，大多数孤儿从事农业生产，其次是从事工业生产与商业活动。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部分孤儿参军。极少天分高的孤儿从事医药、政界、邮政、电政及铁道等高技能行业。

    综上所述，西安市孤儿教养院兼有同时代两类慈善机构的教育内容，将“养”“教”“工”三者有机结合，对孤儿进行德、智、体、娱、技等多方面的教育，注重对孤儿的全面教育，也注重孤儿的慈善教育与爱国教育。这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慈善理念的转变，也体现了慈善机构及其职能的演变，并且开拓了中国传统慈善活动的新领域，带有近代意义上的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舆情协同创新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