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

    李小云/文

    病毒传播

    也搞“城乡差别”？

    2003年，“非典”并未在农村流行，乡村成为抵御非典入侵的“净土”。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全国的农村普遍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封村封路”举措。到目前为止，新冠肺炎并未在乡村形成疫情。

    病毒的传播离不开感染源，离不开传播的途径，也离不开人群。城市人口多、居住密集，尤其是城市的工作、娱乐和商业空间经常人满为患。这些特点几乎完全符合任何病毒迅速传播的条件。

    相比之下，乡村人口少、居住分散，而且是分户居住，生活生产自足性强，这些空间特点和经济社会特点都不利于病毒的传播。

    乡村果真是抵御传染病的“净土”吗？答案显然不是那样的简单。无论是“非典”，还是此次疫情，其在城乡间流行的差异都需要系统的、基于数据的研究。此次，湖北乡村疫情的严重程度远远不及省内城市的原因则可能更为复杂。

    首先，就武汉而言，病毒会不会在乡村传播的第一个关键是有多少乡村人口在武汉工作生活；其次，有多少这样的群体感染了病毒并在武汉“封城”之前回到乡村；第三，武汉“封城”之后，乡村地区人口的数量是怎样变化的。

    疫情未在农村

    大规模传播

    此次疫情总体上在乡村没有形成大规模。首先的因素应该是在疫情发生地计划返乡的农民感染的数量有限；其次，感染者在没有返乡之前就已经无法返乡，也就是说传播地的“封城”措施发挥了作用。

    现在乡村中“老弱残”较多，一旦在乡村传播，这些群体很容易被传染。而乡村“封村封路”的作用是防止外部输入和本地输出，没有外部输入的主要原因是在输入地对输出的控制有效，而非乡村的“封村封路”。

    另一个疫情与城乡问题相关的假设是，如果有感染者回到乡村，而乡村没有任何防护机制，即使乡村人口居住分散，但是基于乡民假日的社交习惯，病毒也会很快在全村传播。即便乡村居住的人口有限，但是按照人口传播比例计算，感染率不会低于城市。因为居住的分散性只有在人员不流动的条件下，其隔离的优势才会显现。由此可见，基于此次疫情没有在乡村蔓延的现象，而将乡村看作是疫情不入的“净土”未免过于天真。

    当然，现在乡村人口少，即使发生疫情，也的确不会导致大的流行，而且由于人少，也容易防控。但这是乡村人口过疏化给疾病传播带来的某种劣势，并非乡村固有的抵抗力，一旦人口的景观发生变化，这一情况将会随即发生变化。

    疫情过后

    乡村该如何振兴？

    此次新冠病毒的流行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随着疫情的缓解，人们开始反思过往的生活和发展的范式。远离繁忙嘈杂而不安全的城市、居住在风景优美的乡村估计是一部分人的梦想。

    我曾在日本考察，那里的乡村环境非常优美，甚至乡村从业人员的收入会高于城市的就业人员，但年轻人还是普遍去往城市。日本是由乡村过渡转型为城市的国家，东京这个巨大的城市无疑会有很多城市病，但东京各种生活条件都十分发达，日本的疫情并未因为东京巨大的人口而迅速蔓延。

    人类历史上暴发的大传染病并无证据证明与城市化有直接的关系。相反，城市提高了医疗服务的效率。人口的集中虽然有利于疾病的传播，但是人口的集中也为对于在应急条件下的大规模集中控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我认为，乡村不可能回到过去的乡村，流动出来的人口也不可能都回到乡村，没有现代化的城市，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乡村。现代化的先行者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城市化和乡村现代化的经验。现阶段城市和乡村的问题是治理的不足，不能用这些问题否定城市化和乡村现代化的道路。

    在快速的城市化下，乡村人口的过疏化导致了乡村的衰落，这无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良性的城市化，乡村的衰落是无法扭转的。

    中国当前不是城市化过度，而仍然是城市化不足。乡村的振兴不会在逆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新乡村主义思潮恰恰是发生在中国城市化突飞猛进的阶段，这一思潮及时提醒我们重视乡村的价值，推动乡村的振兴。但是，任何将乡村的价值绝对化、浪漫化的判断，都可能把中国现代化道路导向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