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千年的发展历程，闽商已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与当地居民共同组建了新的生活空间。然而，无论闽商走向何方，他们作为闽地人的浓厚故园情结却从未流失，因为他们“经商打拼的共同动机是对家乡的挚爱，故乡是闽商四海闯荡的起点”。随处可寻闽商为家乡所作的无偿捐助。从古到今，这种深厚的桑梓情怀直接促进了福建慈善事业的兴盛发展。

    闽商慈善事业的渊源

    早期闽商往往是迫于生活所困而被动以经商为业的，由于封建社会重农轻商的历史因素，他们并不能拥有一个自由的经商环境。史书所记载的古闽商其实并不风光，反而常将之与“盗”、“寇”相提并论。闽商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形成了具有一定凝聚力的帮会，并推举有能力的人为领袖以扶持帮中事务。帮会上下以及会员之间的互助、讲义气便成为闽商与生俱来的特征，闽商慈善行为的发端与这种族亲或乡民情谊息息相关。

    闽商的偶发性慈善行为是与闽商的成长始终相伴随的，而史书中明确记载的成规模的闽商慈善事业则发生于明朝末年。明崇祯元年（1628年），福建发生旱灾，处处饥荒，生灵涂炭，地方官员束手无策，海商首领郑芝龙大胆献策并毅然捐资，“招饥民数万，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茇舍、开垦荒田为生。”

    饥民免遭灾难，还促进了台湾岛的开发。郑芝龙本是当地海盗，后来受招安，得以合法掌控东西洋贸易制度的运作，一时成为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福建频现移民热潮，不管是从外地迁进，还是从本地迁出，皆呈现群体式或家族式移民特征，在客观上推动了互助会或慈善会的产生。清代以后，闽商慈善行为蔚然成风，争先成立善堂、善会，如义仓、义塾之类的民间慈善组织，大多由闽商捐资设立，并由其管理和运作。即使是官办性质的育婴堂、普济堂，尽管名义上是官绅出资设立，但“商捐”则是其日常经费的重要来源，商人的势力往往决定当地慈善组织的规模大小。《安海志》记载曰：“合镇贫乏家，孤寡有月资，病有医药，死亡有棺槽，行李困乏者助，济急扶危，遂以开一郡未有之善举。”

    类似的慷慨人士多有记载，但有的并非纯粹的商人，仅仅是从事了某些买卖活动而已。无论是否纯商人身份，参与这类善事的总是不乏其人。试举若干例子：“林清，字自源，怀安人。性乐善，自岁除必袖金数十囊，潜行里巷间，有贫而愁叹怨泣者，即掷金门内，不使其知也。”

    “施纶，字克端，闽县人。性慷慨乐义。少善贾，类赀巨万，辄施亲故之贫者。”

    从思想渊源而言，闽商行慈善的原初动机来源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与宗法思想。福建自古多移民，很早就将中原文化引入，始终传承着儒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提倡“仁爱”思想，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的“仁爱”并不等同于墨家所提倡的“兼爱”，“仁”是发自本心的，是从爱身边最亲的人开始，最终达到爱天下人的境界，这就与儒家的宗法观念紧密联系了。在传统社会，宗族内部的互助友爱已经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所以慈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即来源于这种宗族亲情。就福建而言，不同宗族各自聚居而成村落的现象十分普遍，同一宗族内的家族不仅互相团结以抵抗外族，而且形成了富而济贫的自觉意识。考察史料可以发现，古代各类民间救济，往往首先出现于宗族内部，上文所举例子便是很好的证明。闽商自小已受这种族亲氛围的深刻影响，因而无论是经商还是行善，皆体现出浓厚的宗族意味。早期闽商的慈善事业体现出小集体主义的帮衬扶持意义，其主要出发点是为了商帮内部发展的需要，其慈善行为也呈现出偶发性、狭隘性的特征。从郑芝龙的例子又可以看出，闽商从一开始便具有与官方政府相依赖的特性。

    古代商人地位低下，其善举往往无法载入史册，早期闽商的命运尤其如此。尽管闽商自诞生起便具有好善乐施、扶持宗亲的个性，但这种慈善行为往往局限于小群体范围内的资助，并不能在社会上引起广泛效应。同时，闽商与封建官府之间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阻碍了闽商的内地发展，而促成了闽商在海外市场的巨大成就，也导致其慈善事业的侨资化转型。

    闽商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

    传统闽商大多靠海洋发家，但因受到海禁等政策的制约，要壮大自身势力实非易事，因而其慈善事业也是艰难前行的。翻看史书，能行慈善的主要是一些大商，尤其是一些海外经商的华侨。早在18、19世纪，闽人便热衷于东南亚的市场开发。但由于殖民政府的统治，东南亚移民的教育、医疗卫生环境十分恶劣。闽商本着自身群体利益的基本需求，开始了兴办学校和医院的慈善事业。随着势力的增强，他们甚至得以参与市政建设，不仅使华人受益，也惠及其他族人和整个东南亚社会。侨居在外的闽商，无论创业多么艰难，其慈善活动却能一直延续到今天。从19世纪末到上个世纪中叶，无论是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民族崛起之际，海外闽商始终不忘捐资扶持家乡，开创了中国华侨回馈桑梓、献身公益的先河。以陈嘉庚、胡文虎等为代表的近代著名闽籍侨商，即是其中之典范。

    陈嘉庚于1874年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的一个华侨世家，当时的集美居民因不堪忍受封建官僚以及外国列强的剥削，纷纷到南洋寻找新的出路，陈家祖辈亦是如此。

    1890年，陈嘉庚到新加坡与父亲会合，开始了经商的生涯。1894年，回乡娶亲的陈嘉庚出资二千元建立惕斋学塾，捐资兴学的人生理想由此展开。除了助学之外，陈嘉庚亦在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积极参与，不仅自己慷慨捐资，而且组织华侨捐资，在福州光复等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陈嘉庚而言，为祖国做点贡献是理所当然的责任，他将一生的心血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宣称其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

    当他1958年患病住院时，首先考虑的依然是教育，在病中口授遗嘱，将他当时的余款、利息及今后捐款的各项收入，都充作集美学校的教育基金，而诸子孙未取一分钱。支撑这种无私行为的是陈嘉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士大夫情结。

    有着“万金油大王”和“报业大王”之称的侨商胡文虎，是闽商中又一位富有慈善热情的传奇人物。作为商人，胡文虎以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东南亚的商业奇迹；而作为华侨，他认为爱国是一个人的天职，在抗日战争中领导海外华子共救国难，做出巨大贡献。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东南亚一带产生了各个行业的闽商富豪，除了陈嘉庚、胡文虎之外，如“木材大王”李清泉，“汽车大王”谢建隆，“糖业大王”黄仲涵，“丁香大王”和“金融大王”林绍良等等。他们在海外创业的同时，时刻不忘家乡、亲人，始终将家乡事业当作自身的责任，为家乡的经济发展以及教育和社会福利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嘉庚与胡文虎的近代闽商慈善行为与古代闽商的慈善行为一样，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仁爱精神，但在特殊年代，他们都表现出了为祖国命运而抗争的爱国情怀，因而十分看重教育事业。正如陈嘉庚所言：“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已。”

    陈嘉庚一生颇为热爱国学，在性情上也更贴近传统士大夫的儒者风雅；而胡文虎因自小生长于南洋，在性格及行为处事上带有更强烈的现代色彩。胡文虎式的慈善不仅是一种仁爱的表征，也是一种融义利于一体的现代商业理念，开启了现代闽商的慈善先锋。

    闽商慈善事业的现代转型

    在外在环境的制约下，近代闽商大多是迫于生计的被动式崛起，其慈善事业也往往随着自身企业的沉浮而起伏不定，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与不可持续性。现代闽商则完全摆脱了上个世纪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无论是自身发展，还是为社会行慈善，相对地体现了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随着国内改革开放政策的兴起，无数海外闽商以更大热情投入到家乡乃至整个大陆的投资潮流中，而福建本土也迅速涌现出一批批闽商，他们共同谱写着闽商慈善事业的现代新篇章。

    与传统闽商一样，现代闽商亦满怀投资家乡、捐助家乡的浓郁桑梓情结。他们的爱心渗透到各个方面中，除了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各种传统公益事业外，还兴起了地方民间慈善组织、各类慈善基金会等等，使慈善事业进入系统化、长期化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例如，“福建首富县”晋江，早在2002年12月18日便成立晋江市慈善总会，成为全国首家县级民间慈善机构。海内外的晋江人纷纷加入，不到一年，慈善总会已获得慈善基金近两亿元人民币。晋江的民营企业家是其慈善机构的主力军，甚至亲自担任领导职务，以更好地引发公益作用与集资效应。

    无论是成立大的慈善基金会，还是组建小型慈善组织，现代闽商都散发着传统人性的优良美德。但作为现代闽商，他们的更大贡献在于为中国慈善事业开启了引领潮流的新气象。

    中国的慈善事业已经进入一个高度成熟的时期，然而，其未来的发展道路依然漫无边际，捐股这种慈善新模式的探索更显得意义非凡。闽商能够在各个时代潮流中引领风气之先，这既是传统闽商优秀品性的不断延续，又是闽商开拓进取、义利兼容思想的现代诠释。

    ■ 林春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