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6版）

    在乌辛堃看来，艾滋病防控除了发现更多感染者，很重要的一点即是对感染者的干预及关怀，以减少艾滋病病毒继续传播，而过去国际基金会按检测量给付的方式下，很多民间组织忽略了此类服务的供给。

    一些运营相对成熟的防艾组织早已开始有意识地降低对国际基金会依赖，如重庆蓝宇工作组等。2011年以前，国际项目一度是蓝宇工作组100%的经费来源，2012年，他们将这一比例下降到70%，另外30%的社会筹资用以支持感染者关怀等其他工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认为，国际基金会的撤出，恰可视为民间防艾组织探索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契机。相较于过去小组对国际援助的过于依赖，现在则是民间组织必须思考如何提升自身能力的时候，“无论是政府购买服务，还是面向社会筹资，民间组织首先要达到一定的能力水准，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等、靠、要了。”

    政府新定位

    随着民间防艾组织开始探索自身转变，政府部门如何支持民间组织开展防艾工作，也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就官方表态而言，对近些年来民间防艾组织发挥的作用显然持肯定态度。

    “在防艾工作中，民间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吴尊友说，中央财政业已加大对民间组织防艾的支持力度，确定全球基金撤出后的空缺将由中央财政填补，盖茨基金支持的中盖艾滋病项目经费也可基本覆盖。

    这与当前鼓励倡导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潮流正相吻合。此前，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接受记者专访时已表示，中央财政2012年拟出资2亿元，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包括支持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委托的社会服务等。

    在防艾领域，“政府购买服务”已成为一个时髦词汇。多位民间组织成员告诉记者，在目前大环境下，最受关注的就是政府的购买服务，以及服务所涵盖的范畴。“即便财政资金可以填补国际基金会撤出后的空缺，这笔钱怎么花，买什么，我们还不知道。”花样年华重庆同心工作组技术指导刘大轶说，“之前的项目经费偏重的都是医疗领域的检测，如果我们想增加对感染者的干预关怀，这部分政府是否买单？”

    这不只是防艾领域遇到的问题。据了解，民政部正在草拟一份有关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方案，已与财政部、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几次会商，但其中多个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比如哪些服务属于政府购买的范畴，财政预算中没有但社会公众需要的、具有公共性质的服务，政府是否购买，现在还在商榷中。”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韩俊魁告诉记者，卫生部也在对政府购买民间防艾组织服务的管理办法进行商讨，“应该有一个清晰的目录，划分出哪些属于政府购买的范畴；还要制定更为科学细化的考核指标，包括淘汰和退出机制等。这些现在都还在讨论阶段。”

    社会认同路遥遥

    寻求政府支持之外，民间防艾组织还在探索其他道路。

    老牌防艾组织“中国爱之关怀”的创始人托马斯正在另辟蹊径。这个成立于2002年的组织，在云南、广西、广东等几个省份均有分点，专职人员达到100人，自成立以来获得多个国际基金会支持。目前其经费来源中，约50%来自全球基金及中盖艾滋病项目。

    自2011年起，托马斯即开始探索提供艾滋病的治疗服务，这远超过国内大多民间组织止步于检测的阶段。在武汉，他与当地疾控部门达成协议，通过在武汉市皮肤病防治研究所开设试点，以每月收费200元的标准，提供政策范围内非首选的二线药物替诺福韦，并在疾控部门一年一次艾滋病病毒载量检测的基础上增加一次检测。这一度引起争议。北京爱之方舟感染者信息支持组织负责人孟林公开致信卫生部等相关部门，质疑这一做法是不合理收费。孟林认为，替诺福韦属于国家免费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收费涉嫌倒卖。

    托马斯的解释是，替诺福韦只是在四川凉山等部分地区作为一线药物免费提供，对于大多数地区感染者而言，需经检测证明已对一线药物产生耐药，方可免费申请。但事实上，等待药物的时间又往往过久，造成不便。而病毒载量检测方面，国家仅免费每年提供一次，相较于国外每年三次的频率，也不利于感染者治疗。这又被质疑为资源分配不平等。“有人认为，出得了钱的吃好药，出不了钱的吃次药，不公平。”托马斯说，“但艾滋病易感染人群并非都是弱势群体，MSM人群中就有不少经济状况很好，为什么不能提供差异化服务？且替诺福韦的副作用确实更小，治疗效果更好。”

    这并非个案。民间防艾组织面向个人提供收费服务，一直很艰难。由于民间防艾组织多年来提供的都是免费服务，一些感染者便认为，艾滋病防控是公益活动，理应一切免费。

    不乏专家向民间组织建议，应增加向企业筹资的渠道。但多位民间组织成员对记者表示，这更为不易。艾滋病的易感染人群普遍较为边缘，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等城市的企业多以国企为主，理念也较为保守，很难接受向民间防艾组织捐资或与之合作。

    花样年华重庆同心工作组也在想其他办法。他们正草拟一份未来发展五年规划，包括创办小微企业，如文化传播公司、同志老年公寓等，以此支撑组织运营。“这条路值得鼓励，但可能有点走反了。”中国全球基金观察项目首席执行官贾平评价说，在国外，往往是先培养社会企业，然后让社会企业帮助公益组织，“我们现在是让民间组织自己去做‘企业家’。在没能合法注册的情况下，如何让投资方确信资金的安全？”

    （本文作者为财新《新世纪》记者昝馨，授权转载自财新《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35期）

    声音

    @啦FinNERD：大约每10分钟美国就有一个人感染艾滋。从上世纪80年代起，由民间发起的艾滋徒步开始盛行美国，每年参与者以个人或者团队名义报名参加募捐筹款活动，为当地艾滋病基金会公开募捐筹款，同时以海星式的效应宣传防艾抗艾基本常识，化解歧视。

    @吴尊友-NCAIDS：刚从延安回来，重温了共产党在延安13年，感触颇多，其中最突出的是人才培养。在当年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在延安创建了约30所大学、院校，把人才队伍培养当作一种特殊的战斗任务。目前，我们防艾队伍十分缺乏，一是人员不足，二是本领不高。动员、联合、培训、支持民间组织开展防艾工作十分重要。

    @肖冬-防艾宣传员：吴主任在微博中写道：能力不足，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艾滋病的流行与控制，民间组织是防艾工作了不起的力量，这部分力量还发挥得不够好，是潜力股，可投资，要加大投资。很可惜的是，喊了几年的政府花钱买服务到目前为止仍然不理想，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今后能有所突破。

    @南京-陈诚：现在同性恋运动,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防艾,比起人类的生命,风花雪月的东西,都没那么重要!!而防艾的中心问题有三个:一是好的治疗;二是反歧视;三是性教育!

    @京城新希望：我们的防艾知识，还是很少的人知道！有好多人都感觉HIV离他们很远，等真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了，那接受这个不速之客到自己身体的时候要伴随多少悔恨和眼泪？支持政府和民间共同推动防艾知识的普及，让防艾真正深入人心。（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