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戴高城 文/摄

    2011年12月14日早上6点，安徽省颍上县三十铺主公路旁的田野里已覆盖着一层薄霜。离小镇不远的王家玉儿童福利院门口放着一个包裹，层层的棉袄里包着一个早产女婴，不足30厘米的小身体已全身发紫。老院长王家玉和护工赶紧将女婴送至当地医院，由于当地医院缺乏暖箱一类设备，小女婴在中午时被送到临近的阜阳市医院，但阜阳市的几家医院暖箱都在使用，护工们不得已又叫了辆车将女婴送往省会城市合肥。

    辗转往返，小女婴达到合肥时已是深夜，庆幸的是，这个仅在母亲身体呆了7个月又惨遭遗弃的小生命保住了。

    这也是王家玉儿童福利院这个月以来收到的第四个弃婴，四个弃婴都患有非常严重的疾病，其中有一个还因多种并发症在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

    自去年10月份开始，儿童福利院转为国家公办，或许这个小女婴唯一的幸运就是赶上了这趟车。

    “圈养”

    王家玉是90年代初当地最早进入万元户行列的一批人，早些年他经营着一家木材加工厂，后来主要制作骨灰盒和木质工艺品。

    17年前，王家玉路遇一名流浪儿童并将其带回家，最初的想法“只是想带这个小孩回家饱吃一顿”，王家玉回忆说，“后来看这小孩挺可怜的，当时家里不缺吃不缺住的，就决定把这孩子留在了家中”。已近花甲的老王家中有五女，其中两位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因此老王对弱势人群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初的决定便有着这样的情感，但这一决定却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之后的几年里，王家玉从开始一年收留几个，到一年收养十几个，至1999年时，王家玉已经收养过80个孤儿。这些孤儿大都是流浪儿童，有的是王家玉自己带回来的，有的是别人送过来的。“当初也没想过要收养这么多，但每带回一个或别人送过来时，总不忍拒绝，而且当时捡到的孤儿也没地方送，颍上县没有福利院，派出所有时都会将孤儿送到这里来”。

    王家玉已联系不上最早的那批孤儿，他们在成人后便离开了孤儿院外出务工，只有那堆落满灰尘的档案告诉着人们他们的存在。

    经济上的宽裕让王家玉没有限制流浪儿童进入的标准，从1994年后，人数常年保持在了两位数，王家玉便将其工厂一部分改建成了宿舍，在1999年时，还将一间房子改成了教室。

    孤儿的教育问题是王家玉逐渐认识到的。在他的规划中，这些孤儿最终要走向社会，但因为这些孤儿的身份问题或其他因素无法正常进入学校，因此他聘请了4名教师，为当时在福利院的39名孤儿开设了小学1至4年级的课程。

    为了“便于管理以及防止那些精神不正常的流浪儿乱跑”，王家玉对福利院采取了封闭式管理，孤儿院在当时当地犹如一座孤岛一样存在。

    附近一位村民在接受采访时显得有些紧张，“只是知道邻村有间孤儿院，但从没进去过，也没打过交道”，或许王家玉的行为在当地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份早期《中国的儿童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截至1995年底，全国由地方政府创办的儿童福利院才73所，主要集中在较大城市，而当时整个阜阳市都没有政府创办的儿童福利院。可想而知，收养如此多的孤儿在颍上这样一个贫困县可以造成多大的冲击。

    王家玉也无从解释，由此各种流言也纷至沓来，孤儿院曾一度被传为“贩卖儿童和走私人体器官”之所，这一流言在后来长达10年的时间里才慢慢消失。

    关照

    王家玉福利院的存在始终是游离在政策外的，对于这么一个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其存在对于当地政府来说，不仅尴尬，更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

    2006年，时任阜阳市民政局局长的司学龙曾这样评价“王家玉现象”：“王家玉创办孤残聋盲学校并未经过教育主管部门批准，至今没有取得合法办学资格，仍属于家庭办学，但收养200多名孩子却明显超过了其自身能力范围，与有关法规相冲突，目前，学校的经费维持，主要靠的就是民政部门通过‘政策绿灯’为孤残儿童办理的低保金支撑。虽然王家玉的个人精神非常值得推崇，但‘超能力’的爱心行动到最后往往仍旧依赖于政府收拾‘残局’，可能导致占用政府资源，使本该获得政府救助的群体反而得不到救助”。此评论出来时在网络上引得一片哗然，而当地政府未就王家玉福利院的存在发表过任何看法。

    流言的产生除了对王家玉收养孤儿行为的不理解，对其财力的质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王家玉虽然在当地小有薄名，但要负担这么多小孩的吃穿用度还是需要一大笔资金。

    颍上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徐伟，彼时正任当地殡仪馆馆长，他对当时政府和民政局没有接手孤儿院的原因并不清楚，但他认为政府没有放弃对孤儿院的帮助，“在殡葬行业未改革前，殡仪馆对骨灰盒的销售拥有独家销售权，当时民政局将这一业务全部交给了老王经营，老王因此每年都能获得纯利润5至6万元，而那时人均一个月工资不到300元”。

    “最早那几年，收养的小孩大部分都很健康，即便残疾也是些聋哑儿童，只要能保证他们能吃饱睡好就可以，当时物价也低，所以一年能挣6万元肯定是够用的”，那时已年逾60的王家玉对流言并不在意。

    除了通过这一形式隐晦地支持王家玉的爱心，福利院创办17年间，颍上县五任主管民政的副县长都去福利院视察过工作，这无疑是官方传达出的最好信号。

    2003年9月，福利院正在度过最艰难的阶段时意外迎来了一个好消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殡葬行业进入了快速改革阶段，一些非公有制经济在“非禁即入”的发展指导意见下进入到殡葬行业，殡仪馆出现了“产权拍卖、经营权转让、股份制”等尝试。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王家玉的生意失去了原有优势，加上工艺相对落后，最终被迫退出了殡仪馆。年初时的一场大洪灾让王家玉不得不在199个孤儿和仓库中里的骨灰盒间做出选择。最后王家玉让孤儿们进入到安全房间，而所有木材和骨灰盒则被大水浸泡，这无疑让王家玉雪上加霜。

    王家玉曾试图通过借贷来恢复生产，但一边是要花大精力改良生产工艺，另一边则是要花更大精力来照顾孤儿，同时那还是199张吃饭的嘴，最终借来的钱大部分用在了维持福利院的正常运营上。

    “王家玉创办的孤儿院引起了省民政厅的关注，在多方的努力下，秉着特事特办的原则，为当时199个孤儿提供了每人每月91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现已退休的颍上民政局前副局长赵丽芳回忆。

    一位官方人士认为，“时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的李宏塔对王家玉的关注起了决定作用。他在了解到王家玉儿童福利院的情况后，督促颍上县民政局解决好孤儿院的生存问题，促成了这个特殊福利院拿到了低保”。

    直到今天，福利院的孤儿们依然可以领到每个月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也由最初的91元涨到200多元。

    这一福利在2008年时被扩大到医保领域，当地政府将这199个孤儿纳入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当中，并且对看病费用实现全额报销。“以前看病先看急的，一些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小孩只能养着，现在情况好多了，遇上县里治不了的，可以往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送”。颍上仁济医院是农村合作医疗的定点医院，院长徐勉每年要为福利院医治30名以上的儿童。

    放大

    2004年的某一天，王家玉结束了他最后一笔生意，福利院也结束了王家玉个人“圈养”的年代，开始与社会全面接触。

    也就在这一年，安徽交通广播首次报道后，引来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和东方卫视等媒体争相报道。2008年初，王家玉入选2007年度“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

    王家玉和福利院的出名直接带来两个变化，一是，福利院成为社会目光所关注点，在极短时间里聚集了较多资源，甚至来自国外的资源；二是，更多的弃婴被送至福利院，不仅有邻近县城，甚至还有来自邻省的，并且这些弃婴中患重大疾病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不过有意思的是，从2004年至今，有近300家的基金会、组织或个人来孤儿院考察过，他们都表示要帮助孤儿院。然而在记者查阅的账目中，仅有6家基金会、组织或企业资助过福利院，长期资助福利院的仅有两家组织。

    “携手团队”是由香港人马静娴和几位朋友共同发起的，她最早从一位马来西亚籍华人那得知福利院的存在。2008年，她在考察完福利院后受到极大冲击，“很难相信还有这么一个群体存在，他们需要太多基础的东西了”。回到上海后，她向朋友们讲述了福利院的故事，并希望朋友们能和她一起为孤儿们做些事情。

    很快她募集到了一笔资金，帮助福利院修建了厕所、改建了宿舍等。马静娴后来发现，除了基础设施，这些孤儿们更多缺乏软件上的配置，尤其这么多孤儿需要大量护工，护工人员的开支在福利院是笔较大的开支，因此她和她的团队决定资助30多位护工每个月800元的工资，从2008年开始一直资助到现在。

    对于“携手团队”来说，她们做的并不轻松，因为携手并不是一个正式组织，马静娴更愿意称其为“朋友的聚会”。所以马静娴也只向她的朋友、同事进行劝募，然后将每笔钱的开支用电邮的方式通知她的朋友们，不过她的捐赠人中大都为华人和外籍人士，这让她着实担心。

    而另一个资助过福利院1年多的团队“米饭妈妈”，不过最近“米饭妈妈”在未通知福利院的情况下，已暂停了对福利院的资助。据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在文化和环境上的差异导致了对慈善的看法和做法有很大不同，米饭妈妈通过劝募后转变为物资来资助，而福利院更希望获得资金自己运作”。

    除了团体的资助，个人捐赠占到了整个捐款的大部分，来自合肥的王云就是其中之一。

    王云是较早为福利院捐款的个人之一，她在2004年时听说了福利院并亲自过去考察，大受感动的王云当场决定，捐出个人年工资的10%来资助这些孤儿。2005年，王云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资助的行列。之后每一年，王云都会组织100多位朋友来孤儿院捐款捐物。

    加速

    见到颍上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徐伟时，他刚从为福利院添置空调的招标会现场回来，“只要将这60多台空调安装好，孩子们就可以在元旦时搬入新的福利院，生活条件会得到极大提高”。从最初给一个流浪儿一口热饭，到199个孤儿入住专业福利院，王家玉走过了不寻常的17年。

    随着名声日盛，外界的目光和资源开始流向王家玉儿童福利院，福利院也顶着“民间最大的儿童福利院”头衔，福利院这几年确实得到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但王家玉认为儿童福利院能支撑下去，最根本原因是有当地政府在背后的支持。

    “外界可能存在这样的误解，一些社会捐赠虽然流向儿童福利院，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投入，相反国家才是福利院最大的后盾”，王家玉在办了17年福利院后感触颇多。

    2011年10月开始，王家玉儿童福利院正式被纳入国家福利院体系，199个未满18周岁的孤儿将享受到由政府、省级和地方三级财政配给的每人每月1000元的补助，之前每个月的最低生活补助颍上县政府照常发放。颍上县民政局还决定聘用王家玉为名誉院长，继续管理新的儿童福利院，原有团队也会跟随过来。徐伟说，“民政局刚向县政府递交了财政预算，其中就包括了新福利院100万元的运营费用”。

    转正之路始于2007年初。彼时，民政部印发了《“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蓝天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加强儿童福利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决定在“十一五”期间实施“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蓝天计划”（简称“蓝天计划”），资助地方政府在大中城市新建、改建和扩建一批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儿童福利机构，到2010年，基本实现全国地级以上城市都拥有儿童福利机构。

    2008年，王家玉在一位马来西亚华侨的帮助下，尝试着向民政部递交了一份“蓝天计划”的申请，尽管因为种种原因这份申请没有通过，不过王家玉意识到，儿童福利院的整体建设正由国家层面在主导推进。

    很快，王家玉儿童福利院迎来了第二次机会。

    2010年，安徽省实施的民生工程由2009年的28项增加到了33项，其中就包括了县级社会（儿童）福利中心建设，投资600万元的颍上儿童福利院也被纳入到该体系中。颍上县政府决定接管王家玉儿童福利院，并在三十铺镇化桥村修建一所社会儿童福利院，该地离王家玉儿童福利院旧址不到两公里。

    就在王家玉儿童福利院被政府接管后，利好消息不断传出，困扰孤儿多年的户口问题终得以解决。同时，王家玉儿童福利院目前还剩下的40多名超过18岁的大龄青年或孤寡老人也正逐步被纳入到政府的“民生工程”。

    王家玉的心态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不论什么原因，我都没有想过将孤儿院停掉，原来我想，我会将孤儿院办到我死的那一天，可死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现在政府接管，了却了我所有的担忧，我可以放心地陪着他们了”。

    福利院转公，在不远的将来，王家玉一家人的生活有望重回17年前的轻松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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