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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8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明敏
今年，距四川汶川大地震已过去整整八年。八年前，全国数亿人民的爱心开启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公益元年。八年后，公众逐渐走出地震的阴影，收获了由灾难而生的减防灾智慧，而作为有效补充政府救援的民间力量也已逐渐成长为一支救援的“中坚力量”。
在这支“中坚力量”的外围，有一些社会组织通过特别的方式支持着它的发展，从“人才、行政经费”到“团结协作”、从“培训平等话语体系”到“议事协调机制”，从“社、社合作”到“政、社合作”，为民间救援组织成长提供着强大引擎。
资助人力和行政成本
2011年，冯元作为南都公益基金会招募的项目官员加盟后，一直专注于民间救灾领域的发展。冯元说，从2008年中国公益元年开始，一些社会组织已经开始将专注于公益项目的目标转变为专注于社会组织的自身发展，用不同方式推动着公益行业的发展。
2007年，专注支持民间公益的南都公益基金会成立，以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为宗旨的资助项目“新公民计划”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而一年后，这一资助方向有了改变。2008年，中国公益元年，这一年对于冯元来说，感触颇深。
“NGO大多往里冲，各自开展着项目，没有一个机构统筹，当时对于社会组织的概念公众能弄清楚的也不多，大多只知道是参与救援的队伍，国内基金会也不多。”冯元说，“我们想着能不能把救援中的社会力量团结一下。”
汶川大地震第二天，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抗震救灾，十万火急，灾后重建，众志成城——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声明得到了168家民间组织的响应。2008年5月15日，该基金会理事会召开，决定拿出1000万元，用于资助民间公益组织利用其自身的专业技能开展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公益服务项目。
5月19日，南都公益基金会、上海浦东非营利性组织发展中心(NPI)、北京NPO信息咨询中心联合组成“南都公益基金会5·12灾后重建资助项目办公室”，并在成都设立联络处，由NPI成都负责管理。
与其他基金会不同的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在理事会上作出了仅资助民间NGO在汶川地震中开展项目的人力和行政成本费用的决定，而不对民间NGO项目硬件进行投入。
“就是拿钱支持NGO人力和行政成本，不再直接把钱用到救援、盖房子、修路上，这提供的是一种软性支持。”冯元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基金会视角就有些不一样了。”
理事会这个想法在冯元看来，更多的还是因为民间NGO自身能力薄弱。
“灾区NGO从能力建设上来说还是很薄弱，所以我们从NGO开展项目的个人和行政上给予支持。”冯元说。
2010年3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性组织研究所出具了南都公益基金会5·12灾后重建资助项目《终期评估报告》，报告显示，“5·12项目办公室”已经接受150家民间公益机构项目申请210个，批准项目85个，已审批通过的项目资金总额为800.50万元。
支持“联合救援”
2012年5月7日，云南昭通市彝良县发生5.7级地震，经历过4年前的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洗礼，民间救援力量有了一些转变，不在灾区盲目行动，在抵达彝良灾区后迅速有条件地形成了联合救援力量。
而这一特征在四川雅安和云南鲁甸地震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成都公益组织于当日成立“420联合救援行动”(又称“420联合救援”)。8天后，该联合机构成员伙伴已达68家，并形成420共识，“以实际行动推动促进灾区救援和重建中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协助政府、协力灾区;有序参与、有效服务;资源共享、平等合作;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南都基金会得知消息后，在第一时间向参与“420联合救援”的团队提供20万元人民币用于紧急救援及工作经费。
2014年8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首先抵达震区的几家民间组织密切关注灾情，并与逐步抵达的机构迅速发起成立“民间公益组织鲁甸抗震救灾协作平台”(又称“大本营”)，与此同时，“大本营”中的民间组织也向相关利益方发出了资助申请。
2014年8月5日，“大本营”的发起机构代表在云南鲁甸召开首次发起人联席会议，并发出联合倡议。次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审批通过第一笔资助款，支持“大本营”运营行政费用8万元，主要包括平台的办公、志愿者培训等内容。希望通过推动民间力量在灾害应对中的协作，实现有序有效参与。
打造“共同话语”体系
“大本营”的建立让后续赶赴救灾的民间机构找到了组织，但这样一个由民间力量自发形成的组织在实践过程中，内部时常存在着矛盾。
冯元觉得，当时赶赴鲁甸救援的民间组织基本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着专业救援经验的社会组织，另一部分也有着救援经验，但更多来源于机构平时的“摸爬滚打”。
当时双方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上的救援沟通也给冯元留下了深刻印象。
“听不懂，这是最直观的反应，你讲国际救援准则，但对方就会说这是在中国，好多东西不能按照统一标准上来，这一来，双方组织间产生分歧，进而就有可能影响到下一步的联合救援行动。”冯元说，“推动民间救援组织联合，前提是要形成一定话语体系，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上的协作，将会对于民间公益救灾协作产生影响。”
宋波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的高级项目总监，主要负责基金会救灾事务，与冯元搭档的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毫不意外，而协作救灾的统一准则建立也刻不容缓。
“国、内外救灾标准确实有着差别，但将国外标准照搬国内，确实有些不好执行。目前，来看国际的最低标准应该说都高于国内标准。”宋波说，“基于此，我们更愿意在支持民间NGO层面上推动人道救援的基本准则，构建共同话语权。”
2015年，南都公益基金会在北京、云南开始按照国际人道救援标准对民间救援队伍进行培训，并推动形成“环球计划推广委员会”，期待各方能够在共同认知前提下进行协同灾害救援。
“协调会”的政、社协作机制
从支持民间组织灾区救援的“人力和行政成本”到支持民间组织成立“协调议事机构”，再到帮助民间组织达成“共同话语体系”，南都公益基金会在社会组织协作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通过支持“社、社间”的合作，宋波和冯元觉得相对于2008年社会组织进入灾区各自为战来说，现在已经进步太多。对于救灾，社会组织作为政府的有效补充，如何能将声音有效传递到政府，让政府的信息也能够通畅的传递给社会组织间，这成了宋波和冯元共同的面对的又一个目标。
很快，一个名为“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的组织出现了。
2013年4月29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发展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壹基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光华科技发展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8家基金会联合组成的“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成立，并于当天联合发起第一次会议。
“联合就是希望以一个集体的名义去对接政府，让政府的声音有落地的渠道，通过‘协调会’再去对接其他社会组织。”冯元说。
为了推进基金会项目人员的学习，也让“协调会”基金会间能够得到充分沟通，2015年“协调会”组织成员赴美国实地调研学习美国救灾志愿组织联盟，这次的出国也让“协调会”的成员感到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
“交流起来，差距真的挺大，‘协调会’成员中爱德基金会作为国际救灾联盟创始成员和理事，在救灾方面的分享交流可能最接近国际水平，更多成员需要学习的还很多。”冯元说。
2014年7月15日，爱德基金会顺利通过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SOC)审议，成功获得特别咨商地位。
“协调会”间成员们海外学习看到差距，但即便这样，这个“协调会”当前已经发挥很大作用。
2016年5月5日，由民政部救灾司会同国家减灾中心、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成员机构等举行的主题为“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协同”的桌面演练在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举行。
该演练场景设定为我国某省发生里氏6.5级地震,造成部分建筑倒塌,交通、通讯中断,受灾人口超过百万。灾情发生后,民政部与受灾地区指挥部积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通过信息平台支持引导有关社会力量发挥专业特长和优势,有序参与灾情收集和快速评估、应急响应、过渡安置、恢复重建等工作,协同开展救灾行动。
这成为民间救援力量与政府开展协同救援的标志性事件。
推广“正面灾害观”
灾害是人类所需要面对的正常生存挑战之一，这一挑战为人类的智慧、能力、人性的瑰丽提供了机缘、动力和展示舞台，可以说人类文明即是在回应包括灾害在内的各种挑战中构建起来的。
经过几次重大灾害救助后，通过接触大量民间救援组织人员，宋波和冯元发现除给与民间救援组织提供实质性资助外，还应该让社会组织在灾害自我认识上产生共识，强调“正面灾害观”。
“救灾过程中，你会发现所有的救灾资源都会存在一个波动，有灾的时候特别多，民间救援力量成长也相对较快。没灾的时候特别少，民间救援力量也相对成长较慢，我们更多希望缓解这个波动，在日常状态下，将一批有信念、意愿和行动力的人聚集起来，通过开展集体学习、分享、梳理和撰写工作，以保证民间救援救灾能力缓慢提升。”冯元说。
2014年1月份，“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成立，希望在日常无灾的过程当中能够让灾后社区工作的行动者保留下来，并在能力上有所提升。
冯元说，最开始我们考虑希望有至少两年灾后重建经验的队员加入，但开放后获得了极高关注，很多行动者都来申请，大多也是有着丰富经验的行动者，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带动学习促进社、社合作。
目前，“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与“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已经成为南都公益基金会在推动“政、社协作”和“社、社协作”方面的有力表现及重要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