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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02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明敏 高文兴
如今，在城市的居民区中，我们不难发现垃圾桶都以不同颜色进行区分。这些各色垃圾桶随着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开展，已至少在国内出现了15年。可以说，作为一项理念，“垃圾分类”在国内已得到了一致认同。然而，我们掀开这些垃圾桶，十有八九看到的却仍是各类垃圾混杂的景象。在一个小区中，能说清楚垃圾分类具体做法的普通居民也屈指可数……15年来，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踏步不前，从事社区垃圾分类的公益机构因成效差、缺乏重视和资金等原因，也逐渐退出了这一领域。
如何破解垃圾分类工作止步不前的尴尬境地?带着这一问题，《公益时报》记者前往日本——垃圾分类领域的典范邻国，看看同一袋垃圾在这个国家的不同旅程。
伊藤家的垃圾之旅
伊藤家门口的垃圾回收站
2015年11月19日早晨，日本爱知县丰田市伊藤家。
用完早餐后，伊藤把牛奶玻璃瓶、罐头鱼铁盒和三明治塑料包装这三件垃圾分别装进三个不同的垃圾回收袋，再放到家门口的垃圾回收箱里。这一天是丰田市的垃圾回收日，不一会儿，一辆垃圾回收车来门口收走了伊藤家的垃圾。
伊藤向《公益时报》的记者说：“日本人都有垃圾分类的习惯，从小学四年级就开设专门的课程培养垃圾分类意识。像这种家庭垃圾，要扔到指定的回收点放置。”
据了解，日本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垃圾分类与回收方法。以丰田市为例，生活垃圾被分为以下八大类别：可燃烧垃圾、不可燃烧垃圾、塑料容器和包装、瓶和罐、有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标识的塑料瓶、废纸类、有害垃圾和大型垃圾。
同时，针对不同的垃圾也分别有详细的投放方法的规定，如可燃烧垃圾、不可燃烧垃圾、塑料容器和包装要装在45升以下透明或半透明的垃圾袋里;瓶和罐以及有PET标识的塑料瓶则要放到指定的网兜内;而大型垃圾则必须申请上门收集等。
伊藤家三袋垃圾的最终归宿是一家名为“丰田市环境监测中心垃圾发电厂”的非营利组织。在这里，伊藤家的三袋垃圾将会按类别进行焚烧处理。
丰田市环境监测中心垃圾发电厂由政府投资兴建，委托丰田市环境监测中心管理，每年利用垃圾发电向日本国家电网售电可获40亿日元的收入。发电厂的工作人员表示，发电厂每年的运转费用远不止40亿日元，属于亏损运营，但即便是这样，这家发电厂也已运行了40余年，每年亏损由日本政府补贴。
丰田市环境监测中心垃圾发电厂显示的当日发电量
谈到这种亏损，工作人员笑着说：“其实，环境保护就是要付出昂贵的经济代价，就像中国有个词叫‘烧钱’一样。”
在这里焚烧的垃圾需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焚烧会在1300摄氏度高温下进行，将一部分垃圾转化为蒸汽，经过烟气脱硫装置降低污染后直接排出，还有一部分在第一阶段未完全燃烧的垃圾，将会经过第二阶段1400摄氏度高温继续燃烧，对于仍未充分燃烧的约5%左右的垃圾颗粒将通过蒸馏水形成结晶体，垃圾焚烧厂会将这些结晶体以适当价格卖给工业用混凝土等原材料制造商，工业原材料制造商再通过最高不超过10%的比例掺入混凝土的制作过程中，这在日本被视为工业原料制品的合理添加范围。
我们在做“无用功”?
回看国内，2000年，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确定北上广等八个城市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2004年7月，《全国“绿色社区”创建指南(试行)》发布，在固体废物的处理和处置方面提出：“做好固体废物的分类投放和分类清运与处理处置。目前还不能进行分类清运与处理处置的地方，应该实行垃圾袋装，定时定点投放，并及时清运”;2010年4月，住建部又发布《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在基本要求中指出，“应尽可能从源头避免和减少生活垃圾产生，对产生的生活垃圾应尽可能分类回收，实现源头减量。”
15年来，国内许多城区都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但在缺乏可操作性指导和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国内试点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并不顺利。
杭州就是2000年的首批试点城市之一，但后来却不了了之。2010年初，杭州再次启动试点，将垃圾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厨房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别对应红色、蓝色、绿色及黄色四种颜色垃圾桶，并免费提供可降解的厨余垃圾袋。目前，垃圾分类已经覆盖了杭州98%的生活小区，每年93万吨垃圾进入可回收渠道。
但在杭州大多数小区垃圾桶中的实际情况却不像数据上的“那么好看”——尽管垃圾桶上有明确标识，但很多不能降解的垃圾袋还是赫然放在厨余垃圾桶内;免费发放的可降解垃圾袋里，明显能看到卫生纸、塑料瓶等非厨余垃圾。
为了破解难题，杭州部分小区在垃圾分类推行后开始了垃圾分类“实名制”，但遭到了不少居民的不理解和抵制。
最要命的是，即使分类和捡运这两个环节都做得很好，到头来还是没有供回收利用的地方。大部分垃圾只有两个去向：能烧的送到发电厂焚烧，不能烧的就运到垃圾填埋场。这就意味着，前期的居民和运输环节，不少都为无用功。
按照201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到201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80%以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生活垃圾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50%的设区城市初步实现餐厨垃圾分类收运处理。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达到30%,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达到50%。到2030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理,全面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
但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很大的努力空间。“仅仅有条例有规定是没用的，百姓只有热情也没用。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执行部门空白，就连我都不知道谁在执行，哪个部门在执行。”中华环保基金会主任李京华从2004年就开始从事垃圾处理方面的工作，十多年过去了，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垃圾分类在国内推行得很艰难。“以北京为例，这项工作推行了十多年，但效果甚微，责任在谁也不好说。”他说。
此外，经费不足也是垃圾分类工作迟迟不能推行到位的原因之一。有业内人士算了笔账，以广州为例，如果持续3~4年，仅发放垃圾袋就需14亿元，以200人配1名指导员计算，广州市1800万人，每年需花费40亿元。这样的投入，即便对于发达城市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日本的解决方案
丰田市环境监测中心垃圾发电厂完全亏损经营，但日本政府对其补贴力度很大。图为一辆垃圾回收车正在该发电厂卸下垃圾。
在日本，垃圾分类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由于人们一天内产生垃圾种类繁多，加上日本垃圾分类划分严苛，要想完成垃圾分类并不那么容易，很多日本家庭选择按照垃圾划分种类在家里就准备好了相应数量的小垃圾桶，将垃圾分类的袋子分别套入指定的垃圾袋，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就已经完成垃圾分类了。
伊藤家的垃圾也不例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头疼的分类垃圾袋经费，在日本是自行购买解决的，不同容量的垃圾袋价格不同，付费购买垃圾袋也相当于购买了垃圾收集和处置费用。
在伊藤家可以看到，每种垃圾袋都有特定的颜色分类、有系列号，并且，每个地区只能用本地区的垃圾袋。这些垃圾袋的厚度一般为0.03毫米，容量一般分为10升、20升、30升和40升等，每个袋子分别售价人民币1.6元至6元不等。垃圾袋大都采用透明或半透明的形式，很多地区还要求实名购买，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督作用，进一步要求民众提高自觉性。
此外，如果日本家庭中有无法放入收费垃圾袋的垃圾，须联系大型垃圾受理中心进行处理。电视、空调、洗衣机、衣物烘干机、冰箱、冰柜等废品须联系家电可再生利用受理中心;电脑回收须联系厂商、销售店或电脑3R推进协会。
无论是生活垃圾、大型垃圾、有害垃圾等的收集，通常都需要通过购买票据等形式付费，或是在一定时限内按超过的既定件数付费。日本对一半以上的人口实行垃圾从量收费。一般情况下，有害垃圾和资源垃圾的收运是免费的，可燃烧垃圾和不可燃烧垃圾的收运则要按垃圾体积付费。
伊藤说：“这种垃圾从量收费的标准，实际上就意味着‘多扔垃圾多付钱’。”
惩罚制度必不可少
伊藤展示的垃圾分类袋
记者向伊藤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早晨那三样垃圾包装未经过分类就直接扔进垃圾桶会怎样呢?
伊藤说，如果垃圾没有分类的话，就不会被装车拉走，一直堆积在家门口的垃圾箱里，同时还会被举报、罚款，甚至触犯法律。
谈到法律，日本制定并实施了严格的法律对垃圾分类处理进行规范，如《废弃物处理法》《关于包装容器分类回收与促进再商品化的法律》《家电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等与垃圾减量相关的法律。其中，《废弃物处理法》第25条14款规定：胡乱丢弃废弃物者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万日元(约合83万元人民币);如胡乱丢弃废弃物者为企业或社团法人，将重罚3亿日元(约合2500万元人民币)。日本法律还要求公民如发现胡乱丢弃废弃物者须立即举报。
不仅垃圾分类有相应的规定，垃圾收集日和具体投放时间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如果错过了规定日期的指定时间，就只能存放垃圾到下个收集日再进行投放。
日本的街道上几乎不设垃圾桶，一般只在便利店门口和自动贩卖机旁边设置公共垃圾桶或者大型活动的时候会有临时的垃圾桶。日本居民要按照规定的日期和时间段在规定的场所扔垃圾，由当地地方政府负责回收。
日本有的行政区会在年底给每一家住户送上第二年的垃圾投放“年历”，上面的日期会用不同颜色来标注，提醒居民哪一天可以扔哪类垃圾。即使没有“年历”，居民也可以通过市报、政府官方网站等方式了解到垃圾收集日的具体信息。
伊藤说，他们家就有地方政府分发的垃圾回收日历，上面清楚表明每周回收哪一类的垃圾。
国家NGO进退两难
在这些年中，有不少公益机构因垃圾分类试点而设立，他们曾深入一线社区，进行垃圾分类的推广工作，但至今还在坚持的却屈指可数。
在上海浦东新区潍坊街道，有一家名为“地球家园环保服务中心”在成立时曾是多方关注的焦点，主要从事向居民回收废塑料、废玻璃、废纸、废金属等四大类生活垃圾的废弃物，工作人员统一着装上门向居民发“家园卡”、回收废弃物，并指导居民如何对垃圾进行分类。居民交出的废弃物全部变成家园卡上的积分，居民凭积分可以到专设的超市里换购饮料等日常用品。
但是在开办仅半年多后，这家服务中心便大门紧锁。从社区垃圾分类一线退出的公益组织，这并非是个案。从事环保公益领域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早在7年前，公益组织间陆续兴起了一股推广垃圾分类的热潮，经过了2010年世博会的契机，更有大批公益组织涌入社区，开始为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指导和服务。
“当时做得比较好的有热爱家园、福田环保，屋里厢也有项目，青草部落、自然之友也会定期开展活动。“然而，如今再回过头来看，几年过去，依旧在坚持的机构却已经屈指可数了。”只有热爱家园和福田环保还算比较坚挺，很多组织都不做了，有的即使还在坚持，也退回了前期宣传为主的形式，活动的频率还不到盛行时的三分之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环保组织负责人指出，不愿再从事垃圾分类进社区的一线项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得不到关注和重视，得不到肯定和鼓励，也挫伤了员工开展项目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在政府购买公益组织服务的公益招投标中，这些做垃圾分类一线项目的组织坦言，自己的项目并不是街道社区最急需的，自然而然不会成为街道优先采购的项目。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缺经费，这是很多公益组织共有的困境，对于做进社区开展垃圾分类一线项目的公益组织来说，在缺钱和缺成功典型案例之间更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如果没有足够的项目经费，就很难取得成功的案例。但没有成功的试点经验，就不会有人愿意投钱给你。”
为了逃出这样的死循环，不少组织只能无奈地选择自己倒贴经费，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培养出了一点典型试点案例，得到的经费支持却依旧只能用“可怜”来形容。难以承担的人力成本，带来的是人员的高流动性，以至于直接影响到项目的可持续性。经过了几年的摸爬滚打，一再地受阻让很多人都退出了一线的垃圾分类落实工作。
对此，致力于利用互联网技术来解决社区垃圾分类问题的“MEI家园”创始人王雁茂指出，首先，垃圾分类是一个体系化的产业链，任何一个链接没有处理好，垃圾分类都会失败;其次，垃圾分类运营成本高，造成了垃圾分类的效果不可持续。
在北京，近几年全市的垃圾年产生量一再上升，到2014年底，已突破历史达到773.84万吨。中华环保基金会主任李京华说，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第一就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二是很多后端垃圾处理设施没有建立起来。“先进行垃圾分类,但是没有后续的分类处理，就没有意义了，还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他说。
三是随着政府在管理垃圾上逐步加大力度，很多原先不规范的垃圾堆放点，也被纳入到管理中，以前没有纳入到统计数据中的垃圾，也逐步纳入正规的统计数据中来，这也造成数据的上升。
“但这也反映出政府管理水平的进步。”李京华认为，目前政府在这方面已经投入很多财力物力人力，下一步，政府部门应形成合力，协调好相关部门，否则法规政策很难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