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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0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闫冰
编者按：
非洲灾区、汶川地震、芦山地震、天津滨海区爆炸……不管在哪里，有新闻的地方，就有记者在现场，在离新闻事实最近的地方。
三位记者，三段故事，希望能让你有些感动。
《公益时报》张明敏：
想在最接近新闻事实的地方
坐标：天津，滨海新区
爆炸事故发生后，《公益时报》张明敏就赶到了天津。他坚信，即便自己身处一个行业媒体，但是在新闻事件面前，哪怕与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当晚，他住在离爆炸事故最近的一个露天安置点——滨海新区开发区二小。
到了安置点，他发现如果自己拿着相机，这么鲜明的记者特色很难进去，于是他收起设备，拿了一些救灾物资假装送东西的志愿者，混了进去。
在安置点，他看见了公益小伙伴——蓝豹救援队，感到分外亲切。一边采访、了解救援情况，一边“混”了点设备——防毒口罩、救灾背心，这两件设备在爆炸区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天，他就向核心爆炸区挺进，徒步走到能走到的最近的地方。他想：我已经离得这么近了，怎么都要到现场去看看。也许有人会觉得，既然网上已经有了很多信息，什么都能看到、别人也发了，还有必要吗?“想要干新闻，就一定是要去最接近新闻的地方。”张明敏这样想。正因为这样，他第一时间传回了很多来自一线的珍贵照片，也对事实有了更加清楚地掌握。
深入爆炸核心区域，看到无比惨烈的场面。那种感觉是无法形容的。目前防核生化部队正在作业，将最早于明天开始清理爆炸现场。
破损的楼房、公交车、轻轨列车，还有静止的钟，都在诉说着这里发生的悲惨事故。
除了了解事实、通报最新进展、核实发布不实消息的澄清等等，张明敏也想做点公益行业媒体能做的事。他想到了帮忙找人。
部分失联港务消防队员及其家属的信息：
➤➤ 杨伟光，24岁，河北蔚县人。天津市塘沽公安局消防中队队员(合同工)。是首批进入现在救援的消防员。杨伟光舅舅甄兵：“孩子到现在无任何音讯。”
➤➤ 王俊，27岁，未婚，天津塘沽公安局消防中队4队队员，首批进场救援。母亲田凤林：“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孩子信息，政府也没管，我的孩子到现在照片都没公布。”
➤➤ 王全，41岁，消防队临时工(消防车司机)，第一批进入现场的救援者。妻子祁宝清(河北盂县人)：“目前未有任何联系，政府也未公布信息，全县共有十几名同乡在这消防队打工，目前情况都同王全一样，家属组团而来。”
——公益时报张明敏《天津爆炸第三日综览：撤离消息不实 瑞海被疑走私》
一连待了几天，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第六场发布会。当天有一些情绪激动的家属要闯进发布会现场，面对突发状况和安全考虑，保安关上大门，隔开了里面的记者和外面的突发状况。张明敏发现，自己和身边的战友们都不约而同地凑到门口，你拥我挤地拿出手机、录音笔紧紧贴住门缝，每个人都努力试图从外面的吵闹中获取一丝丝有价值的信息。
在那样一个瞬间，他想我们都一样在现场，传播渠道都是畅通的，新闻面前，人人平等不就是这样吗?身边这群人既是战友，又有点暗自较劲，拼速度、拼质量。他立刻给后方编辑部打电话汇报现场情况，编辑听他的声音有点颤抖，又有点激动。
每场发布会，他都在第一排席地而坐，在现场，发言人说什么，就拿手机手动速录，然后传给微博编辑，有时候还会看看身边的战友们，如果发现自己打字比央视的直播速度还快，他就充满了成就感。
发布会开始时候是话筒传给哪个记者，哪个记者就提问。后来已经变成了一场嗓门和速度的比拼：“你好我是XX的记者”“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发言人只要话音刚落，立刻就有记者提问，有时候发言人还会无奈地说：“那个，我还没说完。”
然后他注意到，没有人提问天津市民政局相关的领导，消防和环境方面的负责人是最受关注的，是被提问最多的。对口记者的优势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他得到了天津市民政局领导的独家回复。
张明敏跟朋友们讲自己怎么抢到提问机会的时候，开玩笑说：“还好，我声音够大。”
这次采访经历，他也有感动，看到了突发事件发生时候来自民间自发的公益力量：好多当地市民自发的运送物资，蒸笼摞满了卡车的后面，一车一车的包子、馒头运送到安置点，谁需要给谁。他笑说，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共产主义，挺让人感动的。
这次，也有很多同行令他由衷敬佩，比如一位外国女记者，自己扛着摄像机、自己搞定一切，没有抱怨、非常有礼有节;比如《财新》记者每次提问的犀利和刁钻……他在学习，也在感受来自周围的力量。
回来后，张明敏把这件陪他战斗的背心工工整整地挂在办公位旁边，看着背心，他能想起来自蓝豹救援队伙伴的支持和关心，想起这次经历的一个个难忘场面，想起在前方时来自报社编辑部同事们的配合……
记者这条路，不孤单。
凤凰周刊郑在：
那次离枪战很近，离家很远
坐标：非洲喀麦隆，东部。
“砰砰两声枪响过后，拿着铁锨、棍棒的人群终于安静下来。面对这群语言不通的黑人，带头的中国大哥通过翻译大声吼叫道：“有问题你们去雅温得找政府去!我们有执照!”当地人看到宪兵向天开枪了，也就不敢再轻举妄动。
这场对峙发生在喀麦隆东部一个名叫Gogazi的小村庄里。三年前，村里来了四家中国的小型采金企业。他们向当地人展示了从政府获得的许可证，宣布河道中的黄金从此归他们所有。以淘金为生的当地人自此失去生计。”
——凤凰周刊 郑在《“行贿、枪战、偷金”——中国淘金者为何要在非洲危险“赌博”?》
2015年3月，这是郑在第二次到非洲，与前一次不同是，这次两周的非洲之旅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走进喀麦隆最东部的一个华人淘金者聚集区，周围打麻将的、唱KTV的，空气里弥漫着烟味和喧嚣，这些华人将自己半封闭起来，有点与世隔绝的味道，他们在喀麦隆最东部的地方形成了独特的小圈子，郑在就在这里一个小旅馆中落脚，他有点恍惚自己是不是穿越到了《古惑仔》的电影里。
原本初衷是调研中国木材企业对当地的影响，但是了解后发现一些小型的中国淘金企业对当地的影响和环境破坏更为深远。郑在决心写写这个题。
开始通过一些正面交涉都没有成功，无奈之下，他佯装成考察金矿项目的商人，开始一次暗访。今天回忆起来，那次暗访危机四伏，特别令他后怕，但就是说不清为什么自己当时那么固执地要写出个报道。
人生地不熟，加上本来就没什么头绪和进展，郑在就坐在旅店门口，跟往来的华人聊天套近乎，“守株待兔吧肯定能有突破。”他这么想。
他刻意几天没刮胡子，穿了一件背心，让自己看起来尽量邋遢一些。果然两天下来结识了几个矿老板，矿老板们五大三粗，话里夹杂着地道的脏字儿，浑然天成的江湖气质都是他学不来的。
有个矿老板同意带他去矿里看看。从首都雅温得到矿区就要一整天的时间。在矿区连聊天带考察，郑在又待了两天。
矿区让他看见了《血钻》的现实版，每一个矿点都有枪，周围是矿老板雇用的当地宪兵，为了防止随时来抢劫的黑人，枪战和死人也是正常的。这种氛围让他无时无刻都在焦虑自己会不会穿帮，更可怕的是穿帮了怎么办。
矿区第一天晚上，从来是不抽烟的郑在，就特别想抽一根烟，他拿出本来自己准备跟人套近乎用的烟，却发现自己根本没准备火机。
因为选题决定仓促，他也没时间做功课，说出行外话、什么都不懂是难免的。一次，那个金矿老板眯着眼睛，伸出食指指着他，他心想，完了完了，要穿帮了。结果矿老板慢悠悠地说：“你是不知道啊，去年这个时候来了好多跟你一样什么都不懂的人，以为这个赚钱很容易，结果都灰溜溜的走了，你就当旅游了吧。”郑在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感慨自己太走运。原来有好多人就是什么都不懂，头脑发热就跑去做金矿生意，投机倒把的见多了，那些矿主们不稀奇。
2008年6月1日，喀麦隆东部大区境内的卡代河附近，当地的掘金工人正在作业。随着淘金的开始，卡代河的河水早已混浊不堪。河道两侧的植被大多被破坏，并被开挖出许多大坑。
从矿上走了一遭，他又在当地NGO的带领下，走访当地受到影响的村子。
“当时感觉真的挺惭愧的，他们说以前他们门前是特别清澈的一条河，可是自从中国人来了之后这条河就越来越浑浊，而且我还亲眼看见他们从那一条河水里打水喝，真的已经脏到不能喝了，有的村民实在是穷到没钱买水，不得不喝。”郑在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他还了解到，当地一些人的工作机会也被剥夺，失去了生活来源。因为中国企业买下了一条河道，其他人是不能在这里开采的，所以很多当地人就失业了。
更可恶的是，还有人欺骗当地村民。比如有个中国企业来了，跟这个村子说，我们在这里采金，之后给你们多少钱，还会给你们村通电。在非洲，落后的村子没有电，一到晚上漆黑一片，如果能通电，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村民一听见“light，light”就非常高兴地同意了。
结果，开采期限一到，他们就偷着跑了，当地的男女老少都出动，围着村子方圆几十里地也找不到他们了。
可以想象，一个中国人，在当地听着这些非常穷苦朴实的非洲人民，讲着种种遭遇，尴尬、惭愧、难受一起涌上心头。即便郑在听不懂当地村民说什么，也能从他们脸上看出他们非常激动和愤怒。
外国金矿企业的到来让不少以淘金为生的当地人失去了工作，Gogazi村的三千村民现在只能靠种庄稼或饲养牲畜为生。
很多感慨只有漂泊在外才能体会。郑在记得，从雅温得去东部矿区的路上，司机一直很酷地听歌不讲话，车连个玻璃都没有，只是拿胶带糊成外部遮挡，开始时候，他特别紧张，把google地图打开，留心观察道路两边的情况，时刻保持着警惕。慢慢地发现是正确的方向才放下心，开始跟着司机一起听歌。
里面的歌曲循环了一遍又一遍，有一首歌是筷子兄弟的《父亲》，当唱到“托清风捎去安康”的时候，车外面的风吹着脸，郑在想起多少天也不敢给家里打电话，想起家人，强忍住了眼泪。
很多时候，记者要面对一种无力感。他也会问，写了这个稿子又能对那些非洲人民怎么样呢?他想起有一个同行说的一段话：“记者的责任就是在于报道事实，报道了事实任务就完成了，不管结果是好是坏，都不是我们的职责范围了。所以，想方设法接近事实真相就对了。”
回来后，郑在还感染了疟疾，高烧烧到40多度，他第一次怕自己就这么发烧死掉。他现在也说不清当时为什么要暗访、为什么坚持，就像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出口自己喜欢当记者。只是，“到目前，还没有一个让我舍得放弃这个职业的工作。”
何光：“记者”是一辈子的习惯
坐标：汶川，雅安
何光还是大四学生时候，汶川地震发生，他以志愿者和多家媒体特约摄影师的身份去了那里。他说，大灾之后，很多人都会改变了对人生的看法，对生命的态度，他也是。
那天，他跟青川县环保局的人一起下乡，正好遇到一次6.0级的余震，车在行驶过程中感受并不强烈，但眼看到一块数吨巨石从车前面滚过，如果早了哪怕一秒，他们也是连车带人滚下山去。那一瞬间，他才深刻意识到一句被说烂的话：没有人能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也许离死亡就那么近。人生太无常，要珍惜现在。
在汶川，何光看到一个灾民在路边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啃着馒头，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就是他的居所。他过去跟灾民聊天，才知道原来这位灾民以前在县城里有很多套房子、有工厂，每天飞来飞去谈生意，地震让他一夜间一无所有，但是此时此刻，他唯一的感受，并不是没钱了，而是活着真好。
大学毕业后，何光正式成为一名记者。后来芦山地震爆发时候，他已经是一名成熟的记者了。
地震发生后第二天他就赶到了成都，这次的感受和心态和以前有很大不同：汶川的时候，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志愿者，但是这次是作为记者带着任务去的。
何光一直觉得自己的内心还是很强大的，看过很多悲惨的场面也庆幸没有留下心理创伤。但即便如此，一些场面还是能触碰到他心灵最柔软的地方，让这个内心强大的人鼻子发酸。
芦山灾区，有一位父亲在废墟上面找自己的孩子，没有工具就坚持用手挖，双手的指甲都磨没了，膝盖也跪破了。后来，往来经过的素不相识的灾民、志愿者都开始帮这位父亲挖孩子。幸运的是孩子挖出来了，伤的不算严重，大家齐心协力把他抬了出来。还有一位怀孕的母亲，为了保护另一个稍大些的孩子，不幸流产……当看到这些，何光都有点忍不住眼睛模糊。
10岁的黄肖在医院接受治疗，父亲在一旁陪护。父亲手上的伤痕，都是手刨儿子时留下的。
在灾区的采访时，哪里都是能住的地方：车上，帐篷，有时候就是靠着台阶、一块石头睡一会儿。“在灾区没有特别多可以选择的地方。但是晚上并没有失眠，因为真是累到倒头就睡，没有时间思考太多。”
多年的采访，何光或多或少会接触死亡，这样的题材也要去了解更多更深层次的东西，也有涉及新闻伦理的部分。面对逝者家属，何光体会到了一些“能做”和“不能做”。大灾过后，在所有信息都不流通的情况下，有些家属是非常想倾诉的，这时候他觉得自己与其是记者，不如更像一个社会工作者，这种聊天类似心理疏导和安抚，通过他的判断和提问技巧，让采访对象有更多心灵的纾解，稿件的呈现也要带着感情，对逝者是一种纪念和尊重。如果遇到并不想倾诉、有些抵触情绪的采访对象，何光也会充分尊重对方的意愿。
每个记者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怀和理想主义来支撑他们冲在前面，随着年纪增长，这些并不会磨灭，但考虑的也会越来越多。“以前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好，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现在有了孩子，就开始有担心，做什么都有了牵挂，开始评判危险系数、开始知道自己的安危维系着一个家。”何光说。
现在，也会更多考虑生计，权衡理想和现实。但他知道，不管自己未来何去何从，记者的习惯在他身上总会有抹不去的烙印，比如看到热点新闻就会密切关注、跟踪动态，而不管到什么时候，记者这段经历都让他倍感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