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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16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黄明花
编者按
毕节四名儿童的自杀事件再次引起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而长期以来，由于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当前的儿童成了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之一，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等群体遭受伤害甚至死亡的事件层出不穷。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的19世纪中叶，大洋对面的美国也因城市化进程而引发儿童群体性问题。本文试图分析当时美国儿童的身处的大环境，并以当时成立的“纽约儿童救济会”入手，一观当时美国在儿童福利措施上面的态度。
流落与陌生社会的儿童
独立战争结束后，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危机的美国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不仅颁布了宽松的土地政策，还修筑全国性的铁路，以满足美国东部城市和西部农村在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上的互补需求。外来移民的流入，一方面缓解了国内劳动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城市生活的压力，使城市家庭模式发生改变，而处于弱势的美国儿童成为这个改革年代最大的受害者。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儿童福利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建。1877年联邦调查报告表明，除为少年儿童设立的医院、工业学校外，全美有208家为儿童设立的慈善组织。其中，孤儿院是当时美国维护儿童权益的最主要形式。
然而，儿童福利院数目的增加并不能证明弱势儿童状况的改变。1830年，人们意识到应该把儿童分离出救济院。他们发现，长期的救济院生活会使无家可归的孩子在更大程度上遭到个性的摧残，成为毫无灵性的活物。当时的救济院往往规模庞大、管理机构臃肿，教育方法宛如生产批量零件，陈规陋俗紧紧束缚着院墙里的每个人。不仅如此，救济院的体制不健全，很大程度上依赖州政府拨款和毫无连续性的私人资助。救济院里的孩子往往上顿不接下顿，陷入紊乱无序的生活中。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儿童还得装出一副幸福的模样，充当福利老板们赚钱的工具。救济院救济的对象混杂，因而淫秽、陋习和斗殴等社会丑态在这里到处可见。
纽约市的儿童问题尤为严重。纽约吸纳了大量欧洲移民和西部农业人口。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纽约人口超过70万，面积扩大了四倍，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和世界贸易中心。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工业化大环境中，纽约家庭背负了难以承受的重任。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使来自纽约贫穷家庭的儿童过早地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不具有抵御诱惑能力的情况下被迫进入陌生的社会。1848年，近1万名流浪儿童在纽约市内闲逛，纽约11家监狱里关押着以盗窃为生的3000名流浪儿。
起初政府将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幽禁在成人监狱或者救济院里。19世纪20年代，政府修建了少年监狱和救济院，但是孩子们在里面要承受苛刻的规定，甚至严厉的惩罚。
直到19世纪中叶，美国流浪儿童仍是被政府忽视、被福利院利用、被家庭抛弃的弱势群体，处于陌生的社会环境中。纽约作为美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结合点，美国工业化的先锋和欧洲人移民北美的最佳中转站，它最早吸收了西欧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同时也是社会百态最大的舞台，最能反映弱势儿童的真实生活景况。
布雷斯的关爱和救助
纽约流浪儿童有些犯罪行为，然而儿童犯罪不同于一般成人犯罪：前者是急需得到社会帮助的弱势个体的过失行为，后者是被社会谴责批判的对象。纽约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并没有放弃对流浪儿童的救助。布雷斯领导下的“纽约儿童救济协会”(New York Children’s Aids Society，下文简称CAS)就是19世纪中期出现在纽约的救助流浪儿童的先锋队伍。
CAS的创建者布雷斯于1826年6月19日出生在康涅狄格州里奇菲尔德(Litchfield)镇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他曾亲眼目睹纽约流浪儿童的悲惨境遇，亲身感受到德国接近自然家庭生活的儿童福利方式。
布雷斯本人对城市生活并无好感，但他对那些不断增长的少年犯罪现象给纽约市的财政、道德与政治生活带来的威胁十分警觉。在布雷斯看来，改变那些孤儿和问题少年的生活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脱离“社会”。自1853年起的30多年里，他和他的机构都致力于安置儿童到私人家庭的“家庭关爱”计划中。
CAS组织的第一批“移民团”在1854年成立：46个孩子，有男有女，坐火车从纽约到达密歇根州一个小村庄，开始他们有“家”的新生活。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磨坊和印刷。从某种程度上讲，CAS为美国西部输送了大量农民、手工业者和家政服务者。早期创造性的尝试是成功的。布雷斯曾在协会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自信地宣布：“至此，我们已经把164个男孩和43个女孩送到农村家庭中，他们将在那里过上真正的家庭生活。他们当中有大约20个来自监狱。在他们住进监狱前，他们一直无家可归，流浪街头。”此后，CAS还把儿童分别送往宾夕法尼亚州、罗德艾兰州、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到1890年布雷斯逝世前，CAS已将9万多儿童送离纽约。
CAS以“家庭关爱”为宗旨，被安排到新家庭中生活的流浪儿童仍然享有自由权，CAS或孩子的亲生父母也对孩子负有监护权。孩子和收养家庭任何一方不满意，他们随时可以解散双方之间的关系，同时CAS会尽力为孩子找到另一个收养家庭，包括安排孩子们的交通费用。当然，他们也会帮助孩子返回纽约。CAS期望与每个孩子保持联系，每年两次。全部交通费用由CAS承担。CAS实施“家庭关爱”计划的具体流程大体上分为三个步骤：收容孤儿、运送孤儿和安置孤儿。
“孤儿火车”是CAS实施“家庭关爱”计划的具体措施，即通过火车把纽约孤儿运送到美国中西部和西部，安置到新的农村家庭中。这是布雷斯通过摸索，最终确定的一种救济儿童的最好方式。布雷斯采取“孤儿火车”的救助方式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1)改变纽约流浪儿童生活环境的需要;(2)美国西部农村家庭缺乏劳动力;(3)发达的水路交通和发展中的铁路交通使“孤儿火车”成为可能;(4)节省经费的考虑。
改变纽约儿童生活环境是促使“孤儿火车”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在经济飞速发展，家庭压力猛增的纽约贫苦家庭中，儿童已经成为被社会抛弃的弱势群体。政府无暇顾及，孤儿院和监狱也不可能真正救助儿童。只有改变流浪儿童的生存环境，才能有效地治愈他们受到的生理和心理创伤。
CAS将每一个少年犯或者弃儿看成一个独立个体，而不是一个特定人群，应该把他们从救济院中解放出来，安置到独立的家庭生活中来。同时CAS认为，家庭生活可以较早地遏止儿童犯罪或变得贫穷，在改革儿童福利和教育儿童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这些就是由布雷斯规划的项目实施初期的基本原则。“家庭关爱”计划很快得到人们普遍接受，自19世纪中期开始，逐渐成为席卷美国全社会的儿童救助计划之一。“个体影响和家庭生活胜过救济院生活;工业知识和自我发展胜过救济院;道德的灌输对孩子本身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改变孩子们的成长环境才是治愈最贫穷孩子缺陷的良方。”
CAS的积极价值
首先，布雷斯救助计划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其救助纽约流浪儿童的善良动机在今天看来不容质疑，其人道主义行为符合“以人为本”的思想精髓。儿童作为完整而独特的个体，他们在争取自我权利方面处于相对弱势，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相当的社会地位;当有限的社会资源分配给无限的人群时，儿童很容易成为被忽视的一族。纽约市流浪儿童处于当时社会的最底层，居无定所，甚至不如监狱里的囚犯。他们贫苦的出生环境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他们常常被社会剥夺机会，因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知识而很难自立，很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CAS把每一个少年犯或者弃儿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通过不懈的努力给这一弱势群体中的每个人创造发展的机会。CAS试图让每个流浪儿童都享有一定生活水平，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至少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
其次，CAS立足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儿童的精神需求。美国儿童福利联盟认为：“儿童社会福利是社会福利中特别以儿童为对象，提供在家庭中或其他社会机构所无法满足需要的一种服务。”不同于其他救济院单纯满足孤儿们的生理需要。CAS以“家庭关爱”为宗旨，十分关心孤儿们的精神需求。CAS的运作方式更接近于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福利。
再次“孤儿火车”的运行符合市场规律，又可以部分缓解社会矛盾。纽约流浪儿童通过“孤儿火车”重新融入美国西部农村家庭，是民间组织协调市场和弱势群体生活状况的有益之举。
最后，CAS使流浪儿享有受教育的权利。CAS最大限度地利用家庭教育，尽最大可能让所有儿童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符合当时美国国情的。CAS将纽约流浪儿童转移到西部农村家庭中，他们在那里受到了早期生活中所缺失的家庭教育，和谐地弥补了他们应该拥有的受教育权利。这些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帮助流浪儿童实现个人价值，还给予他们更多机会来实现社会价值。
■ 黄明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