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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16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编者按
毕节，一直以一种近乎悲惨的方式将公众的目光汇聚在这里。2012年，5名孩童闷死垃圾箱后，毕节市市委市政府表态，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市、县(区)财政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万元用于保障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但当地村民表示，村里至今没有留守儿童档案，也没有相关财政专项基金来关爱留守儿童。时隔3年，另外4名留守儿童的离开，让人们又想起来这些年毕节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留守儿童问题是近年来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留守儿童近7000万人，包括城乡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在广大农村也随之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农村留守儿童。
而一再报道发生在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身上的悲剧，绝不仅仅是为了唤醒人们的悲悯，而是为了尽快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家、政府、社会组织、公众，都不再缺位。
关注，是为了警醒，为了改变。
■ 本报记者 王勇
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张启刚等4名儿童在家中服农药致死。消息传来，在被刺痛内心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又是毕节?为什么又是留守儿童?
2012年11月，也是在毕节，5个男孩在冷雨夜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结果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他们同样是留守儿童。
“悲剧不能一再发生。”得知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十分关切并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各地加强督促，把工作做实、做细，强调临时救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
避免悲剧重演，需要找到悲剧发生的原因。贫困、教育、心理，究竟是什么出了问题，我们是否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贫困有低保救助
民政部新闻发言人陈日发12日表示，获悉舆情后，民政部高度重视，立即责成贵州省民政厅组成工作组赴当地了解情况。工作组通过实地调查、走访群众、查阅低保救助档案等方式，初步掌握了4名留守儿童及家庭基本情况，贵州省民政厅已向社会公布。
从公布的情况可以看到，张启刚等4名儿童的父母从2012年第二季度起被纳入农村低保;2014年低保享受对象变更为张方其、张启刚。2012年，该户领取低保金1275元，2013年领取1760元，2014年领取2124元,2015年1—4月领取768元。2013年春节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金400元，冬春救助粮30斤;2014年领取春节一次性生活补助300元，冬春救助粮30斤。经统计，2012年4月至今，该户共领取低保金等民政救助资金6627元。
该户银行存折余额为3586.02元，其中低保金为786.02元。
该户拥有砖混结构三层楼房，约200平方米，于2011年修建。据当地村民介绍，该房屋建筑成本在10万元以上，修建时获得政府农村危房改造资金1万元。
据村干部及当地村民反映，该户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水平。很显然，贫困、社会无着至少不是这起自杀事件的主因。
实际上，低保等社会救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贫困留守儿童的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
据民政部发布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有农村低保对象2943.6万户、5207.2万人。2014年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2777元/人/年，比上年提高343元，增长14.1%;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129元，比上年增长11.4%。
尽管水平不高，但对贫困问题，我们已经开始进行系统性的社会保障机制建设。
学习有义务教育
生活之外，对留守儿童而言，学习是另一个成长过程中的主要活动，也是社会上大多数爱心的出口——助学与扶贫几乎是人们心中全部的公益慈善。事后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中也可以从反面印证这一点。
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黔、教育局局长叶荣和田坎乡茨竹村包村领导薛廷猛被停职检查;七星关区田坎乡党委书记聂宗献、乡长陈明福被免职。毕节市和七星关区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待调查结束后，将视情节对七星关区田坎乡分管教育的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胡海峰，七星关区田坎乡教管中心主任潘峰，田坎小学校长曾兴玉，田坎乡茨竹村党支部书记高华成，七星关区驻田坎乡茨竹村同步小康驻村工作组组长钱波，4名死亡儿童的结对帮扶教师杨小琴做相应的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从区教育局到教师各级教育部门均有人被处理。但很明显，就目前的证据来看，此次自杀事件并不同于之前多次发生的由于学校与学生、老师与学生冲突导致的学生伤亡事件。
广州映诺社区发展机构发起的“七天支教”活动不同于传统的短期支教，他们将课程着眼于安全教育、卫生教育和生理健康等，这些短期课程，正是留守儿童教育中缺失的部分。
据央视记者的调查，张启刚的班主任回忆，4个孩子从5月8号开始就都没上学了。这一个多月里她和邻居还有村干部去家访很多次，始终敲不开门见不到人，但通过邻居能确认他们在家。中间有一次曾敲开过门，最小的一个妹妹打开最里面的门告诉他们，说哥哥不让去上学。有一次村干部敲门后，张启刚向他承诺说会让妹妹去上学的，但也没有兑现。
尽管对教育质量有争论，但教育是一种义务，基本的义务教育体系也早已建成，这是不争的事实。
心理问题缺乏重视
贫困、教育不是主要的直接原因，那么究竟这四个孩子为什么会自杀呢?要使悲剧不再重演就必须找到悲剧产生的原因。随着警方对张启刚遗书的披露，心理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是什么让一个孩子发誓活不过15岁?
贵州省民政厅披露的家庭情况给出了一定的答案。
“张方其、任希芬夫妇在海南生活期间有打骂孩子情况，长子张启刚曾被父亲责打手臂脱臼，耳朵被扯伤留有疤痕。2011年回乡后，夫妻感情恶化，时常吵架和打闹，男方曾将女方打伤住院。女方于2013年2月离家出走，随后男方时常外出打工，家庭日常事务主要由长子张启刚承担，包括照顾三个妹妹、饲养生猪等。在父母先后离家后，4个子女性情发生变化，不愿与外界接触，经常闭门不出，甚至亲属也叫不开门。”
而自杀事件发生后，村民拨打了100多次张方其留下的联系方式也没有联系到他的事实更让人无语。
父母的不合，长期的留守生活，对孩子的心理不可避免地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并不是孤例。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4年针对河南、安徽、湖南、江西、重庆、贵州6个劳务输出大省(市)中12个县(市、区)的调研显示，留守儿童负面情绪重，女童尤其自卑。46.0%的留守儿童会感到烦躁，39.8%会感到孤独，37.7%会闷闷不乐，19.7%会无缘无故发脾气。
在此前，无论是政府还是人们的公益慈善行为，着重关注的都是留守儿童的就学和生活。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义务教育的投入，加上民间扶贫助学的努力，已经为解决这两类问题建立了系统的体制机制，需要努力的是不断查漏补缺、提高水平。
而留守儿童的心理等精神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缺少体系建设。
毕节4名孩子离开后，有人探访孩子的家，简陋的生活环境令每个看到这样景象的人心里都很难受。
社工介入心灵救护
谁来抚慰留守儿童的心灵呢?陈日发表示，为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王勇国务委员的批示要求，民政部决定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社会救助专项督查，重点督查临时救助制度落实情况。会同财政部进一步抓好“救急难”综合试点，帮助群众及时解决生活困难，在提供物质救助的同时，通过社工介入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心理关爱。
陈日发提到的社工，是一门助人的专业，相对于医学关注在人类生理运作，心理学关注在个人心理现象，社会工作的焦点在于人类与环境的互动，目的在协助个人、家庭、团体、社区能适应所在的社会环境脉络，增强或恢复其社会功能的能量，及创造有利于达成目标的社会条件的一种专业活动，以预防或舒缓社会问题。
社会工作在基层开展，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区域会落实并针对具体的社区和人，长期开展工作。这就与一般的公益慈善组织捐钱、捐物资的一次性或短期性帮助区别开来。
对于儿童工作，社工既可以驻校，也可以在社区开展工作。通过小组、个案等专业服务解决儿童的各种成长问题。
社工的介入，对构建留守儿童与父母亲人的和谐关系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映诺社区发展机构开通的“留守儿童热线”，就是一个同时关注工厂父母与学校留守儿童并将双方联系起来的综合性项目。项目人员分驻工厂与打工父母孩子集中的老家学校，以孩子与父母能够无障碍沟通为目标。
如果张启刚等四个孩子与父亲之间不是长期处于事实失联状态，如果当地有社工提前介入，悲剧或许不会发生。
目标：到2020年广泛参与
2014年5月1日实施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发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作用，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社会融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专业服务。
问题是，由于社会工作在我国开展仅有三十多年，对很多地方来说还是新生事物。目前，只有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发展较快，但同样面临政策、资金、人才、进入社区、项目等多方面问题。
贵州这样的地区社会工作发展明显滞后，“目前全省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约有1万多人，主要包括省民政厅近年培训的全省上万名社工人员及通过全国社工职业水平资格考试(持证)的627人。”贵州省社工中心主任助理罗蓉在贵州国际社工日宣传活动期间介绍，持证社工中有约一半在贵阳。据测算，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至少需4万多名专业社工，目前仍存在三万多人的缺口。
作为主管部门，民政部设有社会工作司，着力促进社会工作在全国的发展。而查阅毕节市民政局的机构设置，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社工科室。
据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的统计，目前中国已经有18个省(市)级社会工作行业组织，而贵州省级目前尚没有此类组织。
6月10日，民政部网站公布了民政部、财政部5月4日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争取到2020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广泛参与社会救助，社会救助工作人员普遍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知识与方法的局面初步形成，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的可及范围和受益人群显著扩大，专业作用和服务效果不断增强。同时要求从投入力度、教育培训、研究宣传、工作试点四个方面切实加强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的支持保障。
社工介入的速度将有可能得到提升。
当然，社会工作不是儿童心理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陈日发表示，民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在依托有关部门推进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同时，也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毕节系列事件回顾：
2012年3月，86名学生营养餐中毒
贵州毕节市织金县八步镇小学生食用营养餐后出现大批身体不适、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部分学生当天食用早餐后出现呕吐、肚痛等中毒症状，86人送医院治疗。当时，八步镇纪委书记王子铭称，该早餐属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营养餐主要包括牛奶和面包。事发后，有关部门已封存剩余早餐，并提取样品化验，营养餐停止供应。
2012年11月，五名留守儿童闷死在垃圾箱
贵州毕节市5名儿童被发现死于毕节一处垃圾箱内，这些孩子躲进垃圾箱是为了避寒，结果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这些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约7岁，多名村民称，毕节官方对垃圾箱做了相应的措施，在箱体上写了“严禁人畜入内”5个大字。
事件后续：时隔三年，失去两个孩子的陶学元，妻子远走他乡，他拒绝外出打工，常醉酒度日;陶进友的妻子在失去孩子后病死;死亡两个孩子的陶学伍病死，妻子改嫁，家里的房子已被村民租下来成了小卖部。
2013年12月，交通事故致5名孩子死亡
12月13日16时，毕节市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农用车失控冲向人群，并侧翻到十几米深沟。事故造成5名小学生和儿童死亡，2人受伤。自2012年惨剧发生后，当地政府对擦枪岩村启动危房改造工程，并对出村道路水泥硬化，施工车辆频繁进出村庄，造成另一悲剧。
2014年4月，毕节教师强奸案至少12人受害
4月21日8时40分，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公安分局小吉场派出所接到报案：小吉场镇南丰村发生一起强奸案。民警赶赴现场调查，并于当日将嫌疑人黎某抓获。据受害女学生家长统计，此案至少涉及12名女生，最小者仅8岁。受害女生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家长常年在外打工。
2015年5月，学前班多名幼女被猥亵
贵州毕节大方县瓢井镇中寨村小学学前班多名幼女被猥亵，5月12日，学生家长找到学校校长理论，但被告知需要证据，否则自己承担后果。次日，部分受害家长专程把孩子送往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基本上都是阴道口充血、处女膜撕裂和发炎”。5月14日，4名受害儿童家属前往瓢井镇派出所报案。
2015年6月，4名留守儿童自杀
2015年6月9日晚，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被发现后送医经抢救无效死亡。最大的孩子现场留有遗书称，“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好，但是我该走了。这件事情其实计划了很久，今天是该走的时候了。”
6月11日，当地公安机关公布调查结果称，“4名儿童确系服农药中毒身亡。4名儿童中最大为15岁男孩，另外三个均为女孩，最小的仅5岁。”
(闫冰/整理)
声音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杨团
毕节事件凸显中国城乡差别已不是差别，而是鸿沟，是吞噬生命的大裂谷。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人都知道那一刻的恐怖，但现在那种恐怖时时侵袭着我们的乡村，我们的孩子。关注农村、守护生命，不仅是关注孩子，还有他们在外打拼的父母、在家种地的爷爷奶奶。不是用怜悯同情和大包大揽的方式去救济，而是支持他们以合作与联合的方式真正自己站起来，改变现状，做生活的主人。这绝非小修小补、个别救济政策能奏效的，三农领域的深刻改革不仅涉及多领域，而且直接关乎生命的存续。并非只要经济上去乡村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到了必须抛弃三农领域的单纯经济观点，树立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彻底的改革观的时候了。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我们的政府应该开始对留守儿童问题负责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剥夺不负责任监护人监护权的政策出台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相应的具体措施、具体队伍来落实这些政策。我们的父母都很爱孩子，但是他们缺乏知识，有研究认为我国40%的家庭都有不同程度虐待孩子的行为，其中4%的家庭尤为严重。所以这样一定要建立起一套行政系统来监测不负责任的行为，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这是现在应该被提上日程的问题。
我们急需要建立起与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儿童福利制度。儿童福利是当前社会的短板，不仅需要立法，同时还要有比较强的、国家层面的儿童福利行政系统，即有专业化的工作人员、有足够的资金、有相当多的政策优惠。如果地方政府只是简单强调政策，却在无钱、无机构、无专业化人员的“三无”状况下工作，就很容易发生这些难以管理的现象。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现在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两难，大多数外出务工父母生活的环境并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或者是他们无力在城市抚养孩子，留在农村又无人照顾。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对儿童的心理关爱尤其缺少，应引起高度重视。
●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总干事杜爽
完整的儿童保护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作，但留守儿童保护工作已是燃眉之急，我们是否可以从最危急的人群入手，针对6000多万留守儿童中的205万独居儿童提供紧急保护计划?首先，可以建立留守独居儿童保护问题的数据档案、信息管理系统。这项工作并不一定必须由政府牵头，每个公益组织都可以在自身服务的学校、社区先行开展，让这些数据成为制定有效干预策略和实施保护方案的基础;其次，开通留守儿童热线服务，为处于困境的儿童提供各项服务和保护;第三，民间组织可以起到所在地留守独居儿童保护的保护政策宣传、信息报告、短期照顾、资源协调、协同保护和监测作用。(高文兴/整理)
公益组织：有行动 不旁观
如果你觉得留守儿童距离自己太远，想帮忙也鞭长莫及，那么，这些组织可以为你搭建起爱的桥梁。全国各地关注农村儿童的公益组织数不胜数，小编在此推荐几家特别靠谱的。
从毕节事件可以看到，心理关怀是留守儿童最为需要的。如果家长的确无法在家陪伴孩子，退而求其次的陪伴就是与孩子保持相对固定的联系。广州映诺社区发展机构在这方面有非常创新的方法，通过社会组织与企业、学校的三方合作，在企业有“握手工人热线”，在学校则设驻点义工，同时关注在工厂打工的父母和在学校的孩子，并用一条“留守儿童热线”将他们衔接起来。暑期则实施美丽的大脚计划和嘉年华，将父母和孩子组织到一起，在活动中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和感情。这样既帮到了孩子，也可以让父母更安心地工作。该项目负责人认为，这个项目从操作上来讲并不复杂，也可以向更多的地方复制和推广。
驻校社工是很多公益组织的选择方式，在普通学校、打工子弟学校和农村学校都有分布。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驻校社工，就是选派志愿者长期驻扎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关注离开父母生活的孩子们。
通过书信与农村地区儿童沟通往来，达成志愿者与孩子间的长期朋辈心灵交流。这种“小笔友”的形式也为很多公益组织采用，如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北京美新路公益基金会的大朋友项目。就像《玛丽和马克思》中两个维持20年书信往来的怪朋友，来自远方的友谊，对孩子来说也是独特的心灵慰藉。
还通过讲故事这种孩子喜欢的形式，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乐趣，如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的一千零一夜·农村住校生睡前故事;上学路上儿童心灵关爱中心的由知名人士、志愿者诵读故事录制的MP3。有了故事的陪伴，也许没有父母的夜晚不再那么孤单，漫长的上学路也不再无聊。
对留守儿童进行教育、物质方面帮扶的公益组织要更多一些。中国最著名的两个公益项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春蕾计划，都已经开始将关注的目光移向留守儿童，春蕾计划发起了“关爱留守儿童特别行动”，希望工程开启了面向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儿童的“希望社区”。
此外还有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鲁冰花”关爱留守儿童公益计划，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父母心公益基金，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专项基金，壹基金给乡村儿童的壹乐园、温暖包，中华儿慈会的“童缘”少年儿童公益慈善资助项目等。
关注儿童安全的，如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儿童安全·女童保护、微博打拐项目，还有5月份刚刚成立的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儿童安全科技基金。
(王会贤)
案例一
儿童福利主任：扎根村子里的儿童事务代言人
在四川省凉山州，儿童福利主任杨热作工作3年中帮助11名辍学儿童重返学校，为7名新生儿办理了户口登记，引导2名重病儿童到县医院就诊，说服5名孕妇到县医院定期做产检，给全村70名14~16岁少女做了青春期生理卫生知识普及……
“赤脚医生”曾被联合国誉为卫生领域内的创新典范。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这支半农半医的队伍，极大地满足了我国广袤农村地区农民的基本保健和医疗需求。于是，这种在服务对象身边确定一个人，经过一定培训，参照任务和执行规范提供服务，及时、有效地满足百姓需求的方式，被专家们放诸于儿童福利领域。
自2010年5月起，为探索将儿童福利递送体系延伸到乡村或社区，并建立有效的儿童脆弱性监测系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三方，共同开展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区(2010—2015)”项目。项目在山西、河南、四川、云南、新疆等5个省区的12个县中的120个村进行试点，覆盖了艾滋病高发及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8万余名儿童。
黄晓燕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拥有社会学博士学位，也是“儿童福利主任”项目专家团队的领军人物。如何寻找一名合适的“儿童福利主任”呢?黄晓燕介绍，从现有的人员情况来看，这些儿童福利主任均为村民，拥有基础的识字、算术能力，既能说当地语言又能说普通话，此前从事过社区服务并热爱与儿童打交道，经过笔试及面试后应聘上岗。
选人不易，但比寻找人选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外行人”的培训。但与传统意义上各地缺口极大的社工不同，他们所接受的培训还称不上社工培训，也没有相应的资格证书。黄晓燕也坦言，“这支队伍的定位就是满足弱势儿童对于养育和福利的最基本需求”，对于社工服务层次的需求，比如儿童心理介入、儿童发展辅助等高级服务内容，的确不是项目设计初衷，更不是这些没有高等学历的儿童福利主任能做到的。
但对于贫困县村落的儿童，这个儿童福利主任在多方面就如同救命稻草般弥足珍贵。“儿童福利主任”的工作包罗万象，凡是儿童应该享受的福利政策他都要去落实。在试点地区，他们的主要职能有11项，主要包括：了解村里弱势儿童的情况，及时提供支持;帮助其申请出生证，获得基本社会服务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包括上社保、申请民政救助、上学、就医;进行社会交往，获得儿童保护服务;确保每名儿童都能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如今，在试点的120个村内，在儿童福利主任的具体支持下，74000余名儿童获得了应享受的基本福利和保障，贫困县村落儿童面貌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作为该项目指导方中的一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评价这个项目时，罕见地在即兴发言中宣布了下面一组数据，语气中掩饰不住对试点成功感到的欣喜：“在项目示范区，新农合的参保率从原来的83.8%上升到99.7%;残疾儿童就学率从59.4%提升到84.5%;16岁以下儿童打工比例从4%下降到2%;学龄儿童辍学率从5.3%下降到1.8%;18岁以下儿童结婚率从3%下降到1.2%;儿童福利主任协助了3550名儿童办理了户籍手续，协助了6649名孤儿申请到孤儿津贴，为8083名贫困儿童申请到低保，为4084名儿童申请到教育补贴，为708名病残儿童申请到补助或辅助设备……”而在项目的试点村中，现有的儿童福利主任是按照1:200~1000的标准配备的，这已与发达国家专职儿童福利人员的比例看齐。
“我们不能靠一般的政策和简单的号召来落实对儿童的特殊关爱……我觉得，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何更进一步地专业化?在中国，如何尽快地采用自己的办法，如何用我们的经验创新出一条制度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挑战，这需要智慧型的设计。”王振耀说道。(高文兴)
案例二
留守儿童热线：比起物质，孩子更需要陪伴
借助寒暑假让留守儿童和家长有短期团聚，也逐渐成为公益组织关注的帮扶形式。
怎样将渐渐弱化的亲情重新维系，也许最终要等待社会能够满足打工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客观条件，但不是所有的留守儿童及其家庭都可以等到这一天，公益组织为之而付出的努力便显得尤为可贵。考虑到感情的维系需要双方的有效沟通，只关注其中一方很难达到想要的效果，总部位于广州的映诺社区发展机构(inno)开通了一条“留守儿童热线”，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同时关注工厂父母与学校留守儿童并将双方联系起来的综合性项目。
留守儿童热线项目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社会组织与企业、学校的一次三方合作，映诺为在企业工作的父母和在老家学校的孩子搭建了一个沟通与学习的平台。
目前热线项目的工厂主要分布在东莞、珠海、深圳、中山，驻点学校分布在湖南、广东河源、广西等地。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集中的东南地区，企业最关心员工的稳定性。
执行热线项目的工作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热线人员及项目协调员，另一部分是驻点义工。驻点义工除了映诺自己进行招募、面试和培训的人员，还有来自于其他合作组织、有着专业知识的驻点义工，比如现在合作的香港大学的学生们。对于工作人员的要求，林晓璇说，首先要真诚地愿意加入，一起为留守儿童努力，然后要具备机构提倡的“三心”，即开心、专心、关心，还要具备执行项目所需的能力。
在被派到学校之前，驻点义工要接受一系列培训，包括了解机构和学校情况、教案内容和工具的使用等等。项目的其他成员，也要接受定期的法律培训和心理培训。
在为期一年的项目中，第一个月做前期准备，各项常规活动从第二个月开始，包括热线、每月对父母的培训和驻点义工落地学校。而每年的8月、9月则会开展非常规活动：“美丽的大脚”计划和嘉年华，将父母和孩子组织到一起，在活动中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和感情。“美丽的大脚”计划开始，放暑假的孩子们与打工的父母一起进城，在工作人员设计的游戏中学习互相沟通的技巧，让家庭重回温馨。带孩子来到父母工作的地方参观，看到偌大的车间，孩子们说，一直以为，爸爸妈妈是坐在办公室，开着空调打开电脑工作的。(王会贤)
数字
改善留守儿童情绪状态是关键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发布
2014年10—12月，“上学路上”儿童心灵关爱中心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李亦菲，对我国东部、中部、西北、西南的六个省市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从亲子沟通、学业学习、课外生活、情绪状态等方面，反映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与心灵状况，重点关注不同留守儿童之间的差异，系统分析地区、性别、学习、生活等因素对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的影响。
本次调查的农村儿童来自我国东部、中部、西北、西南的六个省市农村地区，发放问卷2218份，回收有效问卷2131份(占96%)。从总体上看，“父亲外出”、“母亲外出”、“父母都外出”的三类留守儿童占55.2%，这其中，父母都外出的留守儿童占33.5%。各地区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分布比例存在较大差异。
学校教师对留守儿童并不全部知晓
主办方请教师写出自己所教班级中留守儿童的数量，发现教师所写出的留守儿童的数量只占全部学生的26%，大大低于根据学生答题所推测的数量。究其原因，可能是学校教师并没有对自己学生的留守状况进行细致的统计，只是关注那些在情绪和行为问题上表现比较突出的儿童。
女性儿童家中母亲外出的可能性较高
值得关注的是，在“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中，女性儿童多于男性儿童(约多出5个百分点，52.7%>47.3%)，并且不存在地区差异，即：在女性儿童的家庭中，母亲外出的可能性较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地区仍然存在重男轻女的习俗。在母亲所生孩子为女性的情况下，可能会面临来自家庭及其他各方面的压力，并导致其外出打工，甚至与孩子的父亲离婚而离开家庭的情况。
近七成孩子不知父母做什么工作
69.2%的留守儿童不知道自己父母在外所从事的工作，有14.9%的儿童反映自己的父母在私营企业工作，有5.6%的学生反映自己的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有10.4%的学生反映自己的父母自主创业。
在1054名留守儿童中，有11.1%的学生与父母每月见面3~4次，32.7%的学生一年能见父母5次以上，11.7%的学生一年能见父母3~4次，29.4%的学生一年能见父母1~2次，15.1%的学生一年都没有见过父母。按照留守儿童总数6100万测算，全国约有近1794万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有921万孩子一年都没有见过父母。显然，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4.3%的学生一年中从未与父母联系过
1045名留守儿童中，与父母几乎天天联系的学生有23.9%，与父母每周联系2~4次的学生有28.6%，与父母每月联系3~4次的学生有19.3%，与父母每年联系3~4次的学生有10.4%，与父母每年联系1~2次的学生有10.2%，与父母一年都没有联系的学生有4.3%。
按照全国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总数测算，每年与父母联系次数少于3~4次的儿童，在总数上达到惊人的1518万。
母亲外出对留守儿童情绪影响更明显
在“迷茫指数”和“烦乱指数”两个消极情绪变量上，留守儿童的得分均高于非留守儿童。根据这一结果，农村留守儿童的迷茫度和烦乱度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愉悦度和平和度与非留守儿童没有明显差异。
烦乱指数和迷茫指数方面，母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得分，与父母都外出留守儿童的得分差异不显著，反映出与父亲外出相比，母亲外出对儿童烦乱度、迷茫度的影响更大。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母亲在为小学阶段儿童提供稳定可靠的生存条件、增进对未来的信心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母亲外出往往伴随着父母离异，而这一事实对儿童的生存条件和未来希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其烦乱度和迷茫度的加剧、愉悦度的减少。
与父母联系的次数对农村儿童烦乱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一年内与父母联系次数越少，儿童的烦乱度越高，与父母几乎每天联系的儿童烦乱度最小。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年内与父母没有联系的儿童，其烦乱度竟然小于见面次数在每月3~4次、每年3~4次、每年1~2次三种情况。说明长期与父母不联系使得儿童的情绪状态受父母的影响减弱。但其中所蕴含的亲情的缺失可能是更为深刻的，而且是难以弥补的。
本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与非留守儿童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消极情绪方面，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进而，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主要受到学习方面和留守状态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根据这一结果，改善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需要从多个方面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
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导致困难或挫折的外部突发事件中，个体的不同应对方式对自身情绪状态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在调查中了解农村留守儿童在困难或挫折情境中的应对方式，不仅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不同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差异，而且可以为改善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提供一个新思路。（本报记者 王会贤）
他山之石
其他国家或地区经验谈
●台湾：建立三级保护体系
初级预防：重要教育、民众举报
次级预防：针对高危家庭提供防范服务
第三级别：对受虐儿童提供全方位的紧急救援
初级预防是以教育宣传和个案通报为主，旨在从家庭、学校、医疗、警政及邻里等部分着手，预防儿童虐待事件的发生。对儿童提供自我保护的概念和技巧学校，对家庭和大众提供相关培训。
台湾在1973年就通过了《儿童福利法》。经过一系列制度化发展，在2003年形成了《儿童及少年福利法》，并设立了113专线，提供民众举报伤害少儿权益案件。
根据《儿童及少年福利法》规定，台湾的医务人员、社工人员、教育人员、保育人员、警察、司法人员及其他执行少儿福利业务人员，在发现少儿受伤害或在限制级场所充当侍应等，必须于24小时内通报主管机关，否则将面临罚款。
而每个县市的113专线都会由数十位专业社工负责，24小时全年无休。接到举报后，如情况紧急，会立即通报警察局通过卫星定位赶往现场。一般情况下，3天内一定会有县市政府主管部门或社工上门探访。
次级预防以高风险家庭的专业服务为主，是希望在问题的早期征兆发生之时，就可以针对高危险群采取有效的策略。提供个案、小组、社区等服务，建构针对高风险家庭机型筛选转接及关怀体系。
第三级是针对受虐儿童和施虐者提供全方位的紧急救援。通常包含了警政、医疗、儿童保护社工、心理辅导、司法、学校等团队，提供紧急救援、危机预判、保护安置、强制性亲职教育、定期追踪等措施，最终使得暴力终止以及防止暴力在代际间的传递。
●美国：强制报告制度
强制报告：明确报告责任主体
初步审查：多部门联合评估应对快速反应
公布评估结果，服务安置儿童
建立侵害责任人登记制
在美国，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在立法中规定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特定人员在发现儿童虐待或忽视行为时向专门机构报告，并对未能报告的责任主体给予适当的处罚。报告人涵盖范围很广：教师、校长和其他的学校工作人员;医生、护士和其他卫生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心理医师或其他精神健康专业人士;验光师、牙医、安全官员、教士、牧师、基督科学工作者;儿童照料人士;法医或验尸官;法律执行机构人士。还有18个州甚至规定任何人，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只要怀疑存在儿童虐待或忽视情形时都有报告的责任。
接到报告之后，受理机构会对报告进行初步审查，对于报告发现的严重或可能涉及犯罪的儿童虐待案件，应当成立一个由警察、检察官、执业医师、虐待评估专家和儿童保护中心职员共同组成的多部门小组，从而能够协助评估报告、调查报告事实和提出咨询建议，这已成为儿童虐待的一种有效应对方式。调查机构应当根据儿童所处的危险程度开展调查，各州法律都对调查的启动时间做出了规定，通常是接到报告后72小时之内，但对于紧急的情况，应当在2小时至24小时内启动。
接下来是评估与公布结论，如果调查表明儿童确实面临虐待的现实危险，就需要对案件继续处理，决定提供家庭支持服务或者安置儿童;会直接将儿童带离家庭送至紧急保护监管机构，并在带离之后的24小时或48小时内向少年法庭申请听证获得保护儿童的授权。如果法院认定确实存在虐待或忽视且虐待或忽视的威胁持续存在，法官会裁定将儿童迁出并安置在亲属家庭、非亲属寄养家庭或特定的儿童监护机构(如寄养中心、儿童之家、特殊群体之家等)中照料。如果没有发现存在儿童虐待的情形，报告内容“未获证实”或“未获肯定”，则结束案件。
最后，对于轻微的虐待和忽视行为，儿童保护机构会制定服务计划，对父母等照料人进行指导和培训，有时还会与家庭签署协议以避免再次发生虐待或忽视;对于严重的儿童虐待行为，法律执行机构会接手调查甚至对侵害者提出刑事控诉，侵害者可能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另外，无论是否构成刑事责任，只要经证实存在儿童虐待或忽视行为，就会对侵害责任人信息进行数据库登记。
在美国各州的法律中，涉及“危害儿童安全罪”的主要有四类情形：
1.故意虐待，即小到皮肉伤，大到骨折和死亡等人为原因造成的伤害。
2.疏于监护，比如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让大点的未成年孩子照顾弟妹，以及没有为孩子提供必需的居住、饮食、医疗、教育等条件，都属于监护不力的范围。有报道说曾有一对夫妻为追求个人信仰，带着5个孩子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孩子们自然也就没有出生证，没有上过学，甚至没到医院看过病。但偶然被人发现并举报，父亲被判监禁两年。
3.性侵或性虐待。这显然是比较严重的儿童伤害罪，犯罪者自然是重罪。如果周围人知情不报，或渎职，纵容罪行，也要遭受严厉处罚。
4.心理虐待。这也是不容易被发现，但确实会对孩子造成不同程度伤害，比如给孩子留下伴随一生的心理阴影，导致自卑、孤僻、反社会甚至精神疾病等严重后果。
●印度：留守儿童热线
印度儿童热线基金会开设了24小时免费热线服务，需要照顾和保护的儿童可以通过拨打“1098儿童热线”向政府部门或民间组织开设的儿童保护机构寻求帮助。该项目为处于困境的儿童特别是需要照顾和保护的儿童提供住所、医疗服务、心理辅导、遣返和康复等服务，帮助他们免受虐待、遗弃和被忽视。目前，该服务在全国各地的83个城市、城镇开通，与190家援助机构合作，每年有超过两百万的呼叫服务。(高文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