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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5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明敏
3月19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间隔年基金”捐赠暨“中国间隔年计划”启动。一时之间，“间隔年”成为热词。
那么什么是“间隔年”呢?这是一个在西方国家非常流行的概念，通常指年轻人在升学之前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在正式步入下一个生活阶段之前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间隔年基金”将资助国内高校18至28周岁的在校生，完成在国内或海外三个月到一年的“间隔年”计划，以帮助年轻人发现兴趣、提高能力，最终通过探索世界，认识自己。
在“中国间隔年基金”推广大使孙东纯看来，“间隔年”并不只是一场旅行，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拥有，更多是增加一种生活体验。
“间隔年”，不只是旅行
孙东纯被称为民间“间隔年”第一人。在2006年至2008年间的13个月里，他行走了6个国家，途中的经历让他认识到旅行可以这样有意义。
在泰国清迈的青年旅社里，他遇见了一位徒步9个月的德国姑娘。“时间这么长，靠什么来支撑?”孙东纯好奇地问，得到回答却是：“你要走也一样。”
随后，孙东纯在柬埔寨金边又遇到了一位英国女孩。女孩每天朝九晚五的作息时间令他十分诧异。当孙东纯发现这位英国女孩每天都会去往柬埔寨金边一个名叫“灯塔计划”的地方时，才明白过来。原来这是一家国际NGO组织，专门救助受虐待、流浪的孤儿。这位英国女孩每天都到这里做志愿者，帮助这些孩子。
原来一次旅行可以这样有意义。2008年回国后，孙东纯在天涯写了一篇帖子《迟到的间隔年》受到热捧，2009年有出版商将其集合后出版发行。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间隔年’。很多人认为从学校毕业到正式就业前，利用几个月、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外出游玩，体验各地不同生活，最好目的地还得选择国外，完成这一切就叫完成了‘间隔年’。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也一厢情愿的把‘间隔年’捧上了天。”孙东纯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在孙东纯看来，要让“间隔年”变得有意义且更美好，最基本的是首先确立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并不是随意定出的，最好是你生活中特别想干而又没干的事。
“偏远地区支教、加入NGO作公益、拍一部旅行纪录片这些都是主题，总之定下主题的前提一定是要从心出发。”孙东纯说。
“‘间隔年’的主题是因人而异的，内容并不仅是旅游，也可以是支教、做义工等等，没有什么固定模式，最重要的是通过把自己与社会‘间隔’一段时间，明确自己想要的生活，按照自己内心的声音生活。”“中国间隔年基金”发起人之一乔新宇表示。
同时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实施“间隔年”计划。
2010年大学毕业后，王琛开始了计划已久的“间隔年”之行。一年的“间隔年”旅行很快结束，回到朝九晚五的上班状态，这令她很不适应，花了约半年时间才逐渐调整过来。
王琛坦言，在目前中国就业形势严峻的状态下，应届生毕业生有着不错的优势，但选择“间隔年”有可能在就业中失去优势。
王琛表示：“需要付出的东西太多，值不值自己应该充分考虑，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间隔年’。”
支持年轻人增加一种经历
除了需要在就业与“间隔”之间权衡之外，经费的来源也是一个大问题。
2007年7月，杨琦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只身一人背起行囊前往西藏，开启了自己的“间隔年”计划。
“大多同学毕业直接去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都想着有朝一日能在这些城市扎根。但刚毕业没工作经验，薪水也不高，还要面对每天程式化的工作，真不习惯。”杨琦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带着上学期间积攒的仅有一些盘缠，杨琦开始了西藏之旅。杨琦表示自己并没有太多的计划，更多的想让自己心灵放飞，感受藏传文化。
旅行中的花费与生存着实是个大问题，无时无刻不考验着“间隔年”计划的实践者。
到西藏一个月后，除去交通等费用，杨琦所带盘缠已经所剩无几。无奈之下，凭着自己学生时期的社团文化工作经验，他在当地电视台谋到了一份摄像的工作。
“相对于一个人旅行来说，生存是个很大考验，外地人生地不熟，为了完成旅行计划，有时你不得不去当地打工来换取收入，这也是个人旅行计划的一部分，会使下一阶段走得踏实。”杨琦说。
电视台工作了三四个月，积攒了一些盘缠后，杨琦坚持自己的旅行计划，去到了下一站阿里，在那里他结识了当地一位做传统藏器的藏族小伙。
当地交通和信息蔽塞的现状，使得小伙子生意大多只能保本，并没有太多业绩可言。也许是年纪相仿，杨琦从内地感受到的市场销售经验很快被这个藏族小伙儿用在了自己的产品上。
“每天我俩都探讨如何给藏器加入更多的元素使得能够卖个更好价钱。”杨琦说。
“对于经过中国式教育的年轻同学们来说，大多求学和毕业后并没有太多收入，我们希望为梦想提供一只有力的臂膀，使得‘间隔年’计划更好地实现，认识全新的自己。”对于基金的设立，乔新宇这样表示。
目前提供“间隔年”支持的项目并不在少数。日本甚至有专门的“间隔年”促进协会，在全日本高校不断游说学生们加入“间隔年”计划。欧洲、中国香港也有类似组织，另外一些国家进一步降低了出入境的门槛，也使得“间隔年”计划更加容易实现。
2008年9月，杨琦去了深圳，一年的旅行时间给了他很多启发，不久后萌生了自主创业的念头。
如今，杨琦创办了一家名为“秋天文化”的传播公司。尽管初创期面临着业务量少、余款难收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回想起“间隔年”的那些经历，杨琦觉得这太“小儿科”。
“在西藏能听全国各地人的心声，大伙儿都卸下了自己的外表，更多以一种人内心的心境去接触对方，能听见最真的对方和自己，有这些经历后，你会觉得面对再困难的事儿都能够克服过去。”杨琦说。
杨琦觉得，选择“间隔年”的确损失一些职业化的竞争时间，但留下了值得这辈子拥有的宝贵财富，这值得拥有。
而这正是“中国间隔年基金”设立的意义所在。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