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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2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闫冰
10月16日，首届“10·17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来贺信，他在信中表示设立中国扶贫日的决定与全国性扶贫大会的召 开，表明中国越来越重视消除贫困，而且这些步骤的提出正值关键时刻。
10月17日是第22个国际消除贫困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也是我国首个“扶贫日”。今年8月1日，国务院批准，自2014年起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立为我国“扶贫日”。
论坛开幕式上，联合国驻华协调员诺德厚致辞并宣读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贺信。潘基文在信中指出，根据联合国的多维贫困指数，如今全球仍有22亿人生活在赤贫中。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已有6亿人摆脱贫穷，但还有9000万人生活在国家的贫困线之下。对此，他表示联合国期待与中国合作，应对这些多维挑战，并帮助其他国家通过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克服他们的挑战。
诺德厚表示，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10%的农村人口依然处于贫困线以下。同时，在很多国家,贫困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收入低的问题，贫困人口没有办法享受到很好的教育、医疗还有其他的服务，没有办法和自然和谐相处，也没有太多自己的力量去对抗贫困，现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进行减贫来帮助这些人。
“从联合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会继续和中国政府合作，寻找一些长期性的可持续的创新性的方式，去进行减贫。”诺德厚说。
创新，已经成为扶贫工作中的热议话题。在分论坛中，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及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社会组织在新阶段扶贫工作中如何通过创新手段，更好地连接资源、参与扶贫工作。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 刘文奎：
扶贫工作如何动员公众参与
包裹类项目由于简单便捷、可量化、企业公众参与度高等特点，受到很多社会组织的青睐。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介绍，收到包裹的孩子将会亲手写一张已经贴好邮票的回音卡，这个简单的小举动就能让捐赠者感到温暖和放心。
扶贫工作怎么做?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真正的社会扶贫需要企业、社会组织和每一个公众参与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三者是什么关系?我的理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扶贫中就像一座桥梁，左边是企业、右边是公众。如何推动社会扶贫，社会组织应该怎么来搭建这个平台、发挥好渠道的作用?
原来的体制机制不能够让足够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所以要探索新机制、新办法。
我的体会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项目创新。随着贫困人口的不断减少，随着贫困不同阶段的变化，项目要不断的创新，最早的时候说贫困问题，是要给他们解决吃的、喝的、住的基本问题。那么这个温饱解决之后，对扶贫的要求实际上更高了。
原来我们筹资后，钱发给贫困群众，后来发钱不行要买东西，但现在买东西也不行还要帮他们致富。这就是资金使用方式创新。比如我们在灾后重建的时候，会给帮扶的村子建立一套机制，帮他们建立合作社、让他们学习谋生致富的手段，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第三是参与方式的创新。社会组织如何让公众能够更容易地参与到扶贫当中?这几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应用给社会公众参与扶贫带来了非常多的选择，微信支付、网络捐赠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我们说一个人捐一块钱，一年就能够捐10个亿，以前很难做到，现在却很容易。
这里我有几点心得或者小窍门，即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一定要额度小、方便快捷、简单透明。
比如我们的“爱加餐”项目，每年有两个星期，公众在所有的肯德基餐厅吃饭时候向他宣传：你可以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捐一块钱。这个项目已经实施6年，每年筹款大概2千万左右。再比如“爱心包裹”项目，一个包100块钱在全国的3.6万个邮局网点都可以捐，然后这个包裹由邮局送到你选择的孩子手上，孩子拿到之后会给捐赠人寄一个回应卡。这两个项目都符合适于公众参与的特点：额度小，参与便捷，透明。同时，社会组织也搭起了一个台子，连接起公众和企业共同参与。
再比如今年如火如荼进行的徒步活动，公众参与度就很高。扶贫基金会的善行者四个人一队，远的要走100公里，近的要走50公里，当时我们担心这个活动组织不起来，报名结果出乎我们意外，总共是征集1800个报名者。这就说明公众的参与的热情非常好.
最后完赛的是1600个人，加上我们提供3000人的服务团队，志愿者跟政府支持的人大约2000人，参与者自己带的后援团大概有1000人，大家走完之后印象都很深刻，这种平台一旦搭建，只要是方便的、透明的、大家喜闻乐见而且能跟他的需求结合起来，实际上参与度是非常高的。
那善行者怎么扶贫?四个人一队要呼吁亲友支持他们，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捐钱，包括改善生活教育条件、增加营养餐、给他们买鞋等等，最多的一个队四个人筹了13万。
所以公益组织推动社会扶贫最关键的是要瞄准需求，而瞄准需求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不断创新，然后根据大家不同的需求，在不同阶段推出不同的项目。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朱锡生：
通过赋权妇女减少贫困
“母亲水窖”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传统项目，据副秘书长朱锡生介绍，项目从设计到具体执行都会让受助地的妇女尽量参与决策，通过赋权提升她们的地位和自信。
目前我国的贫困人口中妇女大概有4500万人左右。在我国特别是农村地区，受历史文化和生活实际因素的影响，相对于贫困人口中的男性而言，妇女所处的位置更加弱势。
在基层调研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女性的作用被局限于家庭内部，在获取教育、就业、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源方面女性与男性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客观上仍然存在着角色差异，为整个扶贫工作的推进增加了难度。
其实女性不仅承担社会劳动，还承担着更多家庭劳动和责任，我们认为帮助妇女脱贫的过程中，收益的不仅仅是个体，实际上是帮助一个家庭，帮助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
目前在女性扶贫工作中有几方面主要问题，第一贫困妇女的数量庞大，特别是留守妇女正在成为中国当前新的特殊的困难群体。第二贫困妇女的收入增长速度相对男性是慢的。另外贫困妇女的健康状况问题严重，农村地区超过60%的妇女患有妇科疾病，像干旱地区缺少干净用水就很容易造成女性健康问题。最后，在社会劳动中女性参与度低，参与平台有限，妇女在很多地方仍然处于边缘和重组的地位。
记得2012年我去云南调研，一个家庭的情况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家中丈夫是哑巴，妻子患宫颈癌，因病反贫，家里四处透风，没有干净的衣服。我们同行的同事、记者、志愿者，都自发把口袋里的钱掏出给她。但那只是解决了一家的问题，还有太多这样的家庭。
针对这样的现状，我们社会组织能做些什么?在公益领域已经出现了很多针对妇女的项目，包括中国整体的扶贫战略也聚焦到了女性。在妇女的扶贫减贫上我有三点体会。
首先，是要把女性权益的保障贯穿公益始终。在项目设计上把妇女作为明确的目标人群，项目执行、跟踪评估每一个环节都要对男女两性进行不同的分析。比如我们以母亲创业平台辐射带动了300余万名妇女受益，在项目执行上我们调动妇女的参与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最终，我们要将妇女在项目管理中是否具有决定权、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否提高作为重要衡量标准。
第二是坚持赋权女性，把女性的参与度作为重大指标，强调女性在项目中的主体地位，重视她们的参与意识和能力提升，尊重她们的自主选择权益，缩小女性在生产生活和资源分配中与男性的差距。比如“母亲水窖”的项目中，我们要让当地女性参与村民小组管理，组织她们进行培训、学习，参与工程的选景、材料选购、建沼气池等等，着重对贫困妇女自身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扶持和培养。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做法，就是女性在扶贫方面充分给她们权利和能力，在自主发展上给她们一把力量。
第三，就是把提高和改善妇女健康水平作为重点。女性健康问题在偏远地区、贫困地区尤为严重，到2014年10月底，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已经向贫困地区配制2108辆“母亲健康快车”，中科院清华大学的项目评估报告显示，通过参与项目实施，妇女们走出了小家庭，有些农村妇女从刚开始见到项目组同事躲得远远的，到有了话语权和家庭事务决策权。
这只是我们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妇女扶贫减贫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做法。消除妇女贫困问题、消除社会的贫困问题，仍需要社会组织共同努力。
■ 本报记者 闫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