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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1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菅宇正
■ 本报记者 菅宇正
不久前菜鸟网络与顺丰之间的用户数据争夺战，虽然在有关部门的介入后迅速平息，但却暴露出了快递行业在平台融合后数据垄断的罗生门。而同样的问题，似乎正随着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兴起与垄断，在公益行业中上演。更为严重的是，与顺丰自有稳定业态支撑下的公然叫板相比，公益机构被纷纷抓住“筹款”这一生存命门后，正在逐渐失去独立的资本。
在过去的近10个月时间内，民政部公布的首批指定十三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以下简称：互联网募捐平台)上演着极端的分化与垄断。当中一些平台在传统PC端访问量骤降后，并无能力和渠道在移动端直达用户，即便头顶“民政部指定平台”这样的光环，也几乎无人问津;而少数平台却依托企业背后庞大移动端用户资源，正在加速对公众互联网募捐渠道的垄断，并且在新技术与企业核心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朝着捐赠用户及大额捐赠企业的数据垄断转变。
而反观公益机构，在自身无法搭建广泛而有效的募款渠道时，对筹款被垄断的局面似乎已无能为力。
移动支付和社交应用正在让腾讯和阿里成为公益捐赠的垄断性平台
指定平台的垄断与边缘化
目前，在首批指定的十三家互联网募捐平台中，腾讯公益平台与支付宝公益平台在捐赠数据、上线项目以及捐赠人次方面遥遥领先。
截至2017年6月13日，腾讯公益平台的捐赠总额突破18.9亿元，累计捐赠人次1.1亿人次，累计上线的公益项目25,477个，其中筹款最多的是由爱德基金会于2009年7月发起的“贫困孤儿助养”项目，捐助善款总额超过1.44亿元，而这样的金额甚至超过了许多平台累计筹款的总和。
支付宝公益平台捐赠总额突破7.8亿元，捐赠人次超过1.8亿，平台目前正在筹款的公开募捐项目共有153个,2017年第一季度累计上线项目491个。
与这两家巨头相比，中国慈善信息平台、广州市慈善会慈善信息平台、基金会中心网、公益宝、百度公益平台，无论在捐赠人次还是累计捐赠资金方面，都不在一个量级上。其中，中国慈善信息平台累计上线29个项目，捐赠金额为6.2万元，而中华儿慈会发起的“为弱势娃娃拂去眼前朦胧(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就筹集资金5.6万元，这意味着其余28个项目仅累计获捐6000元左右。而基金会中心网目前显示9306个公开筹款的项目，捐赠金额均为0。
对于十三家平台的分化，在轻松筹联合创始人于亮看来，根本问题在于平台有没有自有固定用户群体。他说：“一些平台本身并没有固定用户群体，很难依靠自身平台现有资源实现用户导流，这些平台目前扮演的角色是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发布及展示平台，而真正具备互联网募捐功能的平台，多数都是此前平台或平台背后的企业有着固定用户群体，平台可以将这些用户转化成捐赠用户。”
轻松筹平台累计上线300个公益项目，捐赠金额超过2000万，目前正在筹款的44个项目中，筹款最多的达到115万元。“之所以有用户通过我们平台进行捐赠，是因为我们有长期稳定的业务，形成了较稳定的用户群体，才能对这部分用户实现从自有业务向公益平台的引流，而对一些没有稳定业务为其带来固定用户的平台而言，很难有捐赠行为的产生。”于亮说道。
垄断的把手：社交、移动支付，而非公益
腾讯公益平台与支付宝公益平台各项数据全面超越其他平台，得益于其背后企业所拥有的庞大用户群体，以及两家企业的拳头产品——微信、支付宝开放端口后所带来的巨大用户引流，而细看两家平台嵌入手机软件后做出的布局与调整，也在向各自平台的原有用户的使用习惯做着适应性调整，一个基于社交、一个基于支付。
基于微信的强大社交属性，腾讯公益提出了“指尖公益”的口号，而随之推出的“一起捐”模式，“一人发起，好友助力”的原理也带着浓郁的社交色彩，让筹款项目具备了出现在朋友圈中的基础。
2015年9月9日，腾讯发起首个“99公益日”，并拿出9999万元作为配捐资金，三天时间，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共有205万人次捐款1.279亿元。企业的助力，技术的支撑，让腾讯公益平台为公益机构呈现出一个尚未开发的庞大公众捐赠“金矿”，引得众多公益机构争相参与的同时，也奠定了其在互联网筹款领域的领头地位。而2016年第二届“99公益日”上众多企业的加入，让配比资金更加诱人，三天时间677万人次捐赠、3643个公益项目上线、善款捐赠总额达到3.05亿元。
一次次刷新捐赠金额的背后，是公益机构实现快速筹款的同时，不遗余力地让募捐信息迅速在公众朋友圈中刷屏蔓延。密集的宣传与曝光，推动了微信平台用户快速向其公益平台捐赠用户转化的过程。
与腾讯公益平台的数据相比，支付宝公益平台有所差距，这与支付宝本身较弱的社交属性不无关系。但依托支付宝本身强大的移动端支付属性，以及阿里巴巴商业体系的庞大用户，支付宝公益平台很早便上线了月捐模式，在用户同意后，支付宝每月自动扣除相应金额用于支持公益项目，让公众形成持续关注公益的同时，也在培养用户的固定支付习惯。
在入选的十三家平台中，虽然有一批新上线的平台开始与自有企业资源结合，取得一定成果，如新华网拥有的大量新闻受众，累计捐赠金额超过5900万;京东公益平台设立“物爱相连”物资捐赠平台，依托京东电商领域及物流领域的自有优势，实现了较高的项目完成度。但在用户体量及筹款能力上，这两家平台均与前者存在较大差距。而从两家平台均在微信中开通公益平台的端口亦可看出，其本身资源无法为其带来众多的用户数量。
至于另外一些本身并没有固定用户群体，又仍旧固守着PC端，在手机端口没有直达用户技术和渠道的平台，如中国慈善信息平台、广州市慈善会慈善信息平台、基金会中心网等，出现了无人捐赠的尴尬境遇，而这样的境遇并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准入门槛外的无奈观望者
相比于入选平台中上演的垄断与分化，此前长期开展互联网募捐的平台中，有的积累众多公益机构资源和捐赠用户群体，却因为落选而被迫关停，而何时能够戴上“指定平台”的名牌，尚不清楚。
易宝公益圈创建于2008年5月，在当年的汶川地震中，通过易宝公益圈募集善款达1850万元，是当时互联网三大公益平台之一。在首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甄选过程中，易宝公益圈也参与评选，易宝支付CEO助理唐文表示，初审环节易宝公益圈顺利通过，但对于最终落选的原因并不太清楚。“作为最早开始做互联网筹款的平台之一，依托于易宝支付本身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技术优势，易宝公益圈发展迅速，且与超过50家公益机构合作，所以在整个评审过程中，我们对自己的期望挺高，但最后的落选让我们有些意外。”
落选后，易宝公益圈停止了平台上的公开募捐项目，累计捐赠金额超过7100万元。而在落选前的两个月，易宝公益圈刚刚推出新的捐赠模式“生日捐”，号召公众在自己生日当天，与好友一起将原本用于购买生日礼物的钱，捐赠给支持的公益项目。在唐文看来，这样的模式是一种改变公众日常捐赠习惯的尝试，但该项目随着平台的落选而一并停止。该平台目前已经转而成为个人求助平台。
唐文表示：“对于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需要有准入门槛，保证公开募捐的合规合法，但是应该建立一套考核评价体系，让做的好平台陆续进入，也让做的不好的平台退出去，这样才能让各个平台保持足够的创新性和活跃度，在不断的完善和创新过程中，推动公益的发展。”
垄断的要命之处：捐赠人数据
在互联网募捐渠道被少数平台垄断后，对于捐赠人用户数据，平台出于自身企业利益考量，对公益机构切断了端口。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此前的菜鸟网络与顺丰因用户数据争夺而相互关闭端口的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最终在有关部门的介入下平息，但从中亦可看到企业对用户数据的看重。
在互联网筹款关系中，一边传递公众爱心与善款给公益机构，一边又传递公益机构的项目情况和反馈信息给公众，互联网募捐平台承担着类似快递的功能，当公益机构互联网筹款占比增加，对用户数据的诉求也越来越高时，关于用户数据的争夺似乎也在所难免，而公益机构对互联网募捐平台的依赖使得这样的争夺并未公开化。这种依赖从以下这几家基金会数据中可见一斑。
2016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互联网筹款总额1.46亿元，占个人筹款总额的76%，占机构全年筹款总额近31%;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互联网筹款1.59亿元，占机构全年筹款总额41.5%;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互联网筹款金额1.19亿元，占全年总筹款额66%;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慈会”)互联网筹款达1.74亿元，占全年总筹款51%。
儿慈会副秘书长姜莹说道：“从公益机构自身角度而言，获取相关捐赠人相关数据的诉求一直都在，因为公益机构要对捐赠人进行日常维护、捐赠人数据库搭建，后期捐赠服务等，都需要有用户数据为基础，但是目前，这些数据我们还是还无法从平台获取。”
而腾讯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在此前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无法确定公益机构本身是否有能力对用户数据安全有效保护，且不知道用户本人是否同意，公益机构对用户数据的使用计划不明确的情况下，腾讯公益平台无法贸然提供给公益机构。”与此同时，孙懿也表示，腾讯将会在今后的时间搭建数据平台，为公益机构提供服务。但数据是否收费，目前尚不得而知。
近日由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组织起草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平台《基本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中，关于捐赠用户数据的规定正式写入。其中规定平台方需提供技术支持，让慈善组织可以查看平台内每一笔支付记录、捐款详情导出、捐赠人申请发票情况等资料导出;可以对平台内捐赠人信息进行管理和导出，包括捐赠人捐赠数据、捐赠人姓名及平台捐赠人独立标识等。
对于这样的规定，于亮表示：“规定中所涉及的相关数据，轻松筹可以提供，因为其并未真正涉及如有效联系方式、移动支付等用户核心数据。”
“就目前而言，公益机构希望从互联网募捐平台拿到捐赠用户的核心数据并不现实，这些数据是每个平台的核心数据，尤其是对于一些互联网企业而言，在其公益平台进行捐赠的用户，绝大多数都是平台自有业务用户，已经涉及企业的核心利益。”于亮说，“作为平台，既要搭建平台帮助公益机构筹款，又要提供用户数据，这对平台而言是不公平的。平台方已经提供了信息反馈机制，帮助公益机构可以通过平台与用户实现良性互动。未来，平台方可以搭建数据库服务于公益机构，但用户数据依旧掌握在平台手中。”
在姜莹看来，这一规定的提出本身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一规定为公益机构今后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即着手在用户数据方面的布局和发展。目前我们采用的方式，属于‘哪儿筹款，哪儿反馈’的模式，即通过平台方提供的反馈渠道与用户进行互动，这样的方式更大众化，也更宽泛;而对于一些长期、高频次的捐赠用户而言，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反馈信息和服务更高，但在现有的模式下公益机构没有用户数据是无法提供的，接下来需要在这方面加强投入。”
姜莹同时也表示，在公益机构自身能力还不足以对用户大数据进行良好使用时，可以与平台方合作进行大数据分析，对捐赠人数据进行精确计算后，帮助公益机构进行个性化的捐赠服务。
去年未颁发“牌照”前，圈里对主要公益筹款平台进行过这样的梳理，今天回头看来，当时有些成绩不错平台已经在这场战斗中倒下
企业捐赠资源再被蚕食
顺丰敢于与菜鸟网络公开竞争，是其不断完善自有仓储、物流体系，拥有独立的用户数据库和稳定业态，并没有对菜鸟网络形成过度依赖。而对于目前的公益机构而言，在公众筹款渠道及数据均被互联网募捐平台垄断后，原本独有的大额捐赠企业资源，也正在被互联网募捐平台所获取，自我独立的资本随之流失。
2015年7月，腾讯公益在微信社交平台上推出“益行家”运动捐步平台，公众虚拟步数捐赠，企业配捐买单的模式正式形成，企业的回报则是获得平台页面的品牌展出，所有当日进行步数捐赠的微信用户均为受众。截至2017年6月13日，已有超过2.93亿用户参与，213家企业参与，捐赠善款超过4.71亿元。而这种模式的前提，是企业需将自身相关资料和捐赠情况先提交腾讯平台进行审核。
新技术衍生的新捐赠模式，将原本大额捐赠中公益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双向关系转变成为公益机构、互联网募捐平台、企业间的三者关系。而除了微信运动捐步外，支付宝公益平台也上线“行走捐”，所采用的模式与微信运动捐步相同，同样是用户捐步，企业买单。
一边是进行公众筹款时互联网募捐平台的依赖，一边是原有的大额捐赠企业资源被互联网募捐平台逐渐获取，公益机构当前筹款的两大渠道正在逐渐与互联网筹款平台深度捆绑。在于亮看来，一边连接个人，一边连接企业，这本身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趋势。而姜莹则认为，目前平台所掌握的企业数据仅仅是浅层数据，也并非核心数据。
对于公益机构与互联网募捐平台在用户数据上的关系，孙懿表示不应该是一种竞争对手的关系，而是协力合作，让数据更好的发挥作用。对此，姜莹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她说：“公益机构与互联网募捐平台之间，应该是合作共赢的关系，公益机构运作好的公益项目，互联网募捐平台提供的不仅仅是流量，还有技术、人员和更多创新平台，两者合理共同推动公益的发展。”
但是在菜鸟网络与顺丰用户数据争夺中，菜鸟网络总裁万霖也曾公开表示：菜鸟跟物流行业绝非竞争关系，而是合作伙伴，菜鸟的责任是用技术和数据服务去支持全球的物流快递公司更加有效的提供服务。但在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强东看来，在被菜鸟网络获取大量利润的同时，物流企业的“命根子”也在被菜鸟网络抓在手里。
互联网技术为公益行业所带来的改变与进步比比皆是，公众的便捷参与、公众筹款渠道的打通、公益项目的透明展示、项目信息的及时反馈等，而平台从中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互联网募捐平台利用大量技术不断为公益机构勾勒着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变革时，公益机构自身是否已经有足够能力来全盘接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