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会员，消费商品，商户为你捐赠“公益保障金”，保障金归入公益机构“基金池”，一旦有现实需要可随时提出申请，通过审核后即可报销一定基数的保障金，形成一种由社区居民的消费行为催生的商业模式来推动公益事业的循环机制---这是北京樱桃公益基金会自2015年7月创办至今一直在做的一件事，这种公益模式被他们自己称为“国民第二保障计划”。

按照基金会理事长王迪鹏的说法，这个项目的最终愿景，就是要让社区居民的每一次消费行为，都变为是在帮本社区其他人积累一次善行，从而为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带来长远而可持续的贡献。只要能够按照这个既定目标前进，该项目定能帮助社区打造和谐、安乐的“桃花源”。

北京樱桃公益基金会力推的“国民第二保障计划”究竟在以何种模式运作?具体操作流程如何?它真的能够成为社区居民生活保障的“桃花源”吗?《公益时报》记者近日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究竟是怎样一个保障法

网络搜索“国民第二保障计划”，其官网的相关介绍如下：基于消费相关性的卖家代缴模式，即社区成员在该计划认证的商家消费时，由相应商家向社区基金缴纳保障费用，社区成员即获得樱桃指数以及相关的医疗、养老、教育等保障。

据北京樱桃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南潇介绍，该项目的完成通道是由若干商家组成、且能够为他们的公益模式持续造血的商业模块——“樱桃阵”，每个入驻其中的商户叫做“樱桃铺”。商户缴纳的公益保障金比例由其自主决定，公益保障金的返还比率因商品属性不同而有所差异，通常基于商品订单金额的0.5%-30%不等。随着在社区合作社商城购物金额的提升以及购物次数的增加，樱桃特权指数最高可达90%。

南潇举例说：“假设你是某社区的居民，也是我们基金会‘国民第二保障计划’的注册会员，并在该计划认证的超市买了5斤苹果共花费15元，这家超市设定水果类商品的公益保障金返还比率是0.5%，那么他就会将0.5%的公益保障金也就是0.075元返还到我们基金会指定的基金池里，同时你个人的‘樱桃特权指数’也会相应上涨。后来你又陆续购买了洗涤用品69元、厨房用具821元、家庭装修12900元等各种服务，这些商户返还到基金池里的公益保障金也在随之增加，你个人的‘樱桃特权指数’也会跟着攀升。如果你们社区可申请公益保障金的樱桃特权指数定为15%，当你的樱桃特权指数积累到等于或大于15%时，就可以提交申请手续，审核通过后即能领取保障金。”

王迪鹏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将社区居民日常的消费支出和其能够获得的保障有机连接起来是他们建立该项目的初衷，其实质是在每个社区建立一个公益性的社区公积金系统。

“大家通过消费，让基金池充盈起来，当其中一部分人产生公益保障金报销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申请进行报销了。”王迪鹏表示。

王迪鹏说，这种公益模式实际上是在以基金会为指导核心的前提下，通过社区理事会促成的一种社区公益帮扶行动。

目前该项目已在北京、重庆、河南、山东、贵阳、天津等省市铺开，其中重庆发展速度较快，已经有20多家试点社区。

截至2017年6月8日记者采访当天，北京樱桃公益基金会官网显示：基金池累计总额1561749.55元，已获得补助人次4260人，已发放补助金额743201.43元，已认证社区合作社1036个。

“桃花源”的地基是怎么打的

据南潇介绍，该项目的最大亮点就是建立了以基金会为指挥中心、设立商户与社区居民的沟通桥梁——社区理事会。她说，这也是项目实际操作了大半年、被现实摔打了无数次之后才有的结果。

曹涵秋是该项目落地在重庆地区的运营人员，他对项目定点实施的社区理事会从筹备到建立过程都很熟悉。据他介绍，刚开始搭建项目框架的时候，主要是通过本机构的工作人员负责讲解、沟通和联络社区居民等方式推进。可是这种方式运行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路越走越窄，陷进了很难打开局面的死胡同。

王迪鹏还记得最初向商户介绍这个项目时，对方直言不讳的拒绝：“你们代表得了社区吗?我们说给公益基金池捐了几个点，人家凭什么相信啊?”

“这时候由社区理事会出面来进行解释说明就比较合适了。”王迪鹏表示。

据王迪鹏介绍，理事会成员主要来自社区居民推举，经过大家投票来决定谁可以入主理事会。现在各试点社区理事会的配置为9~11名成员，原则上中国共产党党员为骨干，这样也利于该理事会保持与政府部门的良性沟通。

社区理事会的框架成型以后，下一步就是联系与社区对接的商户。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只要和社区居民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相关的商户，都被王迪鹏列入了项目开发阵营。王迪鹏说，让诸多商家理解并接受这样的一个公益项目且最终达成合作，是具体执行过程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商户加入该项目之初都在互相观望，没搞清楚捐赠公益保障金和自己的生意好坏有啥关系。

“我们采取了对所有加盟的商户进行公益贡献公开排名的方式，你的公益捐赠金点数越大，排名也就越靠前，这个排名大家是可以通过社区公共平台看到的。”南潇说。

排名越靠前的商户，越能够赢得社区消费者的信任和青睐。基金会还给商家做了公益认证证书和牌匾，鼓励商户将其放在显眼的位置，凸显自身公益贡献。”

几次排名下来，商户们公益捐赠金的竞争变得热闹起来，结果有效推动了该项目的顺利实施。

“当人性中的私利被社会公益心感染和削弱，当公益心开始占据主动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的公益风气才会日渐浓厚，每个人也会因此受益。”南潇说。

重庆试点故事

该项目第一个试点社区选在了北京的百环家园，但因商家中途退出合作，最终宣告夭折。

王迪鹏将下一个试点选在了重庆。重庆加州花园是北京樱桃公益基金会推行的“国民第二保障计划”在当地试点的第一个社区，78岁的伍明书老人是该社区第一个通过审核，领到医疗报销款的居民。

伍明书与老伴独居，子女不在身边，身患恶性肿瘤，必须经常去医院开药以维持治疗效果。2017年1月10日，她将医疗费用中的自费部分，向社区理事会申请了医药费用报销。北京樱桃基金会对其上传的医疗票据初审通过，经12位该社区居民投票后终审通过，最终获得医疗报销款1454.35元。

在重庆执行项目运行的曹涵秋说，伍明书老人报销成功的案例打消了许多社区居民的顾虑，该模式在当地也就此传播开来。

重庆落地且初步取得成功之后，王迪鹏又将该项目推向北京、天津、河南、山东、贵阳等地的部分社区。王迪鹏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目前他们已经与河南焦作人社局达成合作，正式签订了“互联网+智慧社区”的战略协议。焦作给了北京樱桃公益基金会1800个社区作为项目试点，将其在这些社区原设的人社局服务站升级成为基金会的社区中心，将他们的公益模式和国家社保进行有机融合，以期为社区居民带来更实惠和便利的保障。

王迪鹏说，作为立足首都发展的北京樱桃公益基金会，最大的愿望还是该项目能够在北京站稳脚跟。只要首都北京能够全面认可和接受他们的“国民第二保障计划”，向全国其他省区市再推也就事半功倍。

2月14日，北京丰台区芳古园社区试点成立，这也是继项目初始百环家园试点宣告失败之后，王迪鹏在北京设立的第二个试点。

“虚拟家庭计划”是在北京樱桃公益基金会指导协作下，芳古园社区目前正在运行的公益项目，它也属于整体项目之一。该计划运作模式是：同属该项目注册会员，年轻人可通过自愿甄选的原则，与本社区一位并不相识的老人进行会员账号的绑定(这位老人属于在生活方面确有困难的居民)。绑定之后，该年轻人每次在经过认证的合作商户那里消费的积分均会悉数及时的转入这位老人账号，每一次转入都会增加这位老人的樱桃特权指数，待老人的指数累积到本社区规定值，就可以享受该项目中的医疗报销特权。

关于社区互助保险模式的争议

王迪鹏对该项目前景充满信心。但“国民第二保障计划”真的能够打造社区“桃花源”吗?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民政局会对包括北京樱桃公益基金会在内的所有类似项目保持高度关注。之前该基金会也曾多次到北京市民政局进行陈述沟通，希望局里有关部门能够多给一些支持。局里回复说，不要一上来就找支持，先扎扎实实在北京试点一个社区，把这个社区做好了做成功了，社会自然也就认可了。

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处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国科则认为，对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社区互助公益模式，不宜轻易定性，给一个“好”或“不好”的结论，毕竟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国内发展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

“对于社区群众来说，目前这类项目加入门槛低，操作方法特别简单，所有相关内容一目了然，公开透明，容易达成管理效果。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待这一类型的公益模式是否应该更为审慎客观，不必一棍子全打死，给它一个生长期、观察期和成熟期，看看它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何国科说道。

“类似这样的公益项目是否能够保持初心，坚持自己的公益使命，才是其得以良性发展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清华大学NGO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强调，打着公益的旗号，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案例太多了，尤其是坑蒙拐骗老年人。

类似项目的监管对政府来说其实“很头疼”。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其实政府监管是很难的，第一是政府监管的能力有限;第二是一些过于创新的公益模式，其问题并非瞬时就能表现出来，实际项目运行一段时间以后才会暴露出来。往往一旦暴露了，可能也就不可收拾了。”

如何完善项目运行机制，也是这位负责人关心的。他说：“基金池中的资金是有限的，如果前一个人报销额度较大，后一个人就没办法报销了怎么办?这也容易造成矛盾甚至纷争。”他建议北京樱桃公益基金会在项目实际运作过程中，夯实完善社区理事会决策机制，提高基金池的使用质量和效率，加大商户入驻前的审核力度，厘清商业操作与公益运营的基本界限，力保公益方向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

■ 见习记者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