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新闻
2014-04-02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刘茜茜
“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作为中国的第一代公益律师，郭建梅这样评价自己走过的公益律师之路。尽管路途并不顺畅，尽管也曾因为与现实的冲突而抑郁，但她仍然表示：“我会一直这样干下去，除非走不动了。”
辞去公职，投身NGO
郭建梅的公益律师之路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源于对妇女的关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的郭建梅先后在司法部研究室、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等处工作。
在此期间，郭建梅曾参与了1992年4月颁布《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的工作，并与人合著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指南》。
最初的工作与法律相关，但与公益却有一段距离，转折发生在1995年。
当时还在《中国律师》杂志社工作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本来只安排了一天的时间，但被NGO议题迷住了的她，却在那里待了十几天。在论坛上，有国外人士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没人能回答。她第一次听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
大会给郭建梅的感觉，“像找到了亲人”。回家后，她告诉丈夫刘震云：“NGO的工作太适合我了。”刘震云听了之后说：“只要你快乐就去做。”但大多数人都对她的选择持反对意见，郭建梅的法官哥哥就劝她，一般律师都不好当，别说公益律师了。毕竟在那个年代，辞掉铁饭碗还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但这并没有打消她的念头。
拿定主意的郭建梅在参加完大会3个月后，便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工作，与北大的老师一起，组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做起了针对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免费为没钱、没地位、求助无门的弱势群体代理案件。而最初的所有开支，全靠美国一家基金会提供的4万美元启动资金。
从个案到法律倡导
针对妇女进行法律援助的定位，使郭建梅接触到的多是苦难中的女人。多数求援者都处于社会底层，上访和不幸让她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甚至满身伤病，散发恶臭。
郭建梅说，做这些人的代理律师时，她们会一同遭受白眼。偏见不仅来自大众，甚至来自法官。曾经，有法官冷冷地问郭建梅，你怎么代理这样的案子，你是律师吗?甚至因为原告和被告悬殊的社会地位，有的法官根本没有履行基本的法律程序。
郭建梅办的第一个案子就不顺利。一位来自江苏徐州的妇女，因为儿子被当地公安人员打死，前往北京上访，没有讨到结果，自己又被一辆旅游大巴撞成重伤，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被摘除。尽管交管局认定事故中她无过错，但肇事车所属的大型国企只赔偿了她3万元。这名妇女不服，向法院起诉，但很快败诉。
这名妇女找到了郭建梅。郭建梅写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她觉得写得很好，自己都感动了，胜诉的把握非常大。但结果是：败诉。去领判决书的时候，法官态度非常恶劣。“我永远记着这个法官。他没有把判决书递到我手里，哗地就扔地上了，我都想上去抽他。”遭遇太多不公平的待遇，郭建梅走出法庭时，眼泪便再也无法忍住，而她代理的那个农村妇女，则嚎啕大哭。
接下来，是更多的败诉，一个接一个，似乎看不到什么光亮。一年之后，中心的4名专职律师走了两个。
“中国这么多弱势群体，这么多人上访，不能光是堵，把人家给关起来啊，得解决问题啊，不能总是拿人的生命和尊严不当回事!”郭建梅说。
总是代理个案，“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钉”。经过摸索，郭建梅和她的团队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她们开始选择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案子，希望通过案子推动立法，惠及更大的人群。
她们打《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通过后的京城第一起性骚扰案，推动社会和公众对《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的认识;她们打劳动争议纠纷案，倡导男女平等就业权;此外，她们还打了职场性别歧视、妇女的劳动权益、针对妇女的暴力、外来女工权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等等涉及妇女权益的重点和难点领域的案件，并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立法倡导，大大扩展了受益人群。
成绩背后的困惑
成绩的取得，并不容易。一路走来，郭建梅承受了太多的心理压力，以至于曾经患上了抑郁症。“公益律师这个职业，可能比起任何一种职业都是最艰难的，它的艰难包括很多方面：精神的，身心的。”郭建梅说。
那是在中心成立5周年的时候。郭建梅上台讲话，才说了几句就流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没办法把话讲下去。那段时间，她经常哭，对刘震云说，不想再继续干这件事了。“其实我很少跟刘震云说这些事情，我不想把工作的烦恼带回家里。”她突然特别恨这个社会不可救药，自己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好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
“你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救助这个社会，结果被人家一脚踢了出来。凭什么这样做啊?我有这样的义务?别人说我精神病，说我炒作，说我想出名，这么多屎盆子往我身上扣。我们一方面沉浸在自己的精神海洋里头，自得其乐，另一方面，我们又和现实相冲突，这是蛮拧的一件事情。”
“刘震云开始也不理解，为什么干这么点事情就得这个病了?你看我当初被退了这么多稿子都没抑郁。”郭建梅家里有两个箱子，里面装的全都是刘震云当初没发表被退回来的稿件。
一位国外专家告诉郭建梅，在美国，公益律师需要经常接受心理咨询，过多地接触社会阴暗面而不懂得排遣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郭建梅去看了医生，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有得过抑郁症的朋友告诉她，得了这个病，脸皮得厚，不要闷在心里不说，不要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得锻炼，一定要吃药。郭建梅吃了大半年的药，病好了许多。她做了这么多年公益律师，刘震云给她的支持很多。“他给了我一个很安稳的后方，那是一个港湾，不至于我失业了，没有钱没地方住。”
把公益律师做到底
抑郁症并没能阻止郭建梅将公益律师坚持做下去。
09年，她参加了北大法律系同学毕业25周年聚会。她曾经的大学同学，现在有人当上了大官，有人当上了年薪千万的大律师，但当了15年公益律师的郭建梅，现在依然是月工资只有几千。很多人不理解她，有同学问她，建梅啊，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呀?
“我觉得自己像一列火车呼地就冲出去了，还没顾得上想为什么。有的人趋名，有的人趋利，我这样的是趋理想、趋信仰的。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对待自己的生命?怎么样才不枉费一生?如果凭着我现在的资源，做商业律师的话，收入会比现在高很多很多。但我不想做商业律师，不想做家庭妇女，我就想做现在的事，这样才快乐。”郭建梅曾这样表述自己的追求。
2010年3月25号，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被撤销。郭建梅记得当时网上有很多很多人支持她们，网站上收到大概不下几百封信，其中很多人给她们写诗。这些让郭建梅看到了老百姓对公益律师的理解和支持。
中心撤销后，郭建梅和她的团队注册了北京众泽妇女法律中心，同时成立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继续从律师的角度来开展公益诉讼、开展法律援助。
众泽妇女法律中心，传承和延续着原北大妇女法律中心的宗旨和目标，从NGO的角度，也就是从民间非政府的角度去探索开展妇女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公益法工作的路径和模式。
千千律师事务所成立之后，还进一步扩大了公益法援的领域到残疾人、老年人、农民工等。
“现在我感觉到，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这几年公益律师的发展和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理解了公益律师，并且支持公益律师。”郭建梅表示。
作为千千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郭建梅的月薪是6000多块钱，这是事务所最高的工资。与薪水相比，郭建梅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她觉得：首先要有领导力、影响力，要有去推动的能力;其次是需要充分调动资源，一个是打开政府的通道，希望获得政府的支持和认同，特别是能够在政策和法律的层面上给公益律师以激励，还有就是政府能够给公益律师一定的资金支持，能够允许这些公益律师生存和发展，第二点就是打开律师的通道，进一步能够把公益律师网络扩大，再扩大，能够使更多的人加入进来。第三点是打开企业通道，建设中国国内的筹资渠道。现在中国的NGO和公益律师，99%都是从国外拿到的资金。现在中国的企业家很多，需要把这些企业与公益法律事业连接起来。
(刘茜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