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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7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王心怡
他为了一座自己喜欢的房子远赴北美求学，只因这座房子背后的城市发展理论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提出的。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城市规划及历史保护学院的硕士，之后在伦敦大学巴特勒建筑学院完成以社会人类学方法研究基层社区的历史与理论哲学博士学位。
拥有世界著名建筑学院各种学历的他，从没盖过一座房子，一直对中国的城市及社会发展进行研究，如今更是做着跟建筑与城市学毫不沾边的行当。
他是山寨城市的创始人林达。
林达在2008年开始着手写博士论文，可想而知，他肯定是要写那座心心念念的房子。
而当第一个月找相关文献的时候，他发现当初为了盖这座房子，开发商把他母亲以前工作过的工厂拆了。
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充斥着他童年的回忆，于是，他决定把选题关注到社会研究和社区研究的领域。他开始研究这座房子之外的旧楼，为了更好的融入到这个社区，他在那座旧楼里住了两年。
在那里，他发现这是一个互助社区，虽然每个家庭每个月拿到的工资大概只有3000块钱。但是，他们互助所产生的价值可能是一个月拿10000元的工资才能享受到的，社会价值在社区里面转起来的状态，让他感到兴奋。
2010年，林达回国，在深圳咨询顾问公司工作，主要为社会发展提供解决方案，一做便是四年。
2013年，在一个商谈会议上，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几个福建人。从这几个福建人那里，林达了解到他们的村子大部分已经荒废，靠种植的经济体系不稳定。
出于兴趣，他开始关注乡村，和两三个伙伴一起走进村子进行调研考察，从咨询顾问转化为社会创新的孵化。
那时，他每个礼拜都要去一次福建，每次要8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村子，有时候当天返回深圳。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他与团队开始尝试为福建的这个村子探索一套村庄发展方案。
可当方案出来后，却因为资金问题实施不下去。
2014年年底，他拿着商业计划书去找在上海的一所新加坡的投资银行的影响力投资基金，希望能获得资金支持，而结果是，该银行虽然很认可这套商业计划书，但还是婉拒了他的要求。
因为商业计划书的最后一页提到如何做影响力测评，如何跟农民得到发展共识，如何能够得到数据做到量化……
这个影响力投资基金经理认为这一部分在行业里是缺失的，因为许多投资机构不知道怎么评估创业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大量有影响力需求的资本因此闲置，同时，有意义的项目也不能落地。
这样的一个巧合，让这个基层社区活动的团队退后了一步，以对社区发展的知识与经验为基础，做影响力测评和专业服务的行业。
2015年初，林达创立了山寨城市。山寨城市是一个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这既是一个影响力数据分析平台，又基于数据，提供社会发展的更可持续性解决方案。比如，制定适合发展中地区文化、环境以及经济界条件的信息化技术解决方案，以数据对接关注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市场。为基层人群以数据科学赋能，消灭贫困、发展不公的社会问题。
2017年，山寨城市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负责“为贵州毕节贫困户的学前教育政策研究项目，搭建信息化平台”。
为了保证所参与的各类项目的数据质量，三年间，他们走进了中国一百多个村庄，南美三十几个村，东南亚三四十个村，非洲十个村。
要保证整个数据平台的中立性
《公益时报》：据了解，山寨城市在去年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负责“为贵州毕节贫困户的学前教育政策研究项目，搭建信息化平台”，这个合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林达：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母亲的陪伴会促进儿童数学成绩的提高。对此，我们团队研发了一套APP工具包，当专访员上传留守儿童的照片及发育情况时，数据会以最简单的方式传达给远在外地打工的父母，这促使母亲频繁上线与家人互动，这也让山寨城市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家庭结构数据。
《公益时报》：你认为基金会选择与山寨城市合作更看重哪方面?
林达：现在所谓影响力测评的数据源头质量是很低的，这种低是又花很多钱质量又低的状态。我们切入的点是整个数据采集的方式是真的会有员工从开始、中期、末期在当地村子里呆几年的，这样的方式无论是用人力的数据采集还是用技术的数据采集，都是很贴近当地人的生活质量、生活习惯的。同时，我们可以提供整个数据来源的信息化和解决方案，而这个解决方案是贴近当地人的习惯的，在数据源头上带来很大的价值。
而以前的数据采集方式基本是用A4纸在当地做问卷，把填好的问卷交给一个工作人员，然后放到Excel表格里面，这个数据可能会经手很多人，最后的数据质量会很难保证，全部数据在中间层被消耗掉了。
《公益时报》：那么，山寨城市在选择合作伙伴上会有哪些考量?
林达：我们在选择择合作伙伴上很小心，因为我们触碰的是行业的敏感点，在数据怎么用的问题上会有很多大的投资机构找我们合作，他们很看重基层人口数据。而我们是拿村民的数据来赚钱的，对于农村人口来说，他们的收入水平本来就很低，这从道德伦理上来说是有问题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在我们没有想清楚之前，没有跟任何人去分享这套数据，自己内部也不会用。
第二方面是因为我们跟投资机构的关系问题，这一年多来，经常有投资机构要和我们合作做投资基金，这听起来是件好事，中国的影响力基金很少，但这种联合一般合伙人的形式，对我们整个数据平台的中立性会有影响，这是我们回绝很多客户和项目的关键点。
第三就是关于最前线的数据落地，很多房地产公司要和我们合作，我们会觉得他们没有诚心做这些，所以既然我们能维持下去这种事就算了。
《公益时报》：在走访乡村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不配合的村民时，要怎么办?
林达：跟他们抽烟、喝酒、吃饭，这是关键，永远用外来者的身份跟他们接触就永远是一个局外人，所以这里的关健点是如何更快地进入到他们的角色里。我们整个软件测评的策略研发，都是站在基层人事的角度上的。
直白的讲，影响力测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东西，因为有金主，金主想证明自己干了好事，所以要求投资经理来收集数据，并形成报告，投资经理因为得到任务并写在合约上，所以一定要严格遵守投资托管协议的合约，这就会把压力压给社会企业。所以，在这里面是没有任何动力的，有些时候到最后，受益人是没有得到收益的。
从测评的角度，拿着A4纸，到村子里去做问卷，是不会有人理的，因为这些人很忙，要去田里干活，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价值。所以，我希望我团队里的每个人，都要有田野经验，我很希望从交换的角度出发，让村民在做完调查问卷后会得到价值回报。
《公益时报》：最近在忙些什么?
林达：最近在国外的时间比较多，在做一些国外的项目，最近走访了非洲和南美，在非洲最核心的问题有点像中国的上世纪70年代，中国从没有用电脑端信息传播，直接跳到了微信;从信用卡还没有流行，跳到了微信支付。但在非洲，连微信支付都没有，直接从原始部落的以物换物，跳入到区块链的世界里。
其实在这个世界，如果把自由选择权和参与权还给社区的话，他们能够有各种解决方案的，而不需要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自上而下地把发展概念压下去。SDG在社区或受益人角度来看是很虚的概念。我觉得赋能的关键是我们怎么给他们足够及透明的讯息和掌握讯息的能力，让他们去定义自己的社会发展目标，令SDG去中心化。
《公益时报》：六七月份可以称之为员工跳槽月，山寨城市的员工流动性大吗?
林达：不大，团队从2015年到现在，基本没有核心员工离职，因为社会影响力测评这个领域很新。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能依赖新员工直接能干活，都要有一个培育期，这个培育期可能在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于公司成本来说我很不希望大家走。
我们算一个初创类型的公司，基本每两个月都会有一些很新鲜的事情，这种新鲜感不断地存在，可以把这些人全部留下来。
好项目跟适合的资金配对是关键
《公益时报》：前不久，南都公益基金会出资5000万参与上海禹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设立的影响力投资专项基金“禹禾基金”，致力于推动国内社会企业发展，你对此有何看法?
林达：我认为资本永远不是问题，现在行业里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在项目上，而不是在资本上。很多人说找不到好项目的原因是项目不好，我不认同这一点，我认为是好的项目跟适合的基金的配对问题才是关键。
对于投资基金经理来说，他们需要了解当地的社会问题，他们的任务是飞到全中国的每个县、村，跟当地县长聊天、喝茶。来了解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这是个很低效的事情，很多的项目是小圈子的，许多好的项目是淹没在传统的商业里面的。所以，关键不是缺项目缺钱，而是让投资管理变得更有效率。
《公益时报》：运营山寨城市这么多年，这期间给你带来哪些感悟?
林达：山寨城市80%是非基金会的项目，不论是资本方还是项目方，我们大部分的项目并不是主流的社会企业和社会影响力机构。
其实在主流的行业里，无论是投资公司还是家族基金、商业企业，如果让他们来做大规模的社会影响力、社会价值的项目，他们的执行能力是很强的。
如果让一个主流的投资公司设立一个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会很容易。而让一个现在已经在做社会影响力基金的公司来增加投资额度是很难的。当前，行业内还在辩论商业和公益之间的关系，在没有结论前，这种辩论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行业包袱。
社会影响力的市场之所以没有快速放大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内部市场的人不够努力，而是外部的钱没有被吸引进来。
《公益时报》：对于未来，山寨城市有哪些规划吗?
林达：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把整个公司的结构用区块链技术变成一个去中心化的运营模式，目的是对全部技术平台进行开源。现在法律和商务上很难支持中心化技术的开源版权，所以我们希望以去中心化技术达成这个目标，并希望以该技术对数据伦理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 本报记者 王心怡
